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
2013年9月2日是日本签订无条件投降书68周年纪念日，68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2日，同盟国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上将徐永昌。徐永昌的早年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他毕业于陆军大学，却只读过半年私塾；官至陆军上将，却是由清军中的一个杂役起家。民国将领有如此出身者，仅此一人。
历史瞬间：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中国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签字受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商震将军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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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的少年生活
徐永昌的先祖原为山西代州振武卫人，明朝天启、崇祯年间迁居崞县东关，后定居于沿沟村，“服田力穑，守分不渝”，但家境贫寒。徐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1887年永昌出生时，其父年已44岁。为求生计，徐庆携妻及不满两岁的幼子迁居大同南关牛家大院，在一家磨坊为人佣工，艰苦度日。未及一年，赵氏即因病无钱医治而亡。徐庆继娶孀妇张氏。不久，张氏带来的女儿和儿子亦相继病逝。
父亲不忍让徐永昌目不识丁，每遇病休在家时，便教他认字写字。七八岁时又送他上了半年私塾，使他读过部分“四书”和《诗经》上的一些诗篇。那时蒙童习字，先从写“仿”开始。徐永昌因为在上学前写过字，所以字写得比较端正。他把在家里写好的“仿”交给先生，70多岁的厉老先生总以为不是他写的。父亲知道后，便让他带着笔墨，一大早到学校去写，厉老先生亲眼看后，很高兴，便在“仿”上批了一些夸奖的话。第二天，徐永昌去得稍晚，同学们来得多了，围观扰嚷，他没有写好。先生看了，又在“仿”上批了许多字，都是批评他的话。父亲看了，大加训斥，要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不能一曝十寒。除此之外，父亲还经常教育他要诚实、勤劳。
1900年6月，徐永昌的继母张氏病故；10月，徐庆亦溘然长逝。孤苦伶仃的徐永昌当时只有14虚岁，家“无一垅之植，一椽之覆”，父亲留给他的只有半口袋土豆，尚不足吃到次年之春。徐永昌只好到附近的曹家车马店打工。
诚实、勤劳、有恒六个字，是父亲留给徐永昌的精神遗产。这点遗产成为他后来的进身之阶和成功之道。
走上军旅之途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南逃，途经大同，各路清兵纷纷出动，勤王护驾。毅军总统宋庆兼领的武卫左军卢葵卿营驻于曹家车马店。营里的书记(文书)、安徽人徐椿龄见徐永昌一身重孝，形容憔悴，但办事却老实勤快，遂问询其故。当得悉徐永昌是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时，顿生怜悯之心，又因同姓，乃令其入营服杂役。从此，徐永昌有了饱饭可吃。
次年春末，部队南开。经过韩侯岭时，正值阴雨。春寒料峭，道路泥泞。没有出过远门的徐永昌，一脚踩入泥坑，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他索性连另一只脚上的旧鞋袜一并抛弃，赤脚走路。在泥中行走，最初倒也轻松。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他第一次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苦不堪言。
驻防琉璃河时，徐椿龄天天临九成宫帖练字。有次他外出，没有收拾文具，徐永昌就其笔墨，临写半张。徐先生看到后很高兴，遂教他写字。徐永昌从此一有时间，便临帖写字，日有长进。徐先生很得意，常以其字示人。
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底或二十九年(1903年)初，徐永昌才补为正式兵，随军驻防于当时热河省的平泉、朝阳一带。后经徐椿龄介绍，又转入驻防于南苑的毅军李营当兵。不料三个月后，即患伤寒。当时，徐椿龄因卢营长被免职，随之赋闲。部队因为没有医疗机构与设备，怕被徐永昌传染，便把他送回通州徐椿龄的家中。徐氏夫妇延医诊治，亲为调理，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息，徐永昌才算恢复健康。在养病期间，徐永昌读了《左传》与《聊斋志异》等书。病愈后，徐永昌回营服役，每天夜晚打更，上午睡觉，下午扫院子。
一天，徐永昌听说南苑招学兵，培养军士与初级军官，便去同徐椿龄商量。不料徐椿龄却说已经考过了，急得徐永昌直哭。老先生安慰他说：“你只会写字，要考学兵，识得字还不够，我介绍你到通州丁营当兵，同时帮司书贴写，借此多识几个字。”徐永昌到丁营后，上午出操，下午不是帮文书抄录，便是到册报处缮写官兵花名册，干了二年多，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告结束。
贴写工作使徐永昌在写字和文辞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长进，但他却不愿回营当兵，于是成为一名闲员。恰值武卫左军后方办文案的何某患病，需要找人看护，他以出名的老实勤快而被选中。
这时，武卫左军筹备成立马卫队。当时的骑兵都是自己买马。何某想介绍徐永昌去当骑兵，并准备借钱给他买马。不料永昌却说他有十八九两银子存在徐老先生处。原来徐永昌出身寒门，备尝艰辛，当夫当兵赚得的微薄薪饷，不敢乱花一文。此时取来买了一匹马，成了一名骑兵，正式走上了军旅之途。
