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聂伯河夜间空降战

1943年，当苏联红军的反击指向了乌克兰的时候，一场空降作战再第聂伯河的西岸上演了。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一起非常罕见的苏军空降行动。不过这场战役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未能取得站前预期想要达到的战役效果。那么接下来就随着小编一起来对第聂伯河夜间空降战进行了解一下吧。

1、奔向大河

在举世闻名的库尔斯克坦克会战之后，趁胜追击的苏联红军发起了一系列反击行动，时至1943年9月下旬，其兵锋直指乌克兰第一大河：第聂伯河。

接连败退的德军打算依河据守，而第聂伯河正是其所谓“东墙”防线的中心，这条防线分为“黑豹”和“沃坦”两段，分别从斯摩棱斯克地区向北延伸至波罗的海、向南延伸至黑海，尽管德军的人力物力并不足以让东墙变为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墙，但是希特勒已下严令固守第聂伯河这道天然屏障。

在第聂伯河的西岸，就是苏军反攻乌克兰的首要目标：基辅，一旦解放了这座连接公路和铁路的枢纽城市，苏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便将获得极为多样化的选择。为达成解放基辅的战役目标，两大兵团正分头推进，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中央方面军将以其最左翼掠过基辅北部，而对基辅的主攻则交由尼古拉·瓦图丁将军的沃罗涅日方面军负责，这两个大兵团于9月20日分别变更番号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

苏军指向第聂伯河的进攻始于9月9日，目标是在10月5日前进抵第聂伯河东岸，出人意料的是，希特勒在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会商后，于9月15日下达命令，允许德军撤退到第聂伯河西岸。

随着德军不战而退，奔向第聂伯河便成了一场竞赛，苏德两军争着要更快到达第聂伯河。由于形势变化超乎预料，加上苏军在此前的夏季进攻中损失颇大，使得此时包括架桥工兵等在内的保障单位都远远落在后面。作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前锋，近卫第3坦克集团军一马当先向第聂伯河疾进，而为了保障坦克和装甲车的行动，整个集团军的各色运输车辆全部“献出”了自己的燃料，甚至连火炮牵引车也同样如此。

在此情况下，近卫第3坦克集团军才得以于9月21日下午接近了这条大河，进抵第聂伯河的布克林河湾地区。这个向东突出的河湾以邻近的大布克林和小布克林这两个村庄命名，大致在基辅以南约280千米处。尽管布克林河湾地势崎岖、沟渠xgQrFS9TTbN9NVEbRxY+yg==交错，极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展开，但这里毕竟是苏军在第聂伯河东岸所控制的第一处渡河集结区，因此瓦图丁将军下令各部继续向这里进发准备渡河。

9月22日上午，苏军士兵利用在附近找到的渡轮，向河弯对岸的扎鲁宾西村送入了一个摩托化步兵营。然而，对岸的德军很快就对此做出了反应，第19装甲师从基辅向南进击扎鲁宾西；而当时正井然有序地向布克林河湾以南的卡涅夫河岸撤退的第24装甲军和第47装甲军，也调出部分兵力攻击近卫第3坦克集團军在东岸的集结区。

2、伞兵临危受命

第聂伯河两岸的战斗于9月23日上午同时打响，苏军兵力不足两面受敌，在复杂地形和运输工具不足的双重制约下，红军的渡河作业受到严重影响，而德军第24和第47装甲军能够在分兵攻击的同时，以另一部兵力加快过河。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距离第聂伯河仍有相当距离的情况下，莫斯科的大本营决定不走寻常路，同意向第聂伯河调派精锐的空降部队。奉命上阵的是作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3个近卫空降旅，即近卫第1、第3和第5旅，总兵力共约10000人，他们在伊万·扎特瓦钦少将的指挥下组成临时空降军，准备从天而降，对近卫第3坦克集团军提供强力支援。

空降作战计划虽然是紧急赶制的，却构思精密，雄心勃勃。3个近卫空降旅将分为两波行动，分别在9月24日和25日夜间降落，任务是在布克林河湾以西建立一道外围防线，力阻德军增援部队进攻滩头阵地。具体而言，第1和第5空降旅在24日晚率先行动，第3空降旅在25日晚跟进，空降区大致划定在第聂伯河西岸25千米的区域内，伞兵们将会建立起约15千米宽、25千米深的防御区。

为实施此次空降行动，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司令部紧急调集了180架运输机和35架滑翔机，奉命上阵的里-2双发运输机乃是苏联按照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的授权改进制造的DC-3型运输机。在行动的第一个晚上，预计将出动500架次飞机，运输机从莱布林地区的5个机场起飞，距规划的伞兵降落区的距离从170千米到220千米不等。

