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 冤杀了数百官员连坐杀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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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当时各地每年被派去京师户部核对账目的官员为了应对严格的财政收支核对结算要求，便都会在入京时携带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须修订账册数据时使用。

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大怒，觉得官员们串通弄虚作假、藐视朝廷纲纪，为了维护国家财政制度的严肃性，下令诛杀涉案数百名官员，连坐被杀万人。

那官员们为何不按朝廷的财政制度规范操作而会想到使用“空印文书”呢？

财政制度的规定

按明朝初期规定每年年末各个地方都要派遣计吏，带着记有当地一年财政支出和钱谷收入数目的公文账册至户部核报结算，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数据的真实准确，只有地方上报数目与户部（即为当今的中央财政部）记录数据完全一致才可结项。若稍有差错，就要被驳回重造账册，再次加盖原衙门官印。

“空印文书”的出现

众所周知，粮食等实物税款在运输过程中必然有损耗。地方账册上记录的实物税款（即粮食等）数据主要是依据物资在当地“发货”时核对的历史数字；户部记录的数据是每次“验收”时的实收数合计所得。所以，年底户部与地方对账难免会发现数据存在出入。若按制度规定，地方计吏在与户部对完账后发现差异还要回地方重新造册用印，这来来回回路上所耗时日必然影响户部审核年度财政收支工作的进度。

于是官员们想到了一个“对策”：地方官吏在去京城呈报时，随身携带一份由本地府衙加盖了官印的“空印文书”，以便在与户部确认最终数字后，若存在不一致可在京城就地重新填报。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免得地方官员往返颠簸。

“空印案”发生的缘由

地方官吏使用“空印文书”的行为肯定不妥当，但究其根源还是当时制度规定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

第一，忽略了实物税款在运输过程中会发生自然损耗的事实。即地方上记录的出发地原始数据与经过长途运输到达户部验收时的数字必然会不一致。

第二，未考虑到地方官员重新回原地造册用印的可行性。明朝地域辽阔有的地方到京城单程就要几个月，若数据稍有出入就需地方计吏回原地重新造册用印，严重影响户部工作的效率。

这些因素导致官员们无法“真正”按国家财政制度规定履行“对账”工作，只能无奈地选择携带“空印文书”入京对账结算，保证“形式”上的规范。

总结

“空印案”的发生让人不禁联想起现代企业中常见的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制度与实施两层皮的现象，而上文归纳的“空印案”发生缘由则为企业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启示：企业规章制度未能有效实施可能并不只是执行者的问题，同时也应该反思制度本身是否贴合企业实际情况，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从而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促进制度的有效执行。

空印案：一场由明太祖朱元璋幻想出来的“集体贪腐大案”

有明以来，一直有这样一条规定。

每年，全国各地的布政使司，州府，县衙，一概和民政相关的部门，都要向户部递交当地钱粮税收以及各项财政收支，而所谓钱税，在古代，说白了就是粮食。

作为地方长官，每年当地产粮多少，入库多少，向朝廷奉送多少，都是要明明白白地登记造册，和户部进行核实，确定数据无误，分毫不差，才可以结清今年的账目。

理论听起来或许有些干瘪，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在位时，明朝的首都是在南京，所以地方官员汇报钱粮，都要到南京户部来核实账目。

光是账本来了还不行，因为账本就是白纸一张，口说无凭，写出来也未必算数，所以但凡核算钱粮，官员们必须一手拿粮，一手造册，做好两手准备，再来户部核算。

在这种严查政策之下，每年的春节一过，各地负责民政的官员们都不免要牵骡子套马，大车小辆，带着上一年的钱粮和账册赶奔南京。

朋友们，古代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所以南京城不是你想来就来的。

江浙沪地区的的官员们还好，一来路途比较近，二来大可以走水路，免去奔波之苦，但云贵川晋陕这五省的官员们可算是倒了血霉了。

这些地方的交通并不发达，云南多山，贵州多岭，川蜀多盆地，晋陕多戈壁，一路上崎岖难行，路途遥远，官员们二月从属地出发，到了南京，基本上就已经是五月中旬了。

路途虽然遥远，但若是能平安抵达，查验无误，顺利交接，倒也算了，但问题在于，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江浙沪地区的官员们离得近，几日就能下金陵，所以其中并不会有什么变故，但西南，西北地区的官员们来一趟就得小三个月，一路上舟车劳顿，银钱消耗，钱粮磨损，总是少不了的。