陆军大学的毕业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武卫左军总统马福祥奏准开设学制二年半的随营学堂，在自己部队招考学员，培养初级军官。曾经因为误掉报考学兵而痛哭的徐永昌又获得了一次上进的机会，他不顾自己的基础太差而大胆地报了名。因为没有学过算学，也没有学过作文，虽然在考试前突击学了几天算学，但整体说来水平很低，所以考试结果，他侥幸在160人中以倒数第2名被录取。
入学以后，先学习中学的普通课程。因为算术进度快，对徐永昌的压力最大。为了学好这门功课，他后来在《求己斋回忆录》中说：“我跟不上，故除出操外，所有时间我都在算学上努力，平时更是足不出户，一直留在讲堂上钻研。如此者整整四五个月，将算学的原理与方法弄得很清楚，非但赶上课本，即同学中能跟上我的已不多见。可是这四五个月累得我右眼充血发炎，待了很长的日子才消下去。因功课的劳累，在第二年我又犯了吐血的病，但亦未医治，只停自习几天即愈。”
就这样，徐永昌在第二次月考时，跃居第24名，第三个月甄别考试，又跃居第4名。学习普通课程一年期满，毕业考试，徐永昌获得120多人中的第一名。算学得全分者，只他一人。他入学时是算学成绩最差的一人，现在成为学习算学最好的一人。
宣统三年(1910年)夏，徐永昌在随营学堂毕业。从未考过前几名、后来成为东北军军长的于学忠名列第一，他屈居第二。毕业之后，徐永昌被分配到吴凤岭任统制的第四镇，在第七协(旅)十四标(团)第二营见习。两个月之后，回到武卫左军(不久又改称毅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任副哨长。
1911年5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北京政府陆军部为了安置各类闲散军人，在北京开设将校讲习所。好学上进的徐永昌又获得一次就学的机会，报名应试被录取。将校讲习所设在原清河陆军小学堂旧址，虽系临时机构，但一般军校的课程应有尽有，而且教师知识渊博，教授有方。徐永昌如饥似渴地学习，曾因贫血两次在课堂上昏厥，一次吐血。徐永昌在学习中不但重视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且善于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德国教师丁克满尔讲“连战术图上作业”，根据图上地形，认为部队只有两种布置法，非此即彼。徐永昌经过思索，提出第三种布置法。丁师经过考虑，采用了他的布置法。类此事例，不一而足。苍天不负有心人，民国2年(1913年)11月，徐永昌终以第一名毕业。
在此之前，徐永昌已报考陆军大学。年底初审，在录取的17人中，他是第16名。民国3年(1914年)初举行再审试验。放榜之日，几个朋友委托将要出任陆大助教的杜经畬去看榜。由于徐永昌非正规学校出身，初审仅为倒数第二名，此人便从红榜的后面往前看，看了几十名还不见徐的名字，以为没有录取，便不再往前看了。徐永昌听到此话，感到十分难堪，便不愿亲自去看。有位朋友不相信，又去查看，原来名列第十几名。就这样，一名普通士兵，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当时最高军事学府的一名学员。民国5年(1916年)，徐永昌在陆军大学毕业，取得民国时期出任高级军官的资格。
爱国的山西省主席
徐永昌与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合影一组
陆大毕业后，徐永昌留京加入续西峰、孙岳等领导的北方民党。此后一路升迁，1925年8月，徐永昌已是孙岳任军长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926年春，国民军兵败天津，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代理国民军第三军军长，率领本部（第一师）及第三军愿意撤往西北的将士转退包头。不久，徐永昌率所部以“客军”身份进入山西。二次北伐中，徐永昌接受阎锡山指挥，率部出井陉，攻占石家庄，控制京汉路，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北伐军胜利之时，孙岳在上海病逝，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徐永昌受命指挥陇海线作战。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宣告结束。战后，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军政善后事宜。
1931年10月初，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上任伊始，即着手改组省政府，整理省政，并着手开展以下工作：
严禁毒品。鉴于当时山西因日货倾销和毒品走私，烟毒泛滥，传染很快，“若不严禁，非但亡国，简直是要灭种”的严酷现实，徐永昌于1931年10月13日将禁烟案提交省府委员会议通过，成立查禁毒品委员会，负责办理禁烟事宜。规定对烟毒贩卖者严惩，对烟毒吸食者收押戒除。
提倡国货。上世纪30年代初，随着日货的大量涌入，山西地方每年输入货物价额不下四千余万元。金银货币外流，致使遭受中原大战打击的地方经济雪上加霜。为了抑制外来商品入侵，保护地方经济，1931年11月19日，徐永昌以山西省主席的名义通令全省公务人员、机关等“一切用品，除无国货代替者外，均须选用国货，只要有，虽不好，也得用，否则以违令论处”。
改编教科书。具体做法是在教育厅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出符合需要的教材，目的在于“小学毕业后纵不再入中学，亦学到国民必备的基本知识，中学校亦本此意向，毕业后，除特质外，多能回到农工商方可”。
计划水利。责成建设厅长陆近礼（字恭斋）请华洋义赈会美籍工程师塔德合作，研究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水利灌溉工程及壶口黄河水力发电等计划。