伞兵一直是苏军的一个精锐兵种，不过自卫国战争开始以来，苏联伞兵并没有获得过空降作战的机会，倒是更多地以步兵的身份投入交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空降部队的实力。在此次参战的3个空降旅中，尽管在军官和士官中不乏经验丰富的老手，但大多数普通伞兵只经历过3～4次跳伞练习，而且许多人以前从未真正从飞机上跳过伞。

可以肯定的是，在临危受命的3个近卫空降旅中，绝大部分战士都是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的，每一名伞兵都配备一具PD-42型降落伞、一支备弹200发子弹的卡宾枪、6枚手榴弹、一把匕首和一包美国提供的C战斗口粮，连排长还配有手枪、手电筒和信号枪，各连的重武器排装备45毫米口径反坦克炮——这是伞兵部队威力最大的武器。

3、正好飞进了火网

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伞兵的调动并不顺利，运送3个空降旅的火车延误，而临时抽调的里-2运输机也集合缓慢。无奈之下，瓦图丁将军只得推迟行动时间，把空降改在9月25日和26日两个晚上进行。由于克拉索夫斯基上校的近卫第1空降旅在开进途中严重延迟，原定第二波行动的贡恰罗夫上校的第3旅改在第一晚空降，其指定着陆区是雷齐谢夫镇东南地区，而西多丘克上校的第5空降旅在卡涅夫镇西北面降落。

25日18时30分，搭载着第3空降旅的运输机以每架间隔10分钟的频率起飞，当第一批飞机越过第聂伯河西岸时，飞行员们开始面对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尽管持续了一整天的大雨那时已经结束，但却在河岸地区留下了严重的雾霾，使得能见度下降到不足5千米。

在事先并没有对空投区进行过详细侦察的情况下，能见度的制约就成了大麻烦，更何况这还是一次夜间空降。不管怎样，当最初几架运输机开始投下伞兵时，至少还没有受到德国高射炮的干扰，然而当一批白色的降落伞在头顶“绽放”开来时，德国人就立即反应过来了。

在第一批充当引领者的伞兵在地面上发出预先安排好的一系列信号弹时，精明的德军士兵判断出了苏军伞兵的意图，便开始发射他们自己五颜六色的信号弹。这一伎俩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纷飞的各色信号弹让头顶上的苏联飞行员大感困惑，结果很多飞机都把伞兵投到了错误的地方。

在里-2运输机开始投放伞兵的同时，德国人用各种口径的武器对空开火，在其中一架飞机上的格里高里·丘赫莱依中尉，一位后来成为著名电影导演的伞兵记得，“我们的飞机越接近前线，高射炮的声音就越刺耳，探照灯探测天空，照明弹不断发射，我们正好飞进了高射炮的火网……”

防空火力迫使飞行员爬高，结果许多伞兵不是在计划中的500米高度，而是在高得多的空域中跳伞的，这进一步加剧了混乱。“飞机的嗡嗡声在头顶响起，然后数以百计的曳光弹向上飞舞，天空变得像白天一样亮了”，伞兵利克特曼抬头看去，“一场可怕的悲剧在我们头上展开，曳光弹穿透了降落伞，尼龙制成的降落伞立即起火，天空中出现了几十个燃烧着的火把，两架飞机正在坠落，有的小伙子像石头一样从飞机上掉下来，连打开降落伞的机会都没有，一架里-2在离我们200米的地方坠毁，我们冲向飞机，但没有生还者……”

利克特曼不知道的是，在他所观察到的一架失火坠落的飞机中，就载着近卫第3空降旅的指挥官贡恰罗夫上校，他和他的参谋们一起牺牲了。

4、处境险恶

按计划，第一批降落的伞兵应该通过信号弹和地面信标来引导后续飞机，但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接着到来的运输机飞行员只能把第聂伯河本身作为参考标志，分别来自5个不同机场的飞机以不同的航向和高度接近，最终在不同的地点投下了它们所运载的伞兵。

大多数伞兵飘散在25千米宽、65千米长的广大区域内，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准确降落在了指定的区域内。有一半以上的伞兵落在距离目标区域15千米远的地方，有部分人则被强风吹到了向南偏移60千米的地方，有的人直接落进了第聂伯河，还有100来人竟然降到了河东岸，也有一些伞兵径直落入了近卫第3坦克集团军在西岸建立的滩头阵地。

令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这次苏军的夜间空降实际上正指向了德军的集结区。9月25日这一天，德军的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正在向布克林河湾地区进发，他们的行军路线正好穿过苏军的空降区，结果相当数量的苏军伞兵发现自己直接就降落在了德军营地的正上方。

在完全出乎预料的混乱情形中，驾驶着运输机的空勤人员不再保持无线电沉默，他们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了空降现场的严重情况，并在返回机场后又进行了口头报告。各种不利的消息被汇总起来，传递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司令部，在做出整个空降行动已不可能达成战役企图的判断之后，瓦图丁将军做出了取消剩余行动的决定。

