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国民党党徽？细数八路军新四军的识别标志

真实八路军普通士兵，拿日本步枪，戴青天白日帽徽

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八路军士兵，大多都是穿着一身油亮的皮衣，拿的是小巧玲珑的手枪，帽子上是两颗纽扣。如下图：

如这张照片所示，吴奇隆穿的就是一件绒毛衣领皮大衣，身边的女八路腰间是一把手枪，两位八路军帽子上没有帽徽只有两颗黑色的纽扣。然而，你见过真实的八路军普通士兵吗？可能跟你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他们拿的是日本步枪，戴的是青天白日帽徽。请看下图：

这是八路军的普通官兵，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帽子上面都有一颗帽徽，是青天白日帽徽。帽徽下面才是两颗纽扣，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八路军帽子截然不同，很显然电视剧中的八路军军帽忽略了这个细节。

再看武器装备，他们拿的根本不是电视剧上的手枪，而是日本的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很明显这是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主力部队一般优先装备三八大盖，而电视剧中那种老是拿着汉阳造、老套筒等老式步枪千年不换的戏码显然是不现实的。

再来看这位八路军普通士兵，显然是一名军号手，帽子上也有帽徽，扛的是三八大盖，竟然还有臂章，而且不是电视剧那种汉字臂章“八路”，而是数字加字母的“18GA”臂章。原来这才是八路军普通官兵的真实面貌，拿日本步枪，戴青天白日帽徽，电视剧中的帅哥和美女一直以来都演错了……

那么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国民革命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为纪念八路军、新四军成立80周年，中国军网微信特推出专家系列稿件，从不同视角去介绍历史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说起八路军、新四军的识别标志，很多人都能想到臂章和帽徽，可是你知道八路军、新四军都戴过哪些臂章吗？另外，八路军、新四军的胸章及领章是怎么回事？

八路军归国民党领导吗？八路军隶属于国民党吗？八路军为什么戴国民党帽徽？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帽徽一样吗？新四军标志图片？八路军国民党帽徽？新四军军服和八路军军服的区别？

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佩戴国民革命军陆军帽徽

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国民革命军陆军帽徽，即“青天白日”帽徽。

就是这个“青天白日”帽徽，当时在八路军部队中引起很大反响，以致出现了一次令人头疼的“换帽子风波”。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摄，《西行漫影》）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摄，《西行漫影》）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面对这些问题，红军进行了普遍深入的统一战线教育，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全国以至对日作战的重大意义等。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1937年9月3日，一二〇师抗日出征誓师大会，贺龙师长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那么，八路军、新四军什么时候不戴青天白日帽徽了？有一种说法，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事实上，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取消青天白日帽徽。皖南事变后，确实有新四军官兵出于义愤不戴国民党帽徽，但是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并没有明令取消帽徽。因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当时还需要这个名分，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帽徽是我军合法化的标志之一，不取消帽徽，就是为了不给国民党造成口实。即便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立刻取消帽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即举行重庆谈判，先后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于1946年1月31日通过“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中共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决议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中共武装纳入“政府军”。这种形势下，八路军、新四军不可能取消国民党帽徽。

新四军第二任军长陈毅

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开始。八路军、新四军番号相继取消，并不再戴帽徽。但也不是一下子全部取消，直到1947年，还有戴国民党帽徽的。有一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野战军领导人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人仍戴着青天白日帽徽。

清风店战役后，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和被俘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谈话。

八路军臂章主要有“八路”和“18GA”两种

八路军、新四军的臂章为长方形，佩戴在军衣左袖上臂部位。人们最熟悉的八路军、新四军臂章莫过于“八路”和“N4A”了，但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过多种版式的臂章。

最早的八路军臂章规格为8.5×6.5厘米，白色麻布底，蓝色印制，中间有“八路”名称。稍后佩戴的臂章，也仅有“八路”名称，可是中间套了一个椭圆型框。八路军1938年佩戴的臂章，下方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度佩用”字样，背面加盖有所属部队的印章。八路军1939年佩戴的臂章，规格为8.6×5.8厘米，双层白布底，印蓝色字，正面中间印“八路”两个大字，下面印“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佩用”，背面印“尽忠职务、严守纪律、实行主义、完成革命”。八路军臂章佩戴年度也有印公历“一九四年度”的，也有不印佩戴年度的。早期“八路”的的字体都是楷体，后期多为美术体。书写顺序最初为左书，后改为右书。

