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创立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当时主持朝政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突然发现，平时安享浩荡皇恩的满朝亲贵，竟然找不出一个可以为朝廷分忧御敌、顶事可用的人才。眼看江山就要保不住了，隆裕和载沣不得不重新起用前些年被打发回河南“养疴”的袁世凯。

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后，立即派自己豢养已久的手下兵将前往武昌一带对抗起义军，但又不肯全力以赴。他的如意算盘是，对起义军要打，而且还要打一些胜仗，好让朝廷感觉他是朝廷须臾不可或缺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起义军彻底打败，而是要让朝廷时刻感觉到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不敢轻举妄动，以便自己寻找“逼宫”的机会。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袁世凯的意料。袁世凯的北军在对抗起义军的战斗中打了很多胜仗，南军似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北军打了胜仗后，却突然间停止了攻击，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原来，在武昌战事进行的过程中，国内外形势正发生着有利于袁世凯的转变。

武昌首义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但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颇为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逐渐从“中立”状态转向支持袁世凯的倾向。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英国的主流报纸《每日镜报》《伦敦晚报》等就公开提出了袁世凯适合于做中国“大总统”的舆论。一些华侨、留学生也发出电报，表示支持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

宣统三年（1911年）年底，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撮合下，南北双方（这里的北方特指袁世凯而不是朝廷）举行了秘密和谈。在会谈中，南方首脑黎元洪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袁倒戈，则推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

不但像黎元洪这样的旧军人、旧官僚，就连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人，也认为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是合理的。

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汉口作出了两项重大的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另一项就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这两项决议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两天后，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仅选举大元帅暂行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18日至31日），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了正式谈判，谈判的结果，也同意“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袁世凯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快了“逼宫”步伐，以逼退清帝来换取革命党人许诺的临时大总统一职。

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革命党决不能接受的。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先占了再说。

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定，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在南京搶先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临时副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孙文被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个时间点（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了沒？答案是，沒！可是孙文为了自己高兴与权力欲望，凑合自己的一帮亲信及日本黑龙会的骨干「做票」选举，等于是自封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的选举人，只具有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是45个人以个人资格，给四亿多中国人又强加的一个临时总统。而且那時候滿清還沒有退位！之后孙文在广州成立的政府，被视为叛乱团体，不能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党北伐完成之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才取而代之成为中华民国的政府。

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诺的「民国大总统」「初夜权」的袁世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以当时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断无获胜的局面。

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1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组成包括一部分立宪派人和旧官僚在内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黄兴等同盟会成员担任了重要职务。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临的斗争任务非常艰巨。其中，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很紧迫的问题。武昌起义爆发后，西方国家借口保障外债偿付，乘机完全攫夺了中国海关税收，不让南京临时政府支配。各省地方税收，供应各地军政府尚嫌不够，更谈不上接济中央革命政府了。依靠华侨赠款和国内民众的捐助，数目毕竟有限，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临时政府刚成立，就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不仅难以支付下属10余万部队的军饷，连临时政府本身的日常开支也无法保证，一度竟出现了财政部金库只剩下10元钱的危急局面。为了摆脱困境，孙中山又被迫向西方国家求助，但都石沉大海。帝国主义对南京临时政府，依然采取拒不承认和不予资助的敌对态度。临时政府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募集捐助，勉强度日。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束缚了临时政府的手脚，使它在内政方面很难有所作为，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它的中途夭折。

孙中山当上这个非法的临时大总统后，2月3日，他向日本政界财团提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日本答应了。只因为在西方自由国家威慑力下，日本政界财团害怕了，孙中山目的未得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举行首次内阁会议

隆裕太后，名叫叶赫那拉氏·清芬，都统桂祥的长女，慈禧太后的侄女。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慈禧强行立其为光绪帝皇后。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驾崩。醇亲王载沣年仅3岁的幼儿溥仪被立为皇帝后，改元宣统，尊隆裕为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并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隆裕进宫时年仅20岁；二十年后，光绪皇帝驾崩，她成为了清室后宫的寡妇。