这很好理解，毕竟穷家富路，出来旅游（公办），总是要花钱的。

但问题在于，在这条外出公干的路上，远远不止花钱这么简单。

路途颠簸，一路上的意外状况又十分之多，有在云南一带遭遇瘴气毒烟的，官员们顾不上许多，只能弃马而逃。

有在贵州翻山越岭实在翻不过去的，只能轻装减负，把一部分粮食寄放在驿站和哨所，有过蜀中把车轮子陷在沼泽地的，结果只能丢车弃马，简装出行，还有在陕甘大戈壁遇上马匪，钱粮被抢了个一干二净，只能勉强捡条命回来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十分关键的信息，那就是：

那些路途较远的官员所运输来的粮食，在路途中难免会有磨损。

或因天灾，或因人祸，很少有不缺斤少两的。

出发的时候运的是一千石粮食，一路上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南京恐怕就只能剩下九百七八石了。

短缺的数额不是很多，但出发时在登记造册，在账本上黑纸白字，明明白白地写的是一千石，到如今只有九百多石，户部的官员一看，认为有虚报钱粮之嫌，拒不接收，地方官员没辙，只能打道回府，重新造册，重新再来。

五月由南直隶出发，返回地方，大概已经是七月份，官员们精疲力尽，叫苦不迭，但皇命在身，不敢耽搁，于是又重新造册，带上账本，装上粮食，回转方向，再奔南京。

一切重头来过，但路还是原来的路。

仍有道路崎岖，仍有毒虫猛兽，仍有马匪拦路，结果一来二去这么一折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再到南京城，发现原本满打满算的一千石粮食又磨损消耗了十多石，到如今只剩下九百八十多石。

（金陵城）

户部的官员们不是不通情理，而是高皇帝朱元璋早有规定，钱粮收支查验，交由户部核算，需照章办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

地方官员拿来的账本写的是一千石，可如今交上来的粮食却只有九百八十石，帐货（粮）不符合，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入库。

朋友们，此时已经是九月中旬，夏天都要过完了。

地方官们来回走了四遍路，当然不肯再浪费时间，他们十分诚恳地向户部解释，不是自己吃了亏空，也不是虚报钱粮，而是下官所辖之州郡，距离南直隶实在是太过遥远，一路上人困马乏，舟车劳顿，粮食难免会有磨损，皇帝治贪手段强硬，只消贪污纹银十两，下官的这颗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又何敢贪墨百姓钱粮呢？

所以这一番缺斤少两，只是磨损，何况磨损也不是太多，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何必那么较真呢？

地方官一番话，说的是楚楚可怜，极能打动人心。

他们说的虽然有些添油加醋，但却是实话。

其实不用地方官解释，户部的官员们自然知情，运输之损耗，在所难免，军中行粮，朝廷账面上发了一万石，到营中惯例只有九千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路上颠簸，粮食总要撒在路上一点，长途跋涉，负责押运粮食的士卒也要就地取粮，这已经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了。

不成文的规定有一条，可是太祖朱元璋成文的规定也有一条，那就是账本上的账目和所收到的钱粮必须一致，如不一致，严禁私自入库。

（运粮）

碍于这条规定，户部的官员们虽然表示理解，但也只能推说爱莫能助。

不过南直隶的户部官员们倒也不是冷硬横的官僚，他们还是十分贴心的为地方官员们指明了两条道路。

第一条，就是拿着您的账本和粮食重回属地，重新造册，然后重新押着粮食再来。

这条办法很直接，很简单，但对这些地方官员们来说，却是一条再也走不通的路了。

因为他们已经试验过一次，发现这根本就是重复了上一次的错误。

今日若是回了属地，造了账本，押上粮食再来，一路上又难免有磨损，到了户部，仍然是账本上的数额和实际运粮不相符，到时候户部不给交接，又把我们支回去，我们岂不是还要白跑一趟？

运粮运粮，一趟一趟，粮食必然在路上损耗，户部又必然还会再把我们支回去，这岂不是陷入了一种永远无法终止的循环之中？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地方官否定了第一条路，户部的官员们又给他们指明了另外一条路。

这另外一条路，方便快捷，省时省力，但就是有点铤而走险。

明代的钱粮造册，使用的是统一制式的账本，这种账本随处可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真正让账本成为法定材料的，是印在账本之上的官印。