各种“八路”臂章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关于“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此后便制作中文数字“十八集团军”臂章，其规格大小、图案设计与1938年度八路军佩戴的臂章基本相同，仅将中间的“八路”二字改为“十八集团军”，背面有师别、职别、姓名、编号等栏。在抗战中后期，八路军许多部队佩戴当时国民革命军统一的标志，在臂章中采用阿拉伯数字和符号表示“十八集团军”，即“18GA”（GA表示集团军）。还有一种简易的“18GA”臂章，不带蓝底和椭圆形白框，只有“18GA”字样和配用年度。书写顺序，中文数字一般为右书，阿拉伯数字的均为左书。

八路军是国民党吗？归国民党领导吗？

八路军不是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合作前叫“红军”，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八路军”这个称号是经过"西安事变"后，特指国共合作期间产生的，在国共合作期间，原则上当然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但实际上是由CCP领导的部队，受国民政府发放军饷（新四军一样性质）。国民政府每月按照三个师4.5万人的编制向八路军拨款63万法币左右，但是这笔钱只是拨付给战斗部队的军费，陕北机关单位以及根据地武装都都不在拨款之列。虽然那时候法币还比较值钱，1937年的时候还能买一头牛，并且在共同抗战的初期这些军费还能如数发放，也就是在八路军刚刚成军的时候，国民政府从武汉运来4.5万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挂包、军毯等装具，而当时的军帽上就带有青天白日帽徽。在内战时期，CCP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变成"解放军"，完全脱离国民政府的指挥，是独立的军队，这时候才不属于国民政府。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而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又把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于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但由于八路军名声远扬，且八路军内部对此叫法已成习惯，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仍沿用八路军番号，人民群众亦习惯称这支部队为八路军，在非正式场合，八路军这个称号一直沿用。直到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十八集团军”臂章

“18GA”（十八集团军）臂章

佩戴“18GA”臂章的八路军干部

除了上述统一配发的“八路”和“第十八集团军”臂章，八路军所属部队也制发了多种臂章。这些臂章样式一般都与八路军臂章相似，蓝字蓝底，椭圆形白框。如“十八集团军115师”臂章、“第八路军120师”臂章。

十八集团军115师臂章（D为师的代号）

第八路军120师臂章

1938年12月以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曾制作佩戴“山纵”臂章；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范子侠部接受共产党领导，改称“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简称“平汉纵队”），曾制作佩戴“平纵”臂章。1940年6月7日平汉纵队改编为八路军新编第十旅，便开始佩戴统一的“八路”臂章。中共掌握的山西新军决死队也佩戴“决死队”臂章。这些臂章都与八路军臂章形制相同。

八路军“平纵”臂章

山西新军“决死队”臂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番号并没有立刻取消，八路军臂章继续使用。到东北的八路军部队，1946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很快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改戴东北民主联军臂章，其式样、格式与八路军臂章相同，只是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字样。1946年以后，各地八路军番号取消，八路军臂章不再使用。

东北民主联军臂章

新四军常见臂章为“N4A”和“新四军”两种

有人说新四军有过两种臂章：先佩用的是汉字“新四军”臂章，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改为字母数字“N4A”臂章。这是不准确的。第一，新四军不止两种臂章，“N4A”和“新四军”臂章只是常见的两种；第二，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就用过字母数字臂章，皖南事变之后也用过汉字臂章。

新四军曾佩戴过多种图案和文字的臂章。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设计的新四军臂章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用木刻当印版，着蓝色印在白布上，发给指战员佩戴。这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最早的新四军臂章

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发展了，原来印制的臂章不够用了，叶挺军长又指示设计新臂章。为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新臂章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N是英文NEW（意为新）的开头字母，4（代表中文“四”字），A为英文军（Army）的开头字母（也是军的代号）。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用”，即1939年使用。

