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有活路不走 非得寻死真得算上“千古一帝”
关于明末崇祯皇帝的历史评价，史家多借清代官修《明史》中“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来为其申辩。如清初张岱曾经这样说道，“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民国的明清史学者孟森则议论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总而言之，崇祯是个勤勉的好皇帝，明朝亡在他手上，多少有点冤。
然而崇祯皇帝虽然节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是明朝少有的勤政皇帝之一。然而他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杀害抗清英雄袁崇焕，致使朝廷内部人人自危，最终众叛亲离；又横征暴敛，向人民征收“辽饷”、“剿饷”、“练饷”等苛捐杂税。诸如此类种种原因，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临危受命
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皇帝朱由检勤政到为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慈宁宫拜见宫中最有威望的刘太妃（崇祯帝祖母辈）时，竟然坐着睡着了，刘太妃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苦涩地说，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经两夜未眠，说罢与刘太妃相对落泪。朱由检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则在乾清宫看奏章，遇到军情紧急时便连续几昼夜不能休息。
崇祯是明朝自太祖以来罕见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应免日期之外，每日视朝，并参加日讲和经筵。一日，他参加日讲时，由于疲惫不堪，随意把脚放到台楞之上。当时日讲官文震孟正好讲到《尚书》中“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抬眼注视皇上翘起的脚，朱由检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脚徐徐放下。可见，他对日讲也是认真对待，并非敷衍了事。
朱由检还是一个好学不倦的皇帝，博览群书，举凡《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皇祖明训》《帝鉴图说》等典籍几乎朝夕不离手。他还命令武英殿中书，画历代明君贤臣图，写《正心诚意箴》，制成屏风，分别安放在文华殿、武英殿，以便随时激励自己。
在我国历史上，勤政往往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君主勤政，政治清明，而崇祯皇帝勤政竟跟亡国联系在一起，也是一则特例。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这样写道：
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
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荒政亡国，勤政亦亡国。虽非亡国之君，却当亡国之运，朱由检的人生经历着怎样的起伏？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十余日，朱由检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在选择年号问题上，朱由检颇有斟酌。当时阁臣提供四个年号供他选择，一为“乾圣”，朱由检说“乾为天，圣则安敢当”；二为“兴福”，朱由检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三为“咸嘉”，朱由检认为“咸旁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于是选择崇祯为年号。即位伊始，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做了决断，他要整饬内政，重振江山，挽救时局。
铲除“客魏”
朱由检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他满怀信心要重拳出击了。就时局而言，朱由检首先要解决的是宫禁内部的危机，铲除“客魏集团”。
崇祯帝的异母兄明熹宗朱由校，性耽玩乐，政权实际把持在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魏党集团手中。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万历十七年（1589）自阉后被选入宫，熹宗即位后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结，一个自称“九千岁”，一个自称“老祖太太千岁”，操纵朝政，为祸宫禁，并网罗了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大批爪牙。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掌握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朱由检必须除掉“客魏集团”。在这场交战中，朱由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打了一个漂亮仗。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至高无上的天子更迭往往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王朝内部的变革。新任君主即位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力量均心怀狐疑，互相观望，彼此猜测并试探。人们仿佛在关注一只即将破壳而出的鸡雏，弹壳在轻微震动，迹象已十分明显，但究竟会从什么方向，从哪个位置，以何种形式，没有人能够得出确切的结论。魏忠贤狐疑地盯着弹壳，心神俱疲。