徐永昌主政时期的省政，后来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1935年4月3日，徐永昌被国民政府授予二级上将军衔。1936年5月27日，因健康原因，徐永昌辞去山西省主席。全面抗战爆发后奉调入职中枢：1938年1月任军令部部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徐永昌作为中华民国特任受降代表，于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尼米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符立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狄弗扬科等一起接受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投降书，并因此而记载史册。
图：徐永昌是一名不显山露水的将军
1949年9月17日上午，徐永昌飞到了包头。老朋友傅作义带上了部下董其武、孙兰峰等人，迎接徐永昌的到来。双方都心事重重。徐永昌此行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他要对傅作义作最后的争取。在这一年的1月，傅作义与共产党签订北平和平协议，他这次到包头，也是带着任务而来。
这时，国民党在大陆已摇摇欲坠。蒋介石让徐永昌劝说傅作义带领绥军南下，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傅作义问徐永昌，现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怎么样了？实际上，傅作义并不相信美国的援助：“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传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是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军服，并且也不进城，不像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跳舞场。”
徐永昌与他分析利害，劝他：“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傅作义断然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谈不下去了。到最后，傅作义情绪失控，痛哭流涕，“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投了敌。”
与傅作义一起来到包头的邓宝珊，则试图拉上徐永昌一起投共：政府已不可救，你的身体不能再劳累下去，何不辞职休养？徐永昌拒绝了，“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9月19日，徐永昌飞离了包头。他走后两个小时，“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包头举行，绥远军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
明知无望的事，仍然要去做，这在徐永昌生命中，可谓是常事。他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孔训。也因了这种品格，他不会轻易言降。他曾说，“中国若剩一个兵，此必予也。”1949年1月，李宗仁约见徐永昌，请他通电共方表达和平意愿，他一口拒绝：“向不为此等事。”
东京湾受降后，徐永昌在日记中所表达的担忧，至此成为现实。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抗战时目睹国军各种败仗，他总结原因为国军“训练太差，风气太坏”。在东京受降后，他游逛日本，发现当地即便遭到美军轰炸，但日本警察依然守岗如常，民众肃然有序，当地报纸直接报道投降之事，并不掩饰。对此，徐永昌感慨地说：“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矣。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徐永昌的健康情况一直不佳，抗战时就常呕血。胜利后，适逢军委会改组，他就辞掉了军令部长一职，改任陆军大学校长。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让他往来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之间。他重操旧“业”，频繁奔波，一如既往地唇焦舌敝、苦口婆心，但这挽回不了国民党的败局。内战末期，他还被蒋任命为国防部长，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最后，他和蒋介石一起迁台。
学者陈存恭称徐永昌是“现代专业军人的典范”。作为军人，徐永昌深晓服从长官是军人之义。当初孙岳要联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要倾覆曹锟政府。徐永昌反对孙岳倒曹，认为奉军比曹锟还要坏，倒曹则是助长奉军的恶。孙岳不听。徐永昌表示：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会听你的指挥。此外，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作为下属的徐永昌也不支持，但还是出晋指挥作战。
不过，徐永昌的服从长官，不是愚忠某人或某个党派。在他眼中，始终有一个全局的、统一的国家。因此军阀割据的时代，他的表现是始终向着中央。即便是蒋介石做的事，如果徐认为不合道义，也一样反对。迁台后，此前下野的蒋介石图谋复职“总统”，问徐永昌意见。徐答：“中国之有宪法成自总裁，此千秋事业，不可自我稍有破坏或牴触之一点。”不赞成蒋介石复职。在日记里，他记录了这次谈话：“今日谈话，蒋先生始终皱眉，似有不快。为国家计，为渠计，安管渠之快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