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经济政策 高价糖果等商品回收多发的货币
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进一步具体化，并有所发展。
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是10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1961年已经精减1000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1000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
根据陈云的意见进行部署后，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降低，产铁量比上年减少476万吨，钢产量减少200多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56亿元。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商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50亿元，相当于1961年货币发行总额125亿元的40%，为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
我说两个问题。
第一，进口粮食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如果有四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打。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这样做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十八尺，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六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千万匹布就是三千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第二，糕点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从古巴进口的糖，如果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分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七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进口糖要集中使用到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方面。过去，这些地方规定，一个人一个月供应二两或者三两糖，如果能保持住这个供应标准，可以不变，但绝对不要再增加；有些地方因为糖很紧张，早已停止供应的，也就不要再恢复。现在要先把进口糖用于制作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有了猪肉，也可以采取开馆子的办法，卖炒肉片、炒肉丝。进口的麦子，面粉可以做高级糕点，麸皮是养猪的好饲料。把卖高价糕点、炒肉片和养肥猪这些办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解决不少问题。总之，现在进口的糖也好，麦子也好，以后的猪肉也好，要集中使用在机动的方面，自由买卖的方面。
在商业工作人员里头要动员一番，提高高级糖果和高级糕点的质量。现在把做糕点的人搞到乡下去了，做出来的高级点心不像样子。我叫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一斤，所谓高级点心是什么东西呢？看不得就是了。从前是六角四分钱一斤，现在升级了，一斤四元五角。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同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质量也是不好。对此，我有意见。因为拿来给我们看的样品有几十种，但到零售店里去看就不同了，比给我们看的差。就是说，做假样品给我们看。高级点心贵，但要贵得像个样子，做得好一点。所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以及其他城市，要把原先做糕点的人找回来。负责财贸工作的同志要认真检查一番。
在商业工作人员中，有些同志对卖高级糕点、高级糖果不放手，他们怕大家抢购，供应不上。这是因为我们对情况不清楚。应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敞开来卖，不要怕抢购。我算了一下，把一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五块钱一斤，就是一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一年的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是多少呢？最多是一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那很好，一万吨糖果拿出去，一亿元钞票就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呢？已经到货的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还有三十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不要怕，敞开来卖就是了。也不要怕高级知识分子抢购。高级知识分子最多二十万人，就算他每人买一百斤，也不过一万吨。再就是五千万职工。五块钱一斤糖果，他们是不能多买的。他们只有那么多钱，要养家活口，要吃饭。工资高的和工资低的职工，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就算每人买一斤，也只有两万多吨。
有些同志被抢购吓怕了，他们没有计算一下我们的后备力量有多少，社会购买力有多少。从上面算的那笔帐来看，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江苏那个资本家不是说“人民币不挂帅”了嘛，现在我们就请它“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要动员商业工作人员，放大胆子，不要缩手缩脚。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天津第一天卖了七万斤，第二天卖了八万斤，第三天就只卖了八千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的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卖数一定会降下来。
现在百货公司的东西，这样也不能买，那样也不能买，什么都要凭证，自由买的东西都没有了。北京也是一样。这不行。要摆出几样东西来卖。
将来，在一部分地区，我们与其提高粮食供应标准，不知让它经过糕点这个渠道出去比较好。当然，这只能是一部分地区，而不是全国。我们预备把将来可以增加的粮食供应量，大部用于糕点。现在一斤糕点，收六两粮票，等到我们的粮食有把握的时候，收的粮票可以慢慢地降下来。当然，在目前粮食不够的时候，还不行。但是，只要有办法，我主张减收一点粮票。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跟我说，你看现在有些人工资很高，但买不到东西，那些肉啊、蛋啊，都是定量供应的。他提出卖高价糖果、高价菜，有东西总比没东西好，虽然贵一点但可以保证群众能买到东西，满足营养需要。推出高价糖果后，他亲自到百货大楼看销售情况，在家里，他每天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今天卖出多少糖果呀？收回了多少货币？
20世纪60年代初，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还号召每个人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我的一个孩子当时在科技大学住校读书，她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有两个人得了浮肿病，这是因为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国家科委有一个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解释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浮肿病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就把这篇文章拿给陈云同志看了。他看了以后，毫不犹豫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后来国家为了解决处级以上干部的浮肿问题，就给每个干部每个月定量供应黄豆和糖，所以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这是糖豆干部的待遇”。
后来陈云同志又考虑到全国人民的营养问题，他了解到，每个人需要蛋白质最低限量是70克，按规定就是一公斤体重需要一克蛋白质，大体上平均体重70公斤。他就算这个账。他说首先解决大中城市人口的需要，然后再解决其他，因为当时大豆产量也有限，只能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除此之外，比方一个月有两斤带鱼，还有几斤肉，这样加上小麦、大米等主食里头含有的蛋白质，就能够基本上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的需要。他算得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