朱由检深知魏忠贤党羽甚多，故未轻举妄动。他不露声色，等待时机，从心理上对政敌发动强大的攻势。明熹宗驾崩，魏忠贤失去强大靠山，既担心往日劣迹暴露，又害怕苦心经营的政治资本不保，紫禁城内政治空气神秘莫测，平静之中掩藏着风雷。
朱由检的按兵不动令魏忠贤先慌了手脚，他以辞职试探皇上的反应。天启七年九月一日，魏忠贤提出辞去东厂职务，朱由检没有批准。九月初三日，客氏请求离开宫中，回到私宅。明熹宗已经驾崩，作为先皇的乳母，客氏实在没有继续留在宫内的理由，她的辞请朱由检批准了。客氏于五更起身，赴熹宗灵堂祭奠后焚化熹宗幼年时的胎发、痘痂、头发、指甲等物，痛哭而去。宫内朱由检少了一个敌人，而魏忠贤却少了一个支柱，更加惊慌。
九月十四日，魏党集团内部出现裂痕，御史杨维垣出于私愤，弹劾崔呈秀不守父丧，违背礼制。崔呈秀位于五虎之首，是魏忠贤的心腹，朱由检见奏后降旨撤销崔的一切职务。仿佛得到了暗示一般，一场正式清算魏忠贤的战争打响了。
弹劾魏忠贤的本章相继而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魏忠贤主动提出“引疾辞爵”，这一次，朱由检批准了，并立即下旨，命魏忠贤十一月初一日到凤阳祖陵司香。魏忠贤自知大限已到，于十一月初六日悬梁自尽。次日，客氏被押往浣衣局打死。随后，客魏两家子孙等皆被斩首。
大恶已除，在首次政治对垒中朱由检大获全胜，他不露声色，以静制动，初露峥嵘。清理客魏集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快意人心，而激励斗士，这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政治上进行的第一场战役。宫禁之中，虎视眈眈的敌视的目光少了，皇帝的身边相对安全了，郁积在宫禁上空的阴霾渐渐消散，阳光似乎一点点地穿射进来。
清算阉党
除恶务尽，更艰巨的战役还在其后。中央政府机构中遍布魏忠贤的死党，甚至一批魏党人物以弹劾魏忠贤的功臣自居，以图混淆视听。为此，清算魏党的战斗刻不容缓。朱由检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任命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以纠弹魏党为职责，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算风潮。
从天启七年十一月至崇祯二年三月，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撒开。除首逆魏忠贤、客氏之外，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分别定罪处置。与此同时，朱由检下令拆毁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的祠堂，规定宫中内监不得擅自出京，并要求各地镇守的太监立即办理移交手续，火速返回京城。
在定阉党逆案的同时，朱由检逐步展开平反昭雪活动，为一些受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从理论上讲，褒扬正义，铲除邪恶，朱由检都一一做到了。除恶扬善，求的是上下齐心，一心向善。然而，理论用之实践的结果却让崇祯品尝到了政治的苦涩。
“水至清则无鱼”，清与浊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清中有浊，浊中有清，在清与浊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不仅需要智慧和决心，更需要实践经验和敏锐的判断。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用清初士人的话来说，东林未必都君子，而阉党未必皆小人也，所谓的清除邪恶一方，褒扬良善一方也只能是相对而已。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清朝统治初年，一心整饬朝纲的朱由检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之中。
明朝自万历以来，党争不断，东林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互相攻击，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朱由检即位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清算阉党，但这只能说是第一步，进一步消除党争是更加令人头疼的大事。
天真皇帝
朋党之争在历史上多有所见，如果君主驾驭有术，则不致造成大的危害，如驾驭无术，则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以清朝乾隆皇帝为例，在位期间以张廷玉和颚尔泰为首的两党明争暗斗，幸亏乾隆明察秋毫，乾纲独断，重大节而不计小过，使两党争着为国立功，未曾造成大的损害。可见，解决朋党并不是毫无方法，关键在于君主的决策。朱由检既然已经认识到官吏风气关系到国家兴衰，必然要着手整顿吏治，消除党争之患。
但在政治实践中，励精图治的朱由检并不总是成功的。康熙皇帝曾经从当年明朝宫廷内的太监口中，听说关于崇祯的这样的笑话：
一日，崇祯修大内建极殿，从外地采买巨石，从水路运抵通县，再经陆路运送到紫禁城，谁知由于石块巨大，城门狭窄竟然无法通过。运石头太监只好请示崇祯，崇祯当即发火：真是岂有此理？朕要用良材，竟敢抗命不从，遂命军士将巨石打六十御棍。
又一日，崇祯学习骑马，好不容易骑到马上，竟然从上面摔了下来，颜面受损，为此下令，将马重责四十大鞭，然后罚往苦驿当差。
对这两则笑话令康熙发出感慨，“马犹有知识，石则何所知乎？如此举动，岂不令人发一大噱？总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笑话夸张的成分多一些，太监添油加醋丑化了崇祯的形象，但在笑声背后，往往蕴含真理。在军国大政面前，朱由检天真幼稚如孩童，不免会让人啼笑皆非。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军内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请求崇祯皇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朱由检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当然，沈迅的建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的。
诊断病情和治疗疾病是不同的，正确的诊断是第一步，而妙手回春则需要更深的功力。朱由检的决心和才智在政治实践面前一次次遭遇挫折，这是他没有预想到的。
