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祠位于杭州南山路,为纪念吴越国王而建。吴越国王成就了杭州的“东南佛国”地位,并促成了吴越国和北宋王朝的和平统一。使人民免遭战争之苦,安居乐业。祠内有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苏东坡书写的大字碑文《表忠观碑》,颂扬钱氏家族的功德。
表忠观记
(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甲寅代赵抃作)
苏轼
熙宁十年(1077年)十月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府军州事臣赵抃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有一,皆芜废不治。父老过之,有流涕者。谨按:故武肃王镠,故以乡兵破走黄巢,名闻江淮,复以八都兵讨刘汉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文穆王元瓘。至其孙忠献王弘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弘佐之弟忠懿王弘俶,又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师。其后,卒以国入觐,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子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民,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乱,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兵至城下,力屈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视去其国如去传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窦融以河西归汉光武,诏右扶风修理其祖父坟茔,祠以太牢。今钱氏功德,殆过于融而未及百年,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音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之净土寺僧曰“道微”。岁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人,以时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县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几永终不坠,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臣抃昧死以闻。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赐各曰“表忠观”。铭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梃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有吴越。金卷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蛮。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球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五朝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获所归,勿谋勿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新宫。匪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苏东坡撰书《表忠观碑记》,是因为北宋时,杭州知州赵抃有感于吴越王钱缪有功于后世,报请朝廷批准以玉皇山一佛寺废址改建表忠观,供奉钱氏三世五代国王,即武肃王钱镠、文穆王元瓘、忠献王弘佐,忠逊王弘倧、忠懿王弘俶。神宗元丰元年落成,苏东坡对钱镠倍加赞扬:“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孓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明嘉靖年间,浙江督抚胡宗宪,将在柳浪闻莺的钱王故苑旧址建造的灵芝寺改建为表忠观,塑三世五王像,祠前表以石楔,上题“功德坊”三个大字。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御书“保障江山”一额。清雍正五年(1727),清世宗敕封钱镠为“诚应武肃王”。乾隆皇帝六次游江南,每对钱氏铁券及表忠观(嗣改为钱武肃王祠)均有题咏:其中一首云:“三世五王爵,同堂秩有伦,对朝旅故里,白水识其人,子孙仪刑永,春秋俎豆新,苏碑余腕力,亦敌弩千钧”,并御书“忠顺遗庥”扁额。钱王祠的诸多楹联记述了历代的祭祀盛事:“功勋合五百臣之多,一代规模创吴越;德化被十四州而远,千秋坊表永湖山”,“钱王祠有兴王定霸之才,追溯生平,开门节度,独能缮牧圉,修塘场,大利说农桑,综十四州齐萌,至今受赐;抱保境安民之志,流传佳话,衣锦故乡,允宜崇庙堂,明飨祀,威灵弥海宇,诵千余年往史,私淑在兹。”
苏轼《表忠观碑》,苏轼撰文并书丹,1078年立石,拓纸均高40厘米、宽60厘米,扬州市图书馆藏拓。
此碑文脱胎于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以清雄二字概括。为苏东坡“四大名碑”之首。《表忠观碑》是硕果仅存的少数东坡书法精品之一。高宗下诏将表忠观碑的四块重约三吨的巨石移置到太学内,作为皇帝手书石经的陪衬。
明刻《表忠观碑》照片
《表忠观碑》图版之一,图中文字表明,苏轼书写此碑时正在徐州任职。
表忠观与表忠观碑
表忠观,旧址位于杭州西湖龙山(今玉皇山),清代以后称“钱王祠”。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十月,知杭州军州事赵抃有感于前吴越国国王钱镠(liú)家族散布于钱塘、临安两地的三十多座坟庙,已经荒芜不堪,遂报请朝廷,将“妙因院”废寺改建而为“表忠观”,并让观中道士看护钱氏家族坟庙。
赵抃的这一做法,正是距此三年前曾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想做而未能做到的。因此,次年,即元丰元年(1078)八月,表忠观落成之际,赵抃派人前来徐州,请苏轼撰写碑文,此时的苏轼,正在徐州任职,暂时任徐州知州,并掌管当地军队。一代文豪并书法巨擘苏轼愉快地接受了对方的请求。于是,就有了四石八面,共850字的《表忠观碑》。
在这件被誉为苏轼“四大名碑”(《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奎宸阁碑》)之首的书法名迹中,苏轼如实记载了杭州知州赵抃上书朝廷,及皇帝准其所请,并下旨赐将妙因院禅寺改名表忠观的经过。
赵抃的上疏中,满怀深情地叙述了吴越国三代四位钱王(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佐、忠懿王钱俶)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奉行中原正朔,不失臣节,消弭兵戈,安居黎民,最后纳土归宋的感人事迹,褒扬了历代钱王的功绩,认为钱王家族“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并比照东汉时河西窦融归汉,光武帝刘秀下诏整修其父祖坟茔之例,请求将龙山上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人中一个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钱氏家族的坟茔,在钱塘(今杭州)的,交由自然看守;在临安的,交由该县净土寺一个名叫道微的僧人看守。官府供养这一僧一道,以及各自的一名弟子,让他们世代看守、养护钱氏家族的坟庙。