《光绪皇帝隆裕大婚图》之一

隆裕太后姿色并不出众，且性格柔懦，年轻时身为皇后既不得宠，也得不到慈禧太后这位姑姑的欢心，平日与诸命妇王妃见面时也不太有威信。但是，由于她做过皇后，也做过太后，并年仅3岁宣统帝抚养成人，也和宣统帝生父摄政王载沣一同主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由此可见，她也绝非无能之辈。

在清宫著名女官德龄郡主的书中对当时还是皇后的隆裕有这样一段记载：

庆亲王的四女儿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她问我：『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呢！』……皇后说：『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而有些国家是共和政体，像美国就是，美国对我们很友好。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些平民，没准人家美国人以为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人，我倒真希望能够有几个满洲贵族去，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她告诉我，她正在读一些不同国家的历史，当然是已经翻译成中文的。

隆裕皇后不仅博览群书，对西方历史与政治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她不会盲目反对维新变法的实行。虽然她的政治天赋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在「开眼看世界」这一方面，隆裕皇后在当时的紫禁城中是非常进步的。

隆裕太后作为清王朝后宫的掌管者，遵从了中国传统对妇女的要求，具有忠恕忍让的品德，『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

袁世凯的第一个步骤是将他的宿敌、摄政王载沣排挤出权力中枢。

袁世凯回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授意内阁出台《奏事入对暂行停止事项》，赋予袁世凯“不必每日入对”请旨、遇事可“因事制宜”的权力，实际上是将宣统小皇帝、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架空。无奈之下，载沣于袁内阁成立10天后辞去了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第二步，拉拢实权派。庆亲王奕劻是「皇族内阁」时期的总理大臣，为了同载沣争权夺利，他与袁世凯结成了暂时的同盟。

奕劻和其他收受了袁世凯贿赂的「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隆裕太后身边的大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地向隆裕太后强调袁世凯的重要性，使处于困境中的隆裕太后更加依赖袁世凯，最终将孤儿寡母的命运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第三步，逼宫。在取得南方革命政府许诺他就任大总统的保证之后，袁世凯便开始逼迫清帝退位。袁世凯急于取得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派也希望早日建立共和、完成革命。经南北议和，双方议定：清帝退位、建立共和、优待皇室。宣统三年年底，隆裕太后陆续召集了7次御前会议，与王公亲贵共商对策。

第一次御前会议召集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八（或初九），会议伊始，袁世凯首先向隆裕太后假腥腥地作了自我检讨：「臣奉职无状，罪万死」。隆裕太后表示，不管袁世凯以后如何处置，都不会怪罪他。说完，太后抱着小皇帝大哭，与会大臣无不垂泪。

第一次御前会议后，袁世凯又使出了种种手段「逼宫」。十一月十五日（1912年1月3日），他与梁士诒等策动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请清帝退位；3天后，袁世凯又以国务大臣的名义合词上奏，声称军事形势非常紧迫，只有实行「尧舜之禅让」、接受民主共和，才能不至于亡国。

1月16日,袁世凯在退朝回家的途中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险些丧命。原来这些北方的革命党人反对南北议和,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当时,清帝退位的传言已广为流传,可又迟迟不见兑现,他们以为是袁世凯从中阻挠,所以组织了暗杀行动。这下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就此请假不再上朝议事,同时要挟清廷说,要是再不同意退位,他就辞职不干了。

袁世凯还以法兰西革命中法国国王的结局（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奈特被革命党送上断头台）作为恫吓。

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912年1月17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议只有皇族参加，贝子溥伦首先发言，主张力劝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做大总统。奕劻表示同意，但恭亲王溥伟、辅国公载泽等人驳斥反对。会议无果而终。

十二月初一日（1912年1月19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被召者主要是皇族和蒙古王公。虽然与会者都不愿接受共和，但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主意。话题转到打仗，溥伟说冯国璋愿意打革命党，但要求皇家先给他发军饷。隆裕太后说国库没钱，又担心如果冯国璋打败了，那就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

十二月初四日（1912年1月22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奕劻托病不出，载沣听说奕劻没去，半路掉头回府。会上，一向激进的溥伟似乎更有底气：「臣等宁决死殉国，不服共和！」但结果还是太后不敢做主，继续大哭；众人除了说「不」，并无对策。