1939年的“N4A”臂章

此后，新四军开辟皖南、皖东、江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队伍进一步壮大。1940年版画家马达又设计了新臂章，正中是一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左下方为“抗敌”二字，右上方标明“1940”。

1940年“抗敌”臂章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的美术工作者庄五洲受命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借鉴1939年“N4A”臂章，并参考八路军臂章样式，“N4A”底衬白色椭圆，在上方左右两角各加了一个五星，中间标明“1941”，整个臂章为黑白两色，庄严肃穆，以纪念皖南事变中的死难烈士。

1941年“N4A”臂章

不久，1941年的“N4A”臂章被简化为仅有“N4A”字样的蓝白色臂章。这种臂章用石版印刷，线条简洁流畅，配以白底蓝字，醒目有力，深受新四军官兵喜爱。新的“N4A”臂章很快就在新四军中广泛使用，也成为人们最熟悉的新四军臂章。

简化后的“N4A”臂章

其实，新四军也有中文“新四军”字样的臂章，与当时国民革命军臂章形制、图案一致。而且不仅在抗战初期，在抗战中后期都佩戴过。

“新四军”臂章

1940年“新四军”臂章

1942年“新四军”臂章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并鉴定了“双十协定”。根据“军队国家化”的协议，中共军队将整编为政府军。为配合这一形势，新四军英文缩写臂章不再使用，启用中文“新四军”字样的臂章，此臂章一直使用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

1945年“新四军”臂章

1946年“新四军”臂章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胸章

八路军除统一佩戴臂章外，还发过一种布质胸章，是佩戴在左胸的识别标志，长方形，尺寸与臂章差不多，一般上书部队番号、姓名、配用年度。

杨成武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我和大家一样，也领到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和一顶圆军帽。一看就知道，这是阎锡山部队的军装。另外，还有一块胸章和一块臂章。胸章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臂章上赫然三个大字：八路军。这是我们区别于国民党部队的标志。”战士们“对那两块胸章、臂章特别感兴趣。围成一堆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明白后便开始往军装上钉。开始时，他们连位置也搞不清楚，有的把臂章钉到胸前了，有的把胸章钉到右胸上了。”看来，当时臂章和胸章是一起发的。

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贺龙的胸章

八路军、新四军的胸章，与当时国民革命军的胸章相同，布质，长方形。将官胸章的边框为红色，没有兵种色带，左侧的三角数量与领章上的三角数量相同，当时在国民党军中有“见红就立正”的说法，就是指见到红色边框的将官。贺龙是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中将衔，所以他的领章就是红边。

新四军准尉胸章

新四军华中军区电话训练队学员胸章

校官的胸章为黄色边，尉官的为蓝色边；左侧一竖杠为兵种色，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步、骑、炮、工、辎重5个兵种；黑色三角表示阶级（军衔），数量与其领章上三角数量相同。新四军准尉和电话训练队学员胸章就是蓝边，表示尉官，准尉的兵种色为黄色，表示骑兵。

八路军士兵的胸章

士官和士兵的胸章都是白底黑字，没有色框，士兵的军衔是在黑三角后加兵种色杠，其它内容与军官相同。上图八路军士兵胸章红色竖杠代表步兵，3颗黑三角为军衔，1颗为二等兵，2颗为一等兵，3颗为上等兵。

八路军和新四军机关的金属证章

除了布质胸章，八路军总部机关人员还配发过一种圆形金属徽章（也称胸章、证章），铜质，直径3.2至3.4厘米，有“陆军第十八集团军”（或“第十八集团军”）和“总司令部”字样，有的还有“第八路军”四字或“青天白日”图案。这种金属徽章是一种识别证章，佩戴在左胸前，也称之为胸章，一般为司令部等机关人员配发。

不同图案的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金属徽章

另外，新四军司令部、抗日军政大学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等也颁发过圆形证章。

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证章

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证章

部分八路军部队佩戴过领章

提起八路军的臂章，人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一说八路军的领章，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互联网上更是说法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如：“历史上八路军战士都有领章帽微臂章，但电视抗战片无领章。”“抗日神剧惊现八路军配红领章，这是混搭的节奏啊！”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第一，八路军的确有领章，而且有照片为证。第二，不是所有八路军都有领章，只是部分人员戴过领章。

