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所曾经排名中国第一的大学 唯有一声叹息
就在半个多世纪前，有所高校，却是当仁不让的全国第一学府，北大、清华和她也相差了一大截。
更让人惊叹、惋惜的是，她仅仅存在22年，却如流星一般璀璨划过中国高等教育史：
1940年代建设了中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
拥有全国1/3的“部聘教授”；
她的学生，有19名院士，
4位两弹一星元勋、五星红旗的设计者、
台湾80年代改革的“设计师”；
这就是，1927年创设的国立中央大学。
对于国立中央大学这个名字，很多人不太熟悉，它始建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1921年在南京成立“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正式改名江苏大学，1946年在南京复学，开设理、工、医、农、文、法、师范7个大类专业，1949年更是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昔日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门（后面是礼堂）
今日的“东南大学”校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国立中央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
1949年后，国立中央大学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后在院系调整中，又被肢解为19块。
由于一些原因，这段历史被雪藏。而今，回看过去，不是贪婪和留恋她昔日辉煌，只是想从6个小故事，来看这所短命，却又风华绝代的大学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中央大学36级地质系毕业生
一
教学研究为中心：抗战中的“鸡犬不留”
1937年12月，南京有一群特殊的逃难者。几个中年人，赶着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背篓里装着鸡、鸭、兔。路人纷纷侧目。
原来他们是中央大学的校工。那些动物是农学院引进的优良禽畜。为了不让它们落入日本人手里，校工们租了4条木船，渡过长江，带着动物就上了路，除了喂饲料，路上一步没敢停。那年底，日军攻入南京城大屠杀时，他们已快到合肥。战乱导致物价飞涨，校工们宁愿以水充饥，也要省钱买饲料给动物吃饱。
最感人的一幕被校长罗家伦记录下来：“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昔日中央大学图书馆
现今的东南大学图书馆（夜景）
现今的东南大学图书馆（雨后）
图书馆在《人民的名义》第一集中作为某部委大楼（即侯勇饰演的处长赵德汉所在单位）出镜。
中央大学提出学校行政“应以教授为第一”，“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关”，日常工作紧紧围绕和服务教学、科研工作。
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1900多箱图书、仪器，3架教学飞机，24具教学解剖死尸，连同那些动物，所有的教学科研工具，完完整整地搬到了重庆沙坪坝。据说，后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抗战中，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为了能多买一本书，多订一份期刊，多购一份试剂，中央大学大量缩减行政人员数量，将行政办公经费压缩了1/3。
1946年9月，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此时，已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申报》统计：当时，北京大学6院26系，清华大学5院23系，浙江大学6院28系，中山大学7院27系……中央大学在抗战浩劫中，反而更加壮大。
二
教授不媚权贵：胡小石拒为蒋介石写寿文
1946年秋，恰逢蒋介石60大寿。当时，蒋介石权势如日中天，抗战胜利让他赢得了极高的国际赞誉，全国百姓也尊称其为“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在忙着为最高领导祝寿。
当时，立法院请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胡小石，为蒋介石写一篇寿文。当然，酬金只管说，再多也不是事儿。
听出来意，胡小石一口回绝。来人情急之下，脱口反问：“前时美军史迪威逝世，那次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由先生写作的吗？”胡小石立刻回敬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看着没辙，只好空手而去。
胡小石书法
其实，在当时中央大学有一群品行正直的学者。前两年风靡一时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就是根据当时中央大学中文系一件真实的事儿改编的。1943年年，蒋介石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结果教授们非常为难，因为有人觉得蒋介石镇压学生，也没什么学术资历，还来当校长，因此，三位教授没有把这顿饭当作赏赐，而是在“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去赴宴上争执了半天。
正因为，不媚权贵，保持文人风骨，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才能担当起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和精神价值的重任。
三
大学回归学术：中大礼堂不外借
1931年5月5日，国民政府第一次国民会议在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召开，大礼堂一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1936年国民大会堂建立之前，中央大学大礼堂是当时南京“唯一之伟大公共建筑”，气势宏伟，故屡屡被政界及社会各界借用。