1912年的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共和。命运把隆裕推上了历史舞台。没有选择，她依然只能「全权授予」袁世凯。当袁世凯带着一副沉重的面容、痛心疾首的样子来到紫禁城养心殿后，便跪在隆裕太后的脚下，满脸是泪，煞是伤心。然而，隆裕太后虽然是个没有权术的人，但在那「进亦忧退亦忧」的窘境之下，还是有着处变不惊的气度的。

当时，隆裕太后说道：『我也是赞成共和的。但若说到要我们清室退位，目前阻力还很大，袁总理，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至善之策么？……』关于隆裕召见袁世凯这一幕，据长大后的宣统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着这样的回忆和描述：「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这个「粗胖的老头子」就是袁世凯。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注定的命运之下为清室争取一个较为优待的条件。在南北双方拉锯的谈判过程中，清室的退位条件的每一次更改，都「入奏」隆裕皇太后过目，「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主要负责起草优待条件的，正是早年被载沣豁免、后来投靠日本的汪精卫。

十二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策划鼓动其心腹段祺瑞联合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并威胁说一旦南北决裂，皇室优待条件也就没有了。当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了坚拒共和的顽固派良弼。同一，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47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压倒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突如其来。据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记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3天后，第五次御前会议上，奕劻和载沣也没有来，会议仍然无果而终。满洲亲贵、蒙古王公们已经不再敢有什么反对退位的强硬表态了,一个个都低头不语。实际上，王公们知道良弼遇刺的消息后，「人人自危，无敢有异词者」。溥仪回忆说,当时「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廷,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当然,他们天真的幻想不可能成功。

十二月十二日（1912年1月30日），第六次御前会议。奕劻与载沣均到场，但与会者仍唯唯诺诺无决词。太后说：「尔等反复推求，迁延不定，疑义丛生，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由我一人担承耳」。辞色甚厉，罢会。正是这次会议，隆裕太后最终下定了同意共和的决心。

十二月十六日（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以全权，让他迅速与革命党商酌优礼皇室、皇族、宗庙、陵寝、八旗生计、蒙古回藏待遇等各条款。此后，应该就是在逊位诏书马上就要颁布前，太后率小皇帝召集近支王公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召开了第七次御前会议。

既然共和已定，太后也就只有呜咽哭泣的份了，王公大臣也都失声痛哭。太后交代给小皇帝：「尔之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袁大臣之力」。是让小皇帝成人后要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并让小皇帝降御座致谢。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第一稿

早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1912年1月21日）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人起草了第一稿《清帝逊位诏书》，本来是准备在十二月初三这一天发布的，但由于收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来的一份电报，所提条件与这一稿的《清帝逊位诏书》相悖，所以暂时搁置，南北双方继续商议、修改。

孙中山在电报里要求袁世凯保证以下五点：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四、（孙）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袁世凯

1月27日的《时事新报》以袁幕内线披露消息∶「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胁迫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占彼无罪。」

1月28日，孙文就在《大陆报》做出回应，称「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

不过，同一天孙文发出的电报中又责袁世凯：「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

孙文在《民立报》上公开解释自己的意图：「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逊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遵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协商进行了半个多月，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912年2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第二天，这份修正条款以电报形式交到了袁世凯手里。

十二月二十三日（1912年2月10日），汪荣宝在内阁得知，优待条款的最后版本已经得到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回电同意。时任袁世凯内阁署理邮传部大臣的梁士诒嘱托他草拟奏稿于第二天呈递。饭后，梁士诒又要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将奏折修正数处，下午四时脱稿。汪荣宝草拟并修改的奏折，很有可能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正式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优待条件诏书》和《善后安民诏书》。

清室優待條例

清室優待條例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下：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称：袁在清皇室优待条件之末有一个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私有财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到了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的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在“优待条件”的安慰下，在各方商定的《清帝逊位诏书》上盖上了“法天立道”玉玺，并通过现代的通讯手段晓谕天下。

2月12日清晨，在袁世凯开始一天的晨课的时候。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连同四个侍卫武官，共14人，亲历了帝国最后一刻的政务交接。

以护卫身份亲历此事的唐在礼回忆显示，整个交接过程相当平静、快捷。袁世凯则未亲历这一场面，自从丁字街遇炸未中以后，他就奏请清廷给假，允其在私邸养病办公，不入朝。当天胡惟德代表他入朝，并带领大臣鞠了三个躬，以此新礼节替代此前二百多年的磕头礼。在拿到溥仪的退位诏书后，胡惟德率大臣退出宫门，上了马车，直奔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而去。袁世凯在上午，即已拿到了退位诏书，亦得到了诸人汇报早朝之情况。

