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解读：卢沟桥事变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步平、北冈伸一等中、日学者自2006年起开展共同历史研究，成果于2014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读者可以从双方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述中了解历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方学者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前言中称，这场战争长达8年，与日方“早日结束事件的期待和焦虑”背道而驰，并“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
中国学者荣维木认为，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必然性。
那么，一个明明已经平安归队的“失踪”士兵，缘何成为卢沟桥事变乃至全面战争的导火索？近卫文麿内阁“不扩大”事件的方针，为何没有阻止战况扩展？日本陆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媒体舆论的渲染，为何让事态愈发紧张？报告也给出了基于日方史料的说明。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回龙庙地区演习。19时30分开始夜间演习，其内容是：“从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引者注）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黄昏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22时40分左右，从日军演习阵地传出枪声，日军称一名士兵失踪。枪声过后不久，中日双方就日军失踪士兵问题进行交涉。日军要求进城搜寻失踪士兵，遭到中方拒绝。事实上，在中日交涉前半小时，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方仍坚持进宛平城调查。7月8日5时30分，日军从沙岗炮击宛平城。至此，7日晚开始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表面上看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有关“枪声”来自何方的详实史料，因此，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有如下事实可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首先，事变中的日本驻屯军来自丰台，而丰台并非驻屯军的合法驻地。据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使馆区和黄村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1902年，日本“清国驻屯军”（后称中国驻屯军）为1650人，至1936年增兵后达5000余人。因丰台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驻屯军不顾《辛丑条约》的限制，于1936年5月起在丰台强行建造兵营。不仅如此，当年发生两次丰台事件，驻屯军把第二十九军在当地的驻军全部赶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队正是由丰台派出的。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后来也承认：“我想（将通州驻兵的计划改为在丰台驻兵）终于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
其次，事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方针。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即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延期两年复员；海军部也做出“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的决定。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7月11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杉山元甚至认为：“事变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一方面是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现地交涉，一方面是日本驻华总领事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交涉。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占领了北平，随后占领了天津，开始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争。
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
1937年7月发生的日中两国间的冲突事件，尽管引发了全面战争，但双方避免正式宣战，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这也是本次日中冲突的一个特征。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正式宣战要承受美国中立法的适用，因而可能招致与遭到经济制裁同样的后果。另外在日本，人们认为如果把“冲突”升级为“战争”，会为早日解决事态增加障碍。从要准备与原假想敌的苏联和美英进行对决的角度考虑，则必须避免日中纠纷的长期化。因此，日本在战争之初将此称为“北支事变”，在战火扩大后的1937年9月以后才正式改称为“支那事变”。
另一个特征是，日本在整个日中战争期间曾无数次尝试过多种形式的“和平工作”。（在中国称和平交涉或和谈，本文中的“工作”基本上都为和平交涉活动之意。译者注）这也反映了其对早日结束事件的期待和焦虑。但是与希望早日结束的焦虑背道而驰的却是最终战斗超过了8年，比经正式宣战而开始的战争更为激烈，并迫使两国国民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给成为战场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