拥有百万雄师的南明为什么打不过只有十万军队的清朝

一、南明政权坐视北方的变局，军阀割据的情况再次出现崇祯在北京去世以后，明朝的历史并没有就此终结。当时明朝还控制淮河以南的大片国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这就是南明弘光政权。此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清军控制了河北地区，李自成退守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河南、山东地区成了权力真空区。清军的主要精力是追击李自成，此时南明最好的战略就是北上收复山东、河南。在黄河建立第一道防线，可南明方面的态度让人寒心。南明内部正在争权夺利，阉党和所谓的东林党反复死磕。为了稳住满清，南明方面主动派遣使臣示好。就这样，清军追击李自成的几个月时间里，南明政权就这么静静的看着。直到清军占领了西北地区之后，南明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清军即将大举南下。南明方面的总兵力有70多万，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为了南京的安全，四路军队驻扎在江淮地区，这也被成为江北四镇。除此之外，在武汉地区还有左良玉的大军。问题就出在这些军队身上，由于中央无力供给这些军队，朝廷最终同意军队将领可以在驻地征集物资。不但如此，就连地方的行政权也交给了那些将领。这就等同于藩镇割据，由于军阀拥有了自己完整的体系，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在顾及中央，而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在国家正常时期，军队依靠国家供养，军队与国家是与荣俱荣的关系。但是当这些军队成为将领的私兵之后，军镇与中央已经完全分离。无论是任何人也触动不了它们，在这一点上和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局面很相似。二、最高层的指挥失误，统治内部的内讧清军仅仅是击败了李自成，并没有彻底消灭他。李自成率领残部向武汉地区撤退，此时驻守武汉地区的军阀左良玉为了躲避李自成，率领自己的军队顺流而下。他与南京的朱由崧本来就有矛盾，他这么做是多方面的考虑。为了围堵左良玉，南京方面命令江淮地区的部队向西移动。这给了清军一个绝好的机会，清军趁机南下。此时南下的清军不过7、8万人，而南明方面的军阀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史可法这个人是一位高尚的忠臣，我们不会刻意抹黑史阁部。但他是一个文人，军事指挥水平相当低。他对剩余部队的一通乱指挥，造成了防御混乱。最终史可法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血战扬州，清军在扬州都干了什么，这一点尽人皆知（比日军还狠）。三、军队的可靠性弘光虽是由江北四镇贪功拥戴得登帝位，但这四镇都趋于独立的军阀，弘光根本指挥不动。也就是说，弘光没有可以依仗的心腹武装队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相对而言，魏晋更替，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手中都执掌着一定数量的军队，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凶的的源头。琅邪王司马睿，在“八王之乱”中采取了低调谨慎的方针，尽量远离争端，避免战祸，保存了实力。后来又依附上了势力雄大的东海王司马越，得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所以说，他是有一定军事班底的。而出镇江东后，司马睿又得到了大门阀世族琅邪王氏中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相助，实力就不容小觑。而赵构原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可是汴梁围急，他因为人在城外，得哥哥宋钦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集结和收编河北、河东各地军队以入援东京，就靠这一道任命书，他集结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宗泽、岳飞等人就在其中。四、民心的向与背话说，东汉末年，烽烟四起，群雄纷争，虽说后来形成三国鼎立之局，但民众的愿望还是天下合一、四海一统。西晋武帝司马炎完成了这一事业，西晋王朝也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正是这一原因，尽管西晋国祚不长（只有51年，如果从灭吴开始算起，则仅立朝37年），它的灭亡，还是换来了无数人的泪水，所以，衣冠南渡后，政权很快稳定，民心容易收拾，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北宋末年的情况，很多书都说，宋徽宗赵佶不理朝政，大量豢养乐师歌妓，广集奇花异石，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样的政府，应该遭到民众的唾弃。可是，我们看靖康二年正月，宋钦宗赵桓赴金营议和日暮未归时，京师百姓自觉排队候驾，从皇宫到南薰门，人头攒动，一望不到边，甚至有人炙火于臂，或自烧其指，或望门侧而拜，即令风寒雨雪、泥淖没膝，也不减其志的感人场面。而在大明朝的天启、崇祯两朝，民变剧烈，除了天灾之外的原因外，主要是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太过严重。而要论明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区域，又当属江南无疑。原因很简单，江南土地肥沃，是官僚权贵追逐、争夺的对象。之前没有在这地区爆发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产量高，佃农租种地主的地交出大量的租税后尚足以糊口；二是发达的工商业为无田农民提供了生存手段。在这两方面情况下，江南地区的民众一时还没有跟随着西北等地揭竿起义，但却也是隐忍待发了。所以，南明政府的建立，民众的期待值并不是很高，反应比较冷淡。而又因为江南物产富足，在明朝中后期单单以一地的赋税，就支撑起了大明帝国的70％的财政运作和开支。然而，“甲申之变”以后，即使辽东、陕西、河南等地已经沦陷或半沦陷，江南的财政仅仅用于自身，百姓的日子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究其原因，是弘光政府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南明立国一年，就从江南赋税中征收的白银高达460万两，这还不够，财政部门还声称实际支出高达700万两，亏损240万两。江南百姓由此叫苦连天，恨不得这个政府早死，听说清军南来，有人甚至还嫌清军太慢，埋怨“清兵如蟹，曷迟其来”！先前的西北等地佃农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带领下，拔刀造反作乱，对各级皇族、官僚、地主分子大加杀戮，使得这些特权阶级逃的逃、亡的亡，广大耕地一下子就成为了“无主荒地”。清朝政府入主北京，新来乍到，为了能征收到赋税，就采用了“谁耕种，谁纳税”的办法，承认了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清政府为了收取人心，根据文臣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就按万历时期的较低标淮征收。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综述以上，江南人民在清政府的笼络下，加深了明朝庭的怨恨，弘光政府的败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