朝廷同意了赵抃的请求,下诏恩准:“可,其妙因院赐改名表忠观。”这就是“表忠观”得名的由来。
碑文后面,是苏轼自作的一段四言铭文: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笃生异人,绝类离群。奋挺大呼,从者如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杀宏诛昌,奄在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大城其居,包络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岛蛮。
岁时归休,以燕父老。晔如神人,玉带球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五胡昏乱,罔堪托国。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既获所归,弗谋弗咨。先王之志,我维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孙千亿。帝谓守臣,治其祠坟。毋俾樵牧,愧其后昆。龙山之阳,岿焉斯宫。匪私于钱,惟以劝忠。非忠无君,非孝无亲。凡百有位,视此刻文。
表忠观碑文的沧桑经历
表忠观碑落成65年后,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宋高宗赵构将自己书写的石经竖立在都城临安太学(今杭州市延安路红楼的位置)的同时,看中了苏轼的《表忠观碑》。经过北宋的元祐党争,苏轼的书法作品被毁无数,《表忠观碑》是硕果仅存的少数东坡书法精品之一。于是高宗下诏将表忠观碑的四块重约三吨的巨石移置到太学内,作为皇帝手书石经的陪衬。守观的钱氏后人虽然极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皇帝的圣旨。于是,表忠观碑经历了第一次迁徙。
元初,表忠观里的墓被毁,到明代成了一个尚书的墓地。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表忠观碑随南宋石经迁移到杭州府学(今劳动路杭州碑林),此时,这四块石碑,已是440岁高龄。岁月的侵蚀,使其伤痕累累,但字迹尚清晰可辨。
又过了40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总督胡宗宪在涌金门外的灵芝废寺(今柳浪闻莺内)重建表忠观,因宋石残泐,杭州郡守陈柯依据原碑,重刻表忠观碑,立于观内右廊。而宋刻旧碑仍在府学。年久宋石湮没,迄今未见明正德以前拓本。
明代重建的表忠观内,塑有三代五位钱王(加上忠信王钱倧)的像。因此,清代以后,表忠观即被称为“钱王祠”。
又过了180年,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秋,杭州府学教授余先生和他的好友赵先生查阅了大量文字记载后,确认宋刻表忠观碑仍在府学内,便组织人手,屡次翻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一处断墙下掘出了两块残碑。两碑已缺下截,每面六行,每行存九至十二字。剔除苔藓后,发现正是失踪多年的宋刻表忠观碑第一石和第四石。失而复得的这两块残碑当然就成了宝贝。
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次重修的钱王祠落成。钱镠第三十世孙钱泳将这两块宋刻残石从府学名宦祠移置到了钱王祠,列于祠之左廊。
清雍正五年于祠前建功德坊,坊额有康熙帝手书“保障江山”四字。
民国十三年重修,附以园林,称西园,有洋式之宴会楼、阅礼堂、望湖楼。原祠中碑楼石柱有联曰:“苏玉局有传世文章,碣石推崇,伟烈丰功昭五季;曹金华乃当时部伍,城口眺望,英王名将各千秋。”上联即指苏轼之《表忠观碑》,下联曹金华为金华将军曹杲,其庙在钱王祠附近。后祠废,《表忠观碑》残缺不全。
民国三十六年(1947),金石学家陈锡钧(伯衡)又在府学旧址颓垣下发现了十片碎石。拼凑到一起后,方知为宋刻表忠观碑之第二石,也移至钱王祠保存。第一、二、四石共存三百四十八字,其中残损四十字。而第三石迄今未发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钱王祠曾作为杭州动物园使用。1977年,新建的杭州动物园落成。钱王祠中的动物迁至新园。钱王祠旧址被辟为聚景园。原祠中大量的碑石悉数遭到碎毁。表忠观碑的宋刻残石,历经整整900年的沧桑岁月后,终于未能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
柳浪闻莺公园附近的钱王祠
宋刻表忠观碑被碎毁后,只剩下明刻的三块碑石,后被移入杭州碑林。公元2003年,钱王祠重建。明刻表忠观碑复又从杭州碑林移置到钱王祠内至今。
《表忠观碑》的历代评价
苏轼是一代文豪,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这篇《表忠观碑》,堪称碑文的典范。此碑面世后,即受到广泛的称赞。连他的政敌王安石都说,《表忠观碑》是“三王世家体”,即司马迁《史记》中的“世家”文体。近代文学名家林纾在《古文辞类纂》选评中认为这篇碑文“文极老洁,铭词亦雄警动人。”
苏轼又是一代书法巨擘。宋代书法成就最高者,公认的“苏黄米蔡”四家,东坡位居四家之首。关于这篇《表忠观碑》的书法,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价:“《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铭词是苏诗之佳者。”清代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评价此碑书法“比之蔡君谟,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评价:“从整体上看此碑,由于字形多右耸之故,使得字与字之间显得气韵连贯,方整而不板滞。全碑笔画劲健遒美,颇承唐碑余绪。用笔上,不少地方参以具有鲜明苏字风格的行书笔意……充分地表现出苏轼那种既出于唐人楷法,又不拘于唐人楷法的创造精神。”
2000年时,浙江省图书馆将馆藏的宋刻苏轼《表忠观碑》拓本整理出版,以飨广大书法爱好者。在徐州书写的《表忠观碑》,是苏轼楷书的一件代表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之一。在徐州的文化艺术史上,它无疑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瑰宝。
苏轼是一代文豪,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这篇《表忠观碑》,堪称碑文的典范。此碑面世后,即受到广泛的称赞。连他的政敌王安石都说,《表忠观碑》是“三王世家体”,即司马迁《史记》中的“世家”文体。
苏轼又是一代书法巨擘。宋代书法成就最高者,公认的“苏黄米蔡”四家,东坡位居四家之首。关于这篇《表忠观碑》的书法,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价:“《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
清代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评价此碑书法“比之蔡君谟,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
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评价:“从整体上看此碑,由于字形多右耸之故,使得字与字之间显得气韵连贯,方整而不板滞。全碑笔画劲健遒美,颇承唐碑余绪。用笔上,不少地方参以具有鲜明苏字风格的行书笔意……充分地表现出苏轼那种既出于唐人楷法,又不拘于唐人楷法的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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