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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在西周时期叫猃狁,又叫犬戎。周代活跃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从周穆王、夷王开始到周厉王、宣王、幽王,对于犬戎的征伐一直是西周重要的军事活动。
一、见诸史书的征伐犬戎(猃狁)之战
《国语周语上》记“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今自大毕、伯氏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后汉书西羌传》说:“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可知犬戎乃一游牧部落,穆王西征,又迫使犬戎迁于太原。太原在今甘肃平凉以东泾川县西北。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太原之戎即被穆王所迁于太原之犬戎。猃狁这个民族,其实存在时间已经很久了。它大约是在西周中期开始崛起。后来又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在西周中后期开始成为周王朝的一个劲敌。直接威胁到西周的京畿地区,周宣王时曾多次对他用兵,但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
《诗经小雅六月》歌颂尹吉甫奉宣王命北伐严允胜利。据“俨狁匪(非)茹,整居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又说:“薄(搏)伐俨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诗经小雅出车》歌颂南仲奉宜王命北伐严允胜利。据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中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俨狁于襄”。“赫赫南仲,薄(搏)伐西戎”。“执讯获丑,薄言(焉)还归,赫赫南仲,俨狁于夷。”
《诗经…小雅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暮)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古文《毛序》以为《采薇》所说严允入侵在文王时,今文齐、鲁以为在懿王时。《汉书匈奴传》也说: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但是诗中所说“一月三捷”,可能是宣王时的事,因为未见懿王克捷严允的记载。
《六月》既说严允“整居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又说“薄伐猃狁,至于大原”。镐即镐京,猃狁即是犬戎,这时正居于太原一带,即是太原之戎。
《史记秦本纪》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日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注云:“见《竹书纪年》。”所谓太原戎,即是迁于太原的犬戎。据此可见周宣王三十一年征伐太原的犬戎,但没有攻克。
二、秦正是在讨伐犬戎中兴起
《秦本纪》载: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秦在讨伐犬戎的过程中逐步兴起,由附庸、大夫而成为诸侯,同时在战斗中帮助周人避犬戎难而东徙。《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当时王叔陈生和伯舆两个卿士争权,晋侯派士句前来王室调解,引起王叔之宰和伯舆的大夫瑕禽争讼,王叔之宰说这是“筚门(柴门)圭窦(小户)之人”欺陵其上,瑕禽驳斥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旄(赤牛)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门圭窦,其能来东底乎?”
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供)祭祀。”可知七个姓的贵族都是全族东徙的。在当时天灾和人祸交迫的紧急形势下,不仅周的贵族大量东徙,一般平民东徙的当然更多。
《秦本纪》又载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接着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所谓“周余民”,就是指大量东徙而余留之民。
原住周原和西都王畿的周大小贵族以及平民,在人祸和天灾交迫下,临时窖藏铜器等财物,仓皇东迁,使得许多周贵族失去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速了西周王朝的衰亡,等到幽王被攻杀,于是不得不把政权机构东迁中原。当时申侯、曾侯引犬戎攻杀幽王,申侯、曾侯是要藉此控制周王室,而犬戎目的在劫略,《周本纪》所谓“尽取周赂去”。
实际上犬戎并未即去,因而避难东徙的周人不能再回归,周人窖藏的铜器因而在地下完整地保留到后世。
三、匈奴之名的起始
匈奴之名见诸史书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猃狁”与“匈奴”都是中原史学家为草原游牧民族起的名字,猃狁原指“丑陋的长嘴猎犬”,匈奴的意思是“一种恶犬”,两者意思大同小异。匈奴是由猃狁演化而来,二者是同一民族,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称呼,他们与华夏民族同祖同源。猃狁这个民族,其实存在时间已经很久了。
从上古到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已从原始氏族,经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时代。在秦王朝建立时,匈奴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头曼单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
可见,此时的匈奴部落联盟还不十分巩固,各部落之间仍聚散无常。不过,种种迹象表明,秦王朝建立前后,正是匈奴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其社会形态已开始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
匈奴的经济生活,一直以畜牧业为主。他们“随美草甘水而驱牧”(《盐铁论备胡》),“逐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生活。因而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狩猎在匈奴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史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子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史记。匈奴列传》)。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不过,到公元前3世纪以前,已有匈奴人学会农业生产,在属于公元前7至3世纪的匈奴族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已发现石臼。因此,认为匈奴“无田畴之积”(《盐铁论备胡》)无“耕田之业”并不完全准确。只是农业生产在匈奴经济中始终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匈奴人已使用铁器,如197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桃红巴拉发掘的一批匈奴墓葬中,除发现有铜制的鹤嘴镐、锥、小锤、斧、凿、短剑等以外,还有铁刀,虽然这里的铁刀被认为“应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但铁器毕竟在这里出现了。
经济方面的变化,正是促使匈奴社会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激烈变化的原因。当秦王朝建立前夕,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在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蒙古高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这支“人习战攻以侵伐”(《汉书匈奴传》的民族,常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当作“侵伐”对象,掠夺内地的人民、牲畜、财产,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尤其是当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中原战事方酣,匈奴趁各诸侯国无暇外顾,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说来,匈奴占领“河南地”犹如一把刀插在背后,但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过程中,秦国不能不把抗击匈奴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任匈奴势力在北方发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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