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新华社摄影记者石少华摄）

这张著名照片拍摄于1939年5月26日延安杨家岭抗大门前，照片题名也叫“毛泽东在延安和两个小八路亲切谈话”。照片中的两个小战士大个儿的叫安定宝，小个儿的叫刘长贵。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小战士都穿着八路军服装，戴着领章。有些人以为是儿童团，其实他俩可是正规部队，当时都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当通讯员。抗大学员和工作人员均穿着八路军服装，所不同的是还佩戴一副抗大领章。领章是黄铜做的，红底金字，“抗大”两个字凸出来，分列左右。

佩戴抗大”领章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

照片中，罗瑞卿时任抗大副校长，他就佩戴抗大领章。不光是抗大有领章，一些八路军其他学校也有领章，如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炮兵学校，也都有领章。

戴领章的八路军女战士

1944年，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延安拍了很多照片，从照片上看，八路军官兵既有臂章，也有领章。

佩戴红领章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

当时在延安的八路军部队为留守兵团。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南下之前，留守兵团辖三八五旅、三五八旅、三五九旅、警一旅、警三旅、独一旅、新四旅等部，总兵力52000余人。留守兵团部队均有领章，从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除此之外，一般八路军部队是没有领章的。

哈里森·福尔曼所拍摄的1944年延安一支八路军队伍，可以看出指战员们都有领章。

同一记者拍摄于1944年，八路军战士都没有佩戴领章，应该不是延安的留守兵团部队。

难忘周恩来那些帅气的军装照看中共i军队着装

周恩来是中G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曾担任过30多个重要军事领导职务，也留下了许多军装照，从中也可以看出中G军队着装的变化。

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1924年11月，26岁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是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最年轻的政治部主任。1925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后，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参加领导黄埔学生军东征和平叛作战。

1927年7月，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29岁的周恩来和31岁的贺龙、30岁的叶挺等一班年轻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当年8月1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从1929年8月起，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副主席。1932年10月，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3年5月，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冠以“西北”，但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军事领导机构，而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行使指挥全国红军的职权。

周恩来在瓦窑堡。

1935年11月5日，军委后方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周恩来兼任主任。军委后方办事处实际上就是红军的总后勤部，负责领导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武装动员部、红军学校、红一方面军留守单位和陕北、陕甘(后为陕甘宁)两省军事部以及地方武装，统一领导前后方的供给，保卫红一方面军的后方安全。

1937年周恩来在延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各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军事领导机构。其成员由11人组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周恩来、朱德任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鉴于周恩来的威望与人格魅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于1938年1月特别邀请周恩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抗战期间，周恩来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

1938年2月21日，武汉各界举办“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代表周恩来等人出席，纪念在三天前武汉空战中捐躯的中国飞行员。这次空中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更加激发了广大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

1939年3月，周恩来在浙江临安西天目山。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浙江抗战。3月24日，周恩来在临安市西天目山禅源寺浙江省立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抗战演讲，高度评价了浙江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称赞浙江是东南战场的先锋。

为纪念周恩来在西天目山的抗战演讲，50年后的1989年3月，在原浙西临时中学旧址上建立了周恩来抗战演讲亭，并在亭中树立一块纪念碑。

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合影。右起：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1939年春，受中共中央委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肃清王明右倾错误在新四军中的影响，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对策。同时，力促新四军内部团结。

1939年8月底，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前和刘少奇合影。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不慎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尽管苏联方面做了最大努力，但最终周恩来右臂未能痊愈，留下终生残疾。

军调三人小组，右起：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1月上旬，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负责军事调停的三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内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6年3月1日，在欢迎军事调查处视察张家口时的合影。（左起）聂荣臻、周恩来、叶剑英、蔡树藩、贺龙、萧克。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在延安机场检阅仪仗队。图中行走者自左至右为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朱德。

1948年春周恩来在西柏坡。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8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其后，周恩来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但是在这期间周恩来没有留下穿军装的照片。实际上，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到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军服基本没有识别标志，制式也没有完全统一，与平时穿的没什么两样，颜色为草黄色或灰色。平时的灰色制服戴上帽子扎上皮带就是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