隆裕太后與宣統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懿，是美好的意思。岂不懿欤，意思是这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

《宣统帝退位诏书》是由清朝最后一位君主、同时也是中国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被承认的皇帝宣统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所颁布的退位诏书，标志着大清帝国统治历史之终结，也同时标志着在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宣告结束。计自努尔哈赤建后金国，至溥仪退位，国祚凡296年；若自顺治帝清兵入关起算，则为268年。由于宣统帝溥仪当时年仅6岁，无政治行为能力，因此由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另外，隆裕皇太后又颁布两个相关诏书。退位诏书当日电传南京临时政府，2月13日，清帝的退位诏书刊登于北京城各家报纸。

二诏原文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取其轻者。此正朝廷审时观变，恫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害。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勿旷厥官，用副予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大清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共有2道：除了1912年第一道退位诏书外，溥仪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失败后，也颁布退位诏书。溥仪的退位诏书则还有第3道，即1945年满洲国解散前，大满洲帝国康德皇帝颁布的退位诏书。2月2日，段祺瑞等北洋军高级将领联名致电清廷，要求实行共和政体。2月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清室递交协商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修正案，清帝退位后将保留帝号并享受外国君主之礼，暂居紫禁城皇宫。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中国两千年帝制终结。

国民党的历史是这样说的，《清帝逊位诏书》是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长胡汉民，授意清末状元、实业家、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和他的幕僚赵凤昌起草，经袁世凯改动，加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句关键的话。而《诏书》的最后三句话，据说为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时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的徐世昌所拟，有人认为其中「岂不懿欤」四字最为筋道。

多年以后，孙文的心腹胡汉民仍坚持称：「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59字」是袁世凯为篡权而自行添加的。

唐在礼在50年后回忆此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递至京，后经汪衮甫、徐世昌等修改。惟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写了这个句意。当时关于诏书的传闻是不少的，究竟如何，很难确定。』

后又有张謇手下经理刘厚生（又名刘垣）回忆说，《清帝逊位诏书》是由他执笔起草，经张謇“略易数字”后转交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唐绍仪。据说电稿发到北京后，又经协纂宪法大臣汪荣宝修改了几个字。

1912年2月22日，《申报》标题为《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导：「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清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张元奇（1860－1922）字贞午、珍午、君常，号姜斋。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十二年2甲122名进士，散馆授编修，升御史，民国后任奉天巡按使、政事堂铨叙局局长、内务部次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使等职。因弹劾皇亲国戚，被西太后贬官至浙江省。民国元年(1912年)4～5月，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同年11月至次年11月，任福建民政长。）

叶恭绰在其笔记中记载称：「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多放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余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张锡銮，18431922年，字金波，又作金坡、金颇、今颇，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成都。光绪二十年，负责训练新军。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12月率兵进入太原，迫使山西民军都督退守平阳。1912年初，张锡銮见清政府大势已去，遂先后两次电请清政府承认共和。）

2月12日，袁世凯署名的「真电」传至南京临时总统府：「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共和，根据南方独立各省及部分革命党人自始至终的意愿，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准备将总统一职让位给袁世凯，并咨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并于2月14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

2月14日，孙中山应南北议和要求，辞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十七票（全票）补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名字中没有「临时」，但也不算正式），参议院发贺电称：「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袁）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对袁世凯应当在哪里办公，则在参议院会议上引发了截然不同的争论。南京革命党人提出了如下三个要求：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并称这是代表的意思，不能改变。二、待袁来南京任职新总统后，原总统及议会才解散。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真电」中表达了不愿前往南方的意愿，而如何组织政府、定都何处成为南北激辩的焦点。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议员谷钟秀、李肇甫等力主建都北京，投票结果以20票对8票的多数，决议定都北京。

投票结果出来当晚，孙中山、黄兴立即把主张定都北京的议员李肇甫找来，责令：明天中午十二前，定都南京，必须把这个结果投出来！黄兴特意加了一句：如果过了12点，参议院还没把结果改过来，我就派兵来。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吴玉章只好制作“总统提请复议咨文”，并通知所有同盟会议员，“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15日复议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卒以19票对8票之多数，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