涌泉池大礼堂由原国立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1928年5月规划建设，其间因经费问题停工。朱家骅1930年12月13日到校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30年12月20日10时在中大体育馆举行就职仪式。上任后，即着手变更学校行政组织。取消总务长，改设教务长，聘任8院院长，解决学校经费、基本建设、聘请国内知名教授和外籍学者取得成效。利用自身的影响，加强学校与国际教育文化机构的联系。朱家骅以自己之威望，以召开国民会议之名义请得51万银元拨款，由建筑系卢毓骏教授续建，于1931年4月底竣工。5月5日在大礼堂召开了国民政府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大礼堂面积2026平方米，建筑面积432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共三层，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式建筑风格。正门朝南，底层开三门做入口，门厅立面上部为四根爱奥尼亚式列柱。檐口之上做山花，尤其是标志性的穹顶，让每个南京人都能轻易辨识出来。大礼堂顶部为钢结构穹隆顶，高34米，外部如球体状，用青铜薄板覆盖，自然锈蚀的铜绿形成一层保护膜，在灰白色的建筑主体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球体顶部建有八边形采光窗。大礼堂内设有观众席三层，2700座席，庄严雄伟；观众厅南面为宽大的门厅，北部为巨型讲台。厅外部四周有水磨石回廊。在全国大学中实不多见，几十年来在数十万海内外校友心目中成为母校的象征，在全国校园中成著名标志性建筑。后来被东南大学设计进入校徽。1965年添建两翼，2544平方米。1994年4月，在台湾的中大校友余纪忠先生捐资107万美元修葺大礼堂，使其焕然一新。
中央大学大礼堂是当时南京最大的礼堂。所以，政府的很多大型性会议就会来借用中央大学礼堂。比如，“五五宪法草案”就是在这里通过的。但频繁的政治会议，破坏了平静的校园环境，学术圣地也开始变得车马喧嚣，市气逼人。为此，中央大学出台了大礼堂借用管理办法，严格限制举办各类政治会议。可是原先朱校长可是以国民会议之名义获得银元拨款的呀？可见那时大学的独立自由到了什么地步。
图：昔日中央大学礼堂
大礼堂竣工后，曾在此举行“国民会议”开幕式，当时门头中间还刻有“国民会议”四字
1937年10月，淞沪战事吃紧，大批的伤员从前线被源源不断地转送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空置下来的校园被中国红十字会用作援护伤员的伤兵医院。大礼堂、图书馆等被改作病房与手术室。
1952年，经院系调整，南京工学院在原中央大学四牌楼校址建立起来。为满足教学所需。1965年，由杨廷宝教授主持设计了大礼堂两翼加建工程，两侧各建三层教室，使得大礼堂更加美观雄伟，卓尔不群。
今日的东南大学礼堂（红色横幅很不搭诶）
今日东南大学大礼堂
鸟瞰涌泉池
1930年代前期，中央大学办学经费从每年190多万元，下降到160万元，平均每年拿出1/4来购买仪器和图书。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扩大4倍，可容纳1000多学生（当时在校生也不过千人），新买中日文图书4.8万册，英文图书近2万册，杂志近500种。同时，还鼓励学生组织物理学学会、数学学会，开展学术研究。
得益于学校大力投入硬件建设，营造学术氛围，当时媒体报道在中央大学学生们“都是埋头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到讲台上去宣读提案……”
吴健雄：中央大学毕业生，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原子弹之母
知识分子的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同仇敌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醒目、最重要的社会集群。
他们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爱国思想，文天祥、史可法、岳飞是他们自小就学习、就崇拜与效法的人物，“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行为准则。当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地阴谋侵略、瓜分、吞灭中国时，他们的政治嗅觉最敏锐，最早指出了日本的侵华阴谋和巨大危险性，最早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喊。他们有热烈的爱国激情，呼吁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捐弃前嫌，扫除私利，团结起来，真诚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敌。他们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承担各种民族自卫战争的任务。当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抗敌的道路，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敬、可歌、可泣的爱国人士：有的投笔从戎，脱下学生装，奔向延安，参加抗日军队，与敌人血战到底；有的坚持在沦陷区，拒绝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宁可饿死，不向敌人低头；有的远赴海外，或在上海、天津的英法租界里，办报纸，搞募捐，搜集情报，甚至组织抗日锄奸团，惩处敌伪汉奸，为国出力。