（官印）

各地官印大小不同，字数不同，字迹也不尽相同，所以很难造假。

往常，地方官员在出发前，往往将一年的钱粮税收写在账本之上，然后加盖官印，将账本携带在身上，来年递交南京户部。

请注意，地方官们随身携带的是账本，但官印却从不外带。

原因很简答，因为官印是证明官员身份的唯一有效凭证，只此一枚，关系重大，唯恐丢失，所以概不外带。

很多地方官员到了南京户部，发现粮食和账本上的数额不符合，有些爱耍小聪明的，往往想要通过更改账本上的数额来到达账册和实际数量一致的效果。

想法很好，但问题在于，先前所记录的数字一来已经不能再涂抹修改，二来就算是可以临时造册，身上并无官印，如不加盖印章，那么这临时造出来的册子，便成了伪册。

由此，户部的官员们替地方官想了个法子，既然账本通用，关键在于官印，诸位大人大可多找些空白的账本，提前加盖官印，从属地出发后，到了我们南直隶再清点粮数，看一看磨损多少，消耗多少，再将这个已经查实的数额写在账本上，足可万无一失。

来时运一千石，到了南京只剩九百石，那便在提前准备好的，已经加盖了官印的账本上写上九百石。

如此一来，你们不用再折腾，也方便我们户部办事儿。

此举一出，各地方官员纷纷效仿，提前加盖官印的账本一时间风靡于明朝官僚之中，时人称为“空印”。

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个空印开始讲起。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官员私用空印一事原本在底下施行得好好的，但却不知道如何竟被太祖皇帝朱元璋给知道了。

《逊志斋集·卷二一》：“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根据史书的记载，朱元璋同志在知道官员们擅自使用空印，提前制造空白账册之后，盛怒无比，认为官员们沆瀣一气，欺君罔上，实在是大逆不道，于是立即下令，凡有参与“空印案”者，尽皆处死。

皇帝本以为，空印案的性质虽然恶劣，但却未必有多少官员参与，结果秋后问斩，皇帝拿过被处决的官员名单一看，居然有将近八万人牵涉其中，被自己送上了西天。

皇帝要杀人，谁也拦不住，但实际上，朱元璋发起的这一场死伤甚众的空印案，实在是有点空穴来风。

因为如果读者朋友们仔细地审阅了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这些使用空印的官员，其实并没有违反明朝法律中的任何一条内容。

皇帝要求的，仅仅是钱粮账目，府必合省，省必合部，不管运来多少，到了南直隶户部，都必须账目和数额一致。

但皇帝所要求的一致，却几乎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运粮必然有损耗，账面必然不一致，官员们想要既符合皇帝的规定，又要按时完成工作，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而为了满足皇帝的规定，同时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官员们事急从权，不得已之下才采用了使用空印的办法。

（《大明律》局部）

并且，所谓空印，也就是提前加盖印章，其实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律法。

这是最关键的。

官员们没有贪污，没有腐败，没有官官相互勾结，没有虚报钱粮，没有篡改数额，也没有私吞民脂民膏，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明王朝官僚体系中的工作结构。

并且，翻遍《大明律》和《御制大诰》，作者都没有发现过任何一条有关擅自使用空印的罪名。

既然如此，官员们何罪之有？

封建帝制时代的统治者无需回答社会提出的每一个质问，真正的答案，或许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了。

但按作者来看，如果这件事儿发生在别的皇帝身上，有可能会成为千古遗案，但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身上，却并不稀奇。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的父母双亲都是因为元王朝的黑暗统治和官僚腐败而活活饿死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元璋对官僚阶级和统治阶级是深恶痛绝的。

不过现在自己已经当了皇帝，总不能自己讨厌自己，所以他唯一厌恶的，就只剩下官僚阶级。

朱元璋当过农民，做过和尚，还兼职过一段时间的乞丐，他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恨极了贪官污吏。

空印一案，并不是贪污案，本质上来讲，只不过是一个规则修改的案件。

大臣们所犯之错，不是贪污腐败，而是自行修改皇帝既定的规则而未经通报。

在这种程度上，皇帝自然会认为，官员们结党营私，欺瞒了自己。

结党，结的是利益党，营私，营的是百姓利。

（乱世）

在封建帝制时代，官员们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和有违常理的行为，都会挑动起皇帝敏感不安的神经。

朱元璋会猜测，会恐惧，他会充满猜忌地去幻想官员们会如何利用空印去如何贪腐，如何压榨人民。

而一旦这种想法在皇帝心中根深蒂固，那么官员们违法于否，就已经不再重要了。

是的，朱元璋从来就没有从父母双亲被活生生饿死的那一天中走出来。

他们被统治者碾压，被贪官漠视，被恶吏虐待……

父母亲骨瘦如柴，死时只剩一副骨架的凄惨画面历历在目，这个冷酷无情的大明开国皇帝不会允许他治下的官僚们有再次迫害大明百姓的可能。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朕今天不仅要杀空印之案的官员，朕还要杀尽天下贪官。

即便，这种官员迫害贪污百姓的想法，是皇帝幻想出来的。

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

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唐》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棍，看你老不老实！”

这杀威棍真是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