（一年之后，袁世凯依样画葫芦，在北京以军队围逼国会通过新宪章，并投票选举其为大总统。〕

2月15日，孙中山祭明孝陵时向文武官员讲话。随同参加祭祀典礼的要员有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内政部次长居正、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等。上午11时，孙中山等乘坐马车抵达明孝陵，随行军士数万人，致祭仪式隆重，通往享殿的甬道两侧排列着陆海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享殿门前交叉悬挂着国旗和军旗，台基上站满了胸前佩戴白花的军政人员，各国领事到场观礼。

谒祭明孝陵祝文

维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民国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巩立，民国统一，永无僭乱。越三日，国民公仆临时大总统孙文谨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祗谒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神人共愤，惟我太祖奋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禹域清明，污涤膻绝。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者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硕者也。后世子孙不肖，不能继厥英武，委政小人，为犹不远，卵翼东胡，坐滋强大，因缘盗乱，入据神京，凭肆淫威，宰制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砧，虽义士逸民，跋涉岭海，冀拯冠裳之沉沦，续祚胤于一线，前仆后起，相继不绝，而天未悔祸，人谋无权，徒使历史编末添一伤心旧事而已。

自是厥后，法令益严，罪罟益密，嗟我汉人，有重足倾耳，钳口结舌，以保性命不给；而又假借名教，盗窃仁义，锢蔽天下，使无异志；帝制之计，既周且备，将藉奸术，长保不义。然而张、曾画策于密室，林清飙起于京畿，张、李倡教于川陇，洪、杨发迹于金田，虽义旌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加以虏氛不竟，强敌四凌，不宝我土，富以其邻，国人虽不肖，犹是神明之胄，岂能忍此终古，以黍先人之灵乎？于是俊杰之士，飚发云起，东南厥始发难，吴越震以一击，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最近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屡起屡踬，再接再厉，天下为之昭苏，虏廷为之色悸，酝酿蝉蜕，以成兹盛。

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响风，海隅景从，遂定长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昔尝闻之，狄夷之运，不过百年，满清历年，乃倍而三，非天无常，事会则然。共和之制，亚东首出，事兼创造，时无迟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讟！又闻在昔救时之士，尝跻斯丘，勖励志军，俯仰山川，欷歔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则乐。郁郁金陵，龙蟠虎踞，宅是旧都，海宇无吪，有旆肃肃，有旅振振，我民来斯，言告厥成，乔木高城，后先有辉，长仰先型，以式来昆。伏维尚飨。

孙中山祭祀明太祖祭文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大明太祖开天行道肇基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沈，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明，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疲敝，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踣，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大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谊，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布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此件被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孙中山在明孝陵前的留影，注意，当时挂在中间的朱元璋像，实为满清丑化大明王朝与朱元璋炮制的，而非朱元璋真像。

当临时政府派出专使蔡元培、汪精卫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氏用杨度计，嗾令曹锟所部2月29日在北京上演哗变事件，焚烧东安门及前门一带，于是袁氏借口北方大局未定，不得不赖已坐镇。

此事在南方政府引起一场混乱，据民国元老居正回忆，蔡元培、宋教仁迎袁南下就职未果，回南京向其党人复命，时同盟会成员多主张统兵北上制袁，宋陈述反对意见。『宋言未毕，马君武大声叱宋曰：「你为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照着宋面一拳，宋左眼受伤流血。孙公喝马君武曰：「汝太粗生，须得向钝初赔礼。」马君武听命，近前与宋握手。宋曰：「我眼痛，不好动手。」孙公曰：「兹事体大，改日再商。」相率退出总统府。』

2月18日，八旗全体上函袁世凯称「北方人士既推（袁）公为中国华盛顿第一，南方君子复许公为世界华盛顿第二，实为中国全体人民所同钦仰之铁证」。

2月29日，北京兵變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

3月2日，南京参议院最终同意袁世凯于北京就职。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坚持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总统制之后仅仅3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南京临时政府不愿交出实权，第二天孙文便仓促的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度的的大转弯，完全采纳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大总统对国会负责，使大总统成为空有其名而无实权的虚职，希图架空袁世凯。孙文将自己任大总统时绝对无法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套在了袁世凱的脖子上，让他去尝尝消解道统的滋味。