例如，在南京沦陷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与广大师生员工面对日本战机野蛮的空袭，毫无畏惧。罗家伦指着被炸毁的校舍，说：“敌能毁之，吾能复之！”他迅速组织师生西迁重庆，在全校人员与设备财产都已撤之一空后，他发现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犬、牛、羊等，尚留下许多。于是发誓，要将这些家禽家畜全部从南京迁到重庆去，经历千难万险，历时一年到达重庆，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日寇。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
再如，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王瀣，在日军攻占南京时，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此后数年家境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但当日伪当局筹办伪中央大学，派人胁迫与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时，老人断然拒绝，说：“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1944年8月5日，王瀣终于在贫病中去世，终年七十四岁。临死前，他交代家人，说：“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不要发丧，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他的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在后院草草埋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安葬于其故里溧水。
四
用人惟才：有人背地说校长坏话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1931年，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重组政府时，蒋介石想推荐罗家伦当“考试院”副院长，可很多大员进言，罗家伦不行！蒋介石想不明白，就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王答道：“据我所知，罗志希（罗家伦）做中大校长时，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得罪了不少人。”
罗家伦：中央大学在任时间最久的校长
罗家伦也回忆说：“聘人是我最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职位做过一个情。虽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中央大学当时大师云集，国学大宗师章太炎首席大弟子黄侃、艺术大师徐悲鸿、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潘菽、中国第一位美学教育家宗白华、大诗人徐志摩、中国物理学宗师叶企孙等等。中央大学90%的教师曾留学海外。
中央大学抛弃论资排辈，注意为青年教师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只要尽心，就可以七八年埋头做研究。1933年理学院新聘了10多名教授，其实都是国外大学刚毕业的博士，年仅25岁的施士元因为科研能力突出还被直接聘为物理系系主任。这批人后来基本都成为业内翘楚，中央大学理学院实力也更上一层楼。
中央大学用心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发展学校教学、科研，进而确立了在当时国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
五
培养一流学生：考试造就的“慈悲之恋”
徐悲鸿和女弟子孙多慈的“慈悲之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央大学激烈的入学考试造成的。孙多慈家出名门，祖父孙家鼐是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一手创办京师大学堂，父亲孙传瑗是国民党安徽省常委。
1931年，孙多慈参加中央大学入学考试，无奈报考人数实在太多，更无后门可走，最终名落孙山，只好找熟人去旁听。没想到在中央大学课堂上，与徐悲鸿四目相对，产生了师生恋。有徐大师开小灶专心辅导，孙小姐第2年才如愿以偿考上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选课表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中央大学当时，主要在4个环节来保证培养一流人才：
严进。中央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铁门槛”，考试考3天、8门，曾出现全国考生总数的2/3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录取名单要在《申报》等3大报连续公示3天，据中央大学教务长回忆，中央大学在20多年里，仅仅特招过一人，就是孙中山的外孙，当时是以华侨身份录取的。
灵活培养。学生在大二时，可以转系，只要通过两门转入学科的专业测试即可。国语、外语、体育都是必须课。学生一般都要求学第二门外语，文学院学生要掌握三门外语。考试也不含糊，以1939年为例，中央大学600名新生，留级和被退学的占1/3，全部课程及格的只有170人。
严出。先是校内考核，然后有毕业会考，请外校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考试。
厚保障。虽然，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大学经费十分紧张。但中央大学仍然从有限的经费里挤出钱设立奖助学金，比如，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每学期设置奖学金额250名，约占学生总数的14%，奖学金分70元、50元两档，基本能做到上学不花钱，一大批寒门学子没有了后顾之忧。
中央大学存在22年间，共有毕业生8914名，很多成为各个领域顶大梁、执牛耳者：
19位院士（大陆两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任新民：我国运载火箭专家、两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
