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抗战治军：日军军令是第二种教材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
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
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叶剑英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期间，他针对红军以运动战为主的实际，大力培养运动战人才，贡献卓著。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所向披靡。两相比较，刘伯承深为毛泽东的卓越指挥才能所折服。以后，随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