对于袁世凯来说，总统之位并不易与，他之心事其来有自，这一条文对他事实上毫无意义。

西方报纸的观察者相当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帕特南·威尔分析称「他准备将某种自己一无所知的政府形态投入试验。我们饶有兴味地注意到：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那几份最后的诏书，而绝不是来自他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协定，正是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约法》。」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仿法国式之责任内阁制：盖当时之参议院为架空袁世凯，乃将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使袁世凯成为虚位总统。总纲以简洁之文字，将国家之要素作原则性的规定:

「人民权利义务之保障已有详尽之规定，并设有法律保留条款。大总统副总统之选举：仍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精神由参议院选举出任。司法已有独立审判规定，符合三权分立原则：临时约法规定，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成，法官的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1912年3月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人们结社组党、参加政治事务的自由与权利，给政党的兴起提供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随著章炳麟等组建统一党，同盟会改组为体制内政党，民国初期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政党有：国民党、进步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致公党等。

3月25日，袁世凯任命之内阁总理唐绍仪抵南京组织新内阁。3月29日，孙出席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卫戌总督、各军师旅司令官举行饯别宴会。

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4月9日，孙应鄂军都督黎元洪之邀抵武汉。4月27日，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5月27日，孙抵翠亨村。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九日中山先生與孫武及武漢各界代表一百五十人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鄂軍政府歡迎人員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鄂軍政府歡迎人員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湖北十三個民眾團體合影。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中山先生與黎元洪在武昌合影。

中華民國的國旗五色旗

5月，迁至北京的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把五色旗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由紅、黃、藍、白、黑組成的旗幟，分別象徵中國漢、滿、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孙中山支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未能成为国旗，被定为海军旗（1912年今）。十八星旗作為陸軍旗（1912年5月14日1912年6月11日），1912年6月11日改以十九星旗作為陸軍旗，方藍井白滿地紅井字旗為元帥旗（1912年1928年），方白井藍滿地紅井字旗為副元帥旗（1912年1928年）

陸軍旗：十八星旗（1912年5月14日1912年6月11日）

海军旗（1912年今）

元帥旗（1912年1928年）

副元帥旗（1912年1928年）

7月，宋教仁因坚持孙中山的《临时约法》，辞去农林总长之职。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却似乎恰恰相反。宋教仁力主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体现了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章太炎等人的姿态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对于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

1913年10月袁世凱就任後，與各國使節合影。

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对民国军队事实上的控制，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既非袁世凯所愿，同时也与孙文的设想并不符合，反而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而孙文的态度却坚决反对改组，他似乎希望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于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止袁世凯的蜕变，而孙文的方法则是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所以在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便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开宪政框架，再次诉诸无止境的暴力革命，从此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革命」的独裁。

如果说继续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凯背叛了宪政。那么二次革命后，我们看到孙文致力于建立的恰恰是一个非宪政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地方政权，将政党慢慢驾驭在国家代议机构之上，形成现代党治国家之雏形。

对于共和体制，袁世凯既不熟悉，也不信任，作为晚清改革最重要的推行人之一，十多年以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只不过，对于君主立宪，各方想法不一，汉族大臣和康梁等人倾向的是英式君主立宪，而摄政王等满清贵族们则希望得到的是日式集权式的君主立宪。

在南北议和阶段，段祺瑞曾派靳云鹏去北京试探袁，「代表第一军联合各镇，要求共和」。天津防务大臣接段电后，冒冒失失跑到北京向袁请示，袁很生气地说：「第一军给你的电，我怎么能知道。共和！共和！你什么时候听我这样说来？」曹锟则一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地说：「我实在不知道宫保是主张共和的，早知道的话，我向娘子关进兵算是干什么呀！」

张国淦的一段记忆更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1912年秋天，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顾维钧归国出任袁世凯的内阁秘书。他在晚年的回忆录记述道：我记得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自然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顾维钧相当详细地为袁世凯介绍了罗马共和国的起源，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美国自由共和的观念。