侯学煌：中国植物生态学主要开创者；
冯端：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中居世界领先地位；
曾联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的五星红旗图案设计者；
李国鼎：被誉为“台湾现代化催生者”和“台湾科技教父”；
唐德刚：著名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国立中央大学毕业证书
六
权力的克制：蒋委员长进校门先脱军装
1941，罗家伦辞任校长，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来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所以，蒋介石自己就当起了校长。因此中央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曾有国家元首亲自担任校长的大学。当时，蒋介石也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所以，一天到晚穿的都是军装。
刚上任，有个周六下午他到学校视察，发现校园里空空荡荡。蒋介石就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嘛，怎么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回答：“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声，以后“入乡随俗”，到中央大学前就先换上中山装。
蒋介石为中央大学的题词
这就是蒋校长。他明白自己是个外行，只读过保定及日本的军校，没有真正在大学里做过研究，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的实际教学工作均由教育长负责。干了一年多，有了合适人选，蒋介石也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这其实是，民国时期政府和高校关系的鲜活反映。当时，政治权力给大学留有较大的自治空间。
在大学校长人选上，教授、学生就有一定的话语权，比如1931年政府任命桂崇基到中央大学当校长，但遭到师生一直反对，中大学生自治会提出竺可桢、翁文灏和任鸿隽3个候选人名单，最终，国民政府“考虑学生意愿”，从中选择了任鸿隽作为校长。
同时，民国时期，国家对各个大学也相对公平，没有重点发展那所高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给大学的拨款，基本是按照大学规模和学科结构分配。
1933年5所国立大学经费
七
先去名，再“失身”
1949年4月23日，南京occupation，一个红色新时代到来。中央大学，除一小部分迁到台湾，主体留了下来。
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被要求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49年暑假，根据军管会意见，教师聘书不再一次性发放，先给一部分“政治进步”的。许多没有接到聘书的教授担心下一年没有工作，不得不到外地找教职，师资就此流失。
1950年，政府开始改革旧有学校教育事业，作为原中央大学，是重点。生物系教授对蚯蚓的研究，园艺系教授对《红楼梦》中大观园园林艺术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极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心理学系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不再招生。外语系也改只教俄语。
1952年，更大的风暴来袭。根据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院系调整。中央大学虽然已经改名为南京大学，但还是没逃脱被调整的命运。
1956年，尘埃落定。原来的中央大学已经被大卸为19块，后来有5所成为985高校，12所是211高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都没听说过国立中央大学的主要原因，经过历史的变迁，国立中央大学径名为南京大学后被拆分成多个院校，虽然这些院校现在都是国内一顶一的大学，但是母体国立中央大学却鲜少被提起了，导致现在年轻人并不知道，这所曾经的“中国第一大学”。
除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外，现还有18所高校，每所高校在现中国都有响当当的名气，包括四所985大学，七所211大学。
切记：1952年院系调整时拆分的是南京大学，而不是中央大学，也不是“国立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与1952年的院系调整没有任何关系，请不要扯上中央大学和“国立南京大学”。
当年政府的权威文件史料明确记载：现在的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以南京大学的“部分工科院系”为基础、从南京大学分出来新建的旁支而已，并不是由南京大学改名而来的，并不是正统，只能说是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的“部分工科院系”的继承者而已。
国立中央大学更名后的南京大学被拆分组建的4所985大学
1、南京大学
南大是老牌985大学了，也是国立中央大学拆分后，重新建立的主体学校，现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排名前10，仅次于清北复旦浙大，是华东五校成员之一，南京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有3个A+学科，18个A类学科，超强的专业实力也奠定了南京大学的地位。