自断经脉
长年累月的党争给明末政坛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门户之见已经成为明末官吏的思维定势。朝堂之上，只要有政治分歧就与党争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件政事的处理都会称为党争的口实。剪不断，理还乱。
明代内阁是国家中枢，内阁大学士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国家的方针政策需要内阁确定，军政大事也需要内阁处理，因此阁臣的选择是关系朝纲的大事。自明中叶以来，内阁大学士都从翰林院官或者各部尚书中选拔，由吏部会同都察院、九卿、六科及河南掌道御史即共同举荐。自万历以后，会推流于形式，把持在个别人手中，无公正可言。崇祯初年的会推结果即是如此，会推名单列出11人，而朱由检自己看重的人选周延儒却未曾列名。他本来就怀疑会推是否会公正，而结果则令其更坚信自己的判断。
果然，礼部尚书温体仁看破朱由检的心思，上疏弹劾礼部侍郎钱谦益结党把持会推，并挖出钱谦益当年主试浙江收守贿赂的旧案，指其品性不足以为阁臣。经调查钱谦益确实在会推中做了些手脚，与温体仁对质旧案，又支吾难对，朱由检更加怀疑。于是钱谦益被罢官，而周延儒和温体仁则以不立党，清忠于朝得到朱由检的格外垂青，先后进入内阁。
朱由检厌恶朋党，但他忽略了明末政坛长期以来的风气，党争已经作为惯性力量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将斗争矛头指向被攻击为朋党的一方，实际上是在支持自成非党的一方，而所谓“非党”者，亦必党也。朱由检自认为在会推阁员问题上已经尽量公正，并打击了朝内朋党的苗头，殊不知，皇帝的介入使党争内幕更加复杂，而党争也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会推阁臣而引起的党争以温体仁、周延儒的胜利而暂时告终，而温、周入阁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温、周之间的倾轧。崇祯三年（1630年），周延儒称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周延儒。从崇祯四年春天开始，温周之间轮番互相发动攻击，崇祯六年，周延儒引疾乞归，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新一轮的争夺战再次开始。此后，党争不休。但应该承认，朱由检为消除党争煞费苦心，做出了一番努力。
为了避免大臣长期任职，形成帮派势力，同时也为了不断寻找富有学识才干的人任职内阁，朱由检频繁更换阁臣。他在位十七年，共有五十人入阁，在这五十人相当中，周延儒、温体仁和杨嗣昌在位最久，影响较大，但下场都很可悲。其中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位，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次入阁，4年时间换了5个首辅，平均每个首辅任职不到1年。
频繁更换使得这些首辅都谈不上久任专成，自然都显得碌碌无为。而阁臣的频繁更换，实际上反映了崇祯皇帝一直没能建立起稳定的施政中心，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空怀扭转乾坤大抱负的朱由检，也为自己的急躁轻率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
大明最后的灭亡与崇祯的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崇祯当时向南宋的赵构一样，弃北京向江南逃去的话，大明还是有一丝的希望。不说复国，至少能在江南割据和北方的清对峙，就像之前的金和南宋对峙一样。赵构之所以能在南方站稳脚跟，主要原因还是他是皇室的正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像张邦昌之流也只能俯首称臣，虽然他名声有够臭，但是不可否认就稳定抗金民心的方面功劳是绝对有的，说赵构是抗金的中流砥柱亦不为过。事实上，赵构的运气也不错，要是宋皇室全被掳走了宋自然就被灭了，要是留下了两个或者更多王爷，南方便会陷入割据，同样会被金各个击破而灭之。不多不少就留下一个宋皇室的后代正好延续了宋的命运。
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为何死前杀了众子女妃嫔？
再看崇祯，他死后中国其实就已经分裂了，东北的满清，北京附近的李自成，四川的张献忠，江南更是建立了福鄂鲁桂4个分裂的南明政权，互相之间也没有合作，难免会被满清都消灭掉。
那么崇祯弃北京而走能不能保大明江山呢？答案是肯定的。北京城破的时候明朝的军队还是很强大的，各路军队都还在勤王的路上，崇祯这时跑路完全可以一直到江南，在南京定都，建立一个南明政权与北方农民军以及满清相抗衡。崇祯作为正统皇帝，完全可以号召明朝的各路军马而不必像之后那4王那样各自为战了，正如赵构的南宋一样，军队和政权的统一了对抗农民军和满清也肯定不是问题了。况且这个时候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后，只是享乐而不思进取，更没有攻取全国的雄心，农民军可没有什么推翻封建制度的伟大理想，一旦达到了目的，农民军便迅速腐化堕落。崇祯完全可以和北边的吴三桂联合起来和勤王军一起攻打李自成，恢复大明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就算崇祯想偏居一隅，当时也完全有这个环境，明朝政府虽退到了江南但是手里还是有百多万的军队，李自成不想去也不敢去南下打明朝，他只会在华北建立割据的政权。明朝完全可以在江南发展自己，甚至比英国更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至于东北的满清也不必担心，就算满清入关了先和李自成血拼，再和大明南北对峙，明朝可以丝毫不落下风，南宋能和金对峙，强大的明朝当然也可以。
自古有不少的君王有过城破身亡的，但那都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像崇祯这样有活路不走，非得寻死的傻瓜，真得算上“千古一帝”了。有人认为崇祯是明朝的好皇帝之一，我却不知好在哪里，先是听谗言杀掉的大明的长城袁崇焕，后来干脆自缢结束大明的社稷。大明亡于崇祯这样的君主身上只能说是大明的悲哀，中华的悲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学术思想史及历史文献学，著有《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