“共和的含义是什么？”袁世凯显然想直接找到答案。

顾维钧回答称：“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

袁世凯显然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

顾回答称：“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

袁世凯又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

“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顾维钧回称，他们两人的谈话就此结束。多年以后，顾维钧回忆往事，感慨道：“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还根深蒂固之际，而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象征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实际上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

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因而严复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发给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的报告中说，他回应袁世凯的话是：「我们乐于见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无论它采取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什么政体都行。」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前进。

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若是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

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为什么会在当时革命军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势下被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摒弃？除了上述袁世凯、孙文等人对于缔造共和的开国功勋的个人梦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机选择外，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是导致帝制被废的最根本因素。革命党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并非「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

从2月12日之后的一系列逼宫、谋反、刺杀、约法事件，都使双方向反方向开始运动，共和初始，共识即告破裂，二次革命、袁氏称帝的此起彼伏都有迹可寻。到最后连袁世凯都对“共和”感到了失望，他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痛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受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帕特南·威尔由是感慨道：『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有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更为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

言而无信的民国，捉襟见肘的皇家，清室优待条件为何没有落实？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有关清帝退位的条件。经过南北议和代表的磋商，民国临时政府在9日向清政府函送有关清朝皇帝退位的《清室优待条件》修正案，12日由隆裕太后宣布，次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但是在内廷依然保持着一个清王朝残存下来的逊清皇室小朝廷。此优待条件于1924年在北京政变中被冯玉祥撕毁，冯氏控制的北京政府发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此后宣统帝不再被尊为皇帝。

《清室优待条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8款，其中第二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5款，其中第二款规定：“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

为了融洽与民国政府的关系，逊清皇室放下身段，采取过“和亲”政策，先后提出同袁世凯、徐世昌联姻，希望迎娶袁、徐的女儿为后妃，最终都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实现；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逊清皇室马上拍电报祝贺，并精心挑选了重量级国宝贺其寿辰；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逊清皇室准备赐其匾额，但张作霖并不感兴趣；为了讨好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依靠其势力保护自己，逊清皇室把紫竹院行宫送给王怀庆作为私产。

然而，无论是《清室优待条件》还是《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实际上从未按时、足额拨解过优待岁费。1916年5月，民国政府所欠的岁费已达601.8万余两，1918年逊清皇室总管内务府向财政部吐槽：“累年积欠为数竟逾千万”。按照逊清皇室总管内务府统计，从1912年至1924年民国政府应拨给逊清皇室优待岁费5200（两）元，但只支付了2002万余两（元），支付率仅为38.5%，不及四成。

民国政府为何失信逊清皇室，没有做到按时足额支付优待金额呢？其主要原因：

其一是财政困难。民国初年，从1912年到1924年13年间，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不仅总统、总理更换频繁，财政总长的更换也如走马灯，而且军阀混战200余次，袁世凯活着时尚能号令各省，中央财政情况稍好，而袁世凯死后，军阀彼此不服，各自为政，北京的命令全无执行力，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其二是言而无信。清帝退位前，隆裕太后曾拿出宫中内帑白银161万两、黄金16万两作为军饷，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将这部分军饷换成了“民国元年公债”约1016万元，每年利息约为360万。然而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求逊清皇室免除利息。无奈之下，逊清皇室只好忍痛答应。1921年北洋政府规定每100元民国元年公债票换40元整理公债六厘新债票。此时逊清皇室手中的“民国元年公债”只能换成400万元新债票。再加上此前袁世凯赖掉的利息，逊清皇室损失了千万余元。不仅如此，继任总统冯国璋、徐世昌等人纷纷向逊清皇室借款，冯国璋借了300万元，徐世昌拿了360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逊清皇室虽然已经退位，但宫中的各项开支依然巨大，每年360万两上下”。据《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记载，皇室每年仅三节（端午节、中秋节、年节）用银即高达100万余两。溥仪买一辆汽车就用洋8600元。可谓是用款无度，应付为艰。1922年11月溥仪大婚用银29.1万余元，其中有19.6万元来自徐世昌、黎元洪、那桐、张作霖等人的私人捐献，民国政府所拨不过10万元。

多年后，当日本密谋扶持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之时，民国政府派人苦劝溥仪放弃与日本合作，并许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特别是照约拨付优待费。

溥仪断然拒绝，冷笑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