2、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是最开始的南京大学工科学院划分出来了，后与多个实力强劲的工学院合并，成为了现在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有5个A+学科，这个个数位于全国高校第8的位置，还有7个A类学科，建筑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老牌工科专业都是大热门。
3、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形成的方式和东南大学大体相同，它是由东南大学航空学院分出来的，后与其他优秀的航空专业合并，在西安组建成西安航空学院，后改名为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校内有1个A+学科，1个A学科，1个A-学科
4、电子科技大学
这所985大学是由原南京学院无线电工程系的教育资源划分出来，与其他无线电专业实力强的合并，坐落于成都，形成电信工程学院，后改名为电子科技大学，成电在我国电子信息领域一直是龙头老大，其中电子工程技术，信息工程为A+类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为A类学科，光学工程学为A-类学科。
七所211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拆分出来的7所211大学分别是：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京南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财经大学。
这7所211目前在全国高校排行榜中也名列前茅，专业实力和教学规模都非常强，是很多学子的理想大学。
从国立中央大学被拆分出来的4所985高校7所211高校，现在在我国高校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由此也可以证明当年国立中央大学的地位。
中央大学家谱
中央大学(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在台湾复校
而作为中央大学主体的南京大学，只剩下10个系。
有人说这是因为“原罪”，因为她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大学，也有人说，这和南京城地位衰落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而今中央大学在大陆的残留，也就是每一年南京城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6所大学会过同样岁数的生日（校庆）了。
在今天，不论是国外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行，还是我们中国的上交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终于有一所清华大学能进入前20。
中央大学存在的22年，基本是政治动荡期，成就依然注目。给当下的启发也许在于：
大学坚守定位。大学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传承人，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希望和未来，大学也是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大学应该不媚权贵，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捍卫社会的道德。大学之大，不仅在大师，更在于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为民族传承文明。大学要“去行政化”，所有工作都应该围绕、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大学不畏政治。中国传统，历来是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历来大学的办学资源基本来自于政府。但在和政府权力互动中，应洁身自好，而非委曲求全。
权力要有自觉。大学教学、科研、发展运行有自身规律，“外行领导内行”往往适得其反。管大学不是管衙门，管教授不是管下属，政府要充分尊重和维护高校的自治，为大学发展留下空间。
国立中央大学作为我国高校的“祖师爷”，虽说现在已经被拆分了，但是作为教育人还是应该了解它的历史，铭记它给中国教育带来光辉，尤其是现在大学生，在决定报考某所学校，可以多少了解一些这所高校的发展史，这不仅是尊重历史的发展，对专业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帮助，毕竟每所高校的大热门专业，都是经过时间积累出来的。
辟谣：1948年排名亚洲第一的国立中央大学？
不过在很多评论国立中央大学的帖子中，经常能看到如下评论：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听上去很辉煌，可是真的如此吗，普林斯顿大学真的发布过大学排名吗，如果有，那为什么今天鲜为人知？楼主怀着好奇心去查了一下。
首先普林斯顿大学是否发布过1948年的大学排名，在普林斯顿官网是没有找到的，反而找到了前人辟谣用的证据如下：
好了，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官方否认了这一说法，那么是不是有其他挂着Princeton名号的机构发布了相关排名呢，事实上的确有，PrincetonReview，就会发布一份详细的大学排名，官网不过仔细查看，第一，普林斯顿评论更专注于美国本土大学评论，第二，普林斯顿评论最早成立于1981年…
基本上可以确认所谓的1948年亚洲第一是谣言了，再看一下当时，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且之前已有日本学者做出准诺奖级成果，并且他们的成果多是在日本本土完成，这说明了彼时无论工业界还是基础科学界日本都远超中国，并且充分获得了国际承认。那中国的学术成果呢？理工科少之又少，就算是最为人称道的文科，其实拿到国际上也不是那么拿得出手。把国立中央大学排到亚洲第一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但是中国大学第一，国立中央大学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