到瓦图丁下了这样一个决心的时候，已经出动的运输机约300架次，投下的伞兵人数大致为4500人，其中近卫第3空降旅基本上全部空投完毕，但是45毫米反坦克炮等重武器还来不及投放，近卫第5空降旅有一半人还没有出发，两个旅的近600个装有武器、设备和弹药的空投罐也没能投放。

地面上的4500名伞兵处境极为险恶，除了正从该地区过境的装甲师和摩托化的战斗编队外，当地还正集结了数千名德军的治安部队，这些人原打算在26日展开一次针对当地游击隊的扫荡行动。伞兵从天而降之后，这些安全部队被要求改变作战意图，转而开始在该地区扫荡搜索苏军伞兵。

战斗混乱而残酷，许多伞兵在落单或三五成群的情况下陷入苦战，牺牲、负伤或被俘。直到天亮以后，零散的战士才能逐渐聚集，组成较大的分队，但是军官和士兵彼此失联的情况仍非常普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5空降旅的旅长西多丘克上校在降落到卡涅夫森林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独自一个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搜索与反搜索的战斗继续着，德国人派出侦察机低空飞行，在发现苏军伞兵后立即用机枪扫射，并向地面部队通报情况。另一方面，当地的游击队也开始尽力帮助本方的伞兵，他们努力找到并引导散落的伞兵，并给他们带去宝贵的口粮。

德国人对空降区域的村庄实施了野蛮的扫荡，许多被俘的伞兵被立即处决，那些为伞兵提供援助或庇护的当地村民也被打死，同时，德国当局向当地居民许以重金诱惑，要他们提供有关伞兵的线索，此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在坚持战斗的伞兵中不乏英雄主义事迹，而同样的英勇表现也存在于普通民众中。当15岁的少年安纳托利·加年科发现了一名受伤的伞兵上尉后，便和自己的母亲一起庇护和帮助他，当这名上尉离开时，他留下了一面国旗。两个月后，胜利进军的红军解放了这一地区，母子俩上交了这面国旗。1976年，在卫国战争结束30多年后，经过多名伞兵的集体请愿，加年科母子双双被授予勇敢奖章。

5、坚持到了最后

由于始终无法与对岸的伞兵建立无线电通讯，瓦图丁的司令部只能依靠空中侦察、还有游击队的零星报告来获取情报。在了解到仍有大量幸存者在继续战斗之后，苏军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组织了新的空投，主要是投下补给物资以及3个无线电分队。但是投下的无线电分队有如石沉大海，后来确定他们都成了德军扫荡行动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还有更多伞兵小分队被打垮，利克特曼所在的那群人在第聂伯河岸被德国人追上，有人开枪还击，有人跳进了河里，利克特曼被爆炸的气浪震晕，醒来后发现自己成了俘虏。不过，在经历了近6个月的痛苦监禁后，利克特曼凭借自己受过的严格训练设法逃离了战俘营，加入了挺进中的红军。

虽然处境极端恶劣，但是伞兵并没有被打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反倒越来越多地集合起来。到10月初，北边的一片空降区里集合起了大约1000人，而在南面，第5空降旅旅长西多丘克上校在切尔卡西森林集结了近1200人。西多丘克把收拢的伞兵编成了一个临时旅，不仅编有3个营，还有4个旅部直属排，分别负责侦察、通信、工兵和反坦克任务。

在游击队的帮助下，西多丘克旅终于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司令部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而从那时开始，西多丘克的部队就开始受领新的作战任务。伞兵们与游击队员结伴行动，一起袭击德国人的军营，对小股敌人实施伏击，或者对铁路和公路展开破坏，俨然成了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有效武装。而经过努力，伞兵们还在切尔卡西林地里布置了一条简易的降落带，来自后方的小型飞机可以在其上起降，送入补给和指令并接运轻重伤员。

令苏德两军都始料未及的是，这次未能成功的空降行动收获了意外的效果，由于布克林河湾的争夺在10月份仍陷于僵局，这里就吸引了第聶伯河西岸德军的主要注意力，与此同时，重新评估了形势的瓦图丁将军巧妙地将攻击的主方向向北移到了靠近基辅的河岸地带，并成功地在鲁特日河段大举渡河成功。

这样一来，德军在第聂伯河西岸的防御几乎全线瓦解，基辅的解放也就指日可待了。11月3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开始向基辅发起大规模钳形攻势，经过数日艰苦战斗，乌克兰首都于6日宣告解放。

10天后，在西多丘克上校领导下的临时伞兵旅与友邻部队胜利会师，并继续配合地面友军行动。当这支伞兵部队在11月下旬被运回莫斯科地区休整时，尚有近千人的规模——从空中插向第聂伯河西岸的奇兵劲旅，就这样坚持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