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交代不要杀魏忠贤 崇祯皇帝不听死前后悔
哥哥登基称帝，弟弟哭着要坐龙椅，7年过后，弟弟果然当上了皇帝
在不少人眼中，明朝是一个奇葩皇帝辈出的朝代，抢侄子皇位的朱棣，喜欢自封大将军的朱厚照，近三十年不上朝的朱。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明朝还出了一个这样的皇帝，他对朝廷丝毫不感兴趣，而对木工活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因此被称为“木匠皇帝”，此人就是明熹宗朱由校。
朱由校，他是明光宗的长子，从小非常调皮，不喜欢读书，大字不识几个。由于母亲王氏去世的比较早，爷爷万历皇帝就让李氏抚养他，对他不是一般的溺爱。父亲朱常洛认为，等到自己坐上皇位后，一定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儿子，毕竟他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然而，朱常洛却是个短命皇帝，在位仅20多天就挂了，15岁的朱由校匆忙地继承了皇位，史称“明熹宗”。朱由校有个弟弟叫朱由检，虽然不是同母所生，但两人关系非常好，朱由校经常带着比自己小6岁的朱由检玩耍。据说，在朱由校登基的时候，弟弟朱由检只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并不太懂得君臣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在上早朝的时候，朱由检连蹦带跳地跑到朝堂之上，文武百官也不敢说什么。朱由校看到弟弟来了，就笑着让他到自己是身旁，有些大臣认为这样不符合君臣之礼，就想让人把年幼的朱由检带出去，却被皇帝朱由校阻止了。
朱由检看着坐在龙椅上的哥哥，满朝文武都要听他的话，感觉哥哥非常霸气，就哭着说道：“哥哥，我也想要坐龙椅。”明熹宗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弟弟说：“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以后，就能像我一样坐在龙椅上发号施令了。”朱由检非常开心，就跑到外面告诉太监、宫女，自己以后也能坐龙椅。
明熹宗本来是为了哄弟弟开心，所以才这么说的，没想到一语成谶。公元1627年，明熹宗在一次玩耍中不慎落水，本来身体就不太好，加上这次落水事故的惊讶，没多久就驾崩了，年仅二十二岁。在去世之前，把弟弟朱由检叫到床边，用尽全身的力气说道：“来，吾弟当为尧舜。”就这样，他把皇位传给了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
崇祯登基后，才发现哥哥留给他一个烂摊子，为了能够挽救大明王朝，他工作非常努力，每天批阅奏折到深夜，而且生活上极为简朴，还曾六次下罪已诏。有一次发烧，他本想休息一上午，当天就不上早朝了，大臣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立马组团来训斥皇帝，崇祯连忙道歉，并带病上朝。
此时明朝内忧外患，加上崇祯多疑的性格，没有能力扶大厦于将倾，或许只有朱元璋再生才能力挽狂澜吧！公元1644年，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破了京城，崇祯谨记“君王死社稷”的祖训，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书上自缢了，那些平时里敢指着皇帝的骂的文臣，早已经跑光了，只有一个名叫王承恩的太监陪着皇帝上吊。
参考资料：《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明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石头真言》等
兄长朱由校交代，千万不要杀魏忠贤！
提到魏忠贤，人们就会想到，这是一个残暴、冷库、自私，无恶不作的奸佞。
他之所以能够得宠，权倾朝野，甚至有人叫他九千九百岁，是因为明熹宗朱由校。如果没有朱由校，也就没有历史上的权臣魏忠贤。
1627年，朱由校病重时“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
临死时，让魏忠贤宣召朱由检（崇祯帝）入宫，“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
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朱由校的言外之意，千万不要杀魏忠贤，遇到大事的时候，他能够帮助大明朝。
但是崇祯帝朱由检没有听哥哥的，当上皇帝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干掉了魏忠贤。
那么，明熹宗临死前为啥告诉兄弟崇祯，千万不要杀魏忠贤！
魏忠贤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却懂得射箭与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酒色，魏忠贤经常和一群恶少年赌博，有次，他赌博大输后感到很苦恼，便恨而自宫，改姓名叫李进忠，因早与宫中太监熟识通融，谣传因此未净全身，仍有一粒睾丸。
后来又改回原姓，得皇帝赐名为魏忠贤。魏忠贤自万历年间被选入宫，隶属于太监孙暹，靠巴结他进入了甲字库。他又请求做皇长孙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巴结上了魏朝。魏朝多次向王安称赞魏忠贤，王安也就善待他。长孙的乳母叫客氏，一向私下服侍魏朝，这就是所谓的对食关系，到魏忠贤进宫后，客氏又与他勾通，客氏于是冷遇魏朝而喜爱魏忠贤，两人结成了很深的关系。
明熹宗时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崇祯帝接的是哥哥朱由校的班，那么朱由校为何临死前对崇祯说，“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八字呢？
“恪谨忠贞”说明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可计大事”则是说，明朝遇到大事的时候，可以由魏忠贤来商量。
朱由校对魏忠贤评价这么高，主要是魏忠贤虽然专权独裁，但是以国事为重，不像东林党人专事党同伐异。
两件事，足可以证明魏忠贤以国家大事为重。
1、破格利用袁崇焕
《明史》本传载，御史侯恂请朝廷破格任用袁崇焕：“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朝觐在都，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职方主事。”
侯恂是谁？就是著名才子侯方域的父亲，东林党人。虽然是自己的死对头东林党推荐的人，但魏忠贤把持的朝廷还是破格录用了袁崇焕。天启五年，东林党人被天启皇帝摒弃后，袁崇焕依然带兵打仗，羸得天启六年的宁锦大捷。
2、重用熊廷弼
天启三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攻陷沈阳后，又进攻辽阳。两军在城外布阵激战五日，明军战败，辽阳城告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刎而死。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谁继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成为朝廷头等大事。各党派也十分重视，因为谁获得辽东经略的位置，就等于取得了军国大计的发言权。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推荐熊廷弼，浙党一派则力挺张鹤鸣。朝廷还是同意了东林党人的推荐，重新启用熊廷弼。
东林党人对后金的方略是“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所以，熊廷弼第一次任辽东经略时，驻守辽东一年多，辽东边境也倒基本太平。
当然，这有熊廷弼“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功绩，也有努尔哈赤忙于扩充势力，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的原故。
从这些事情能够看出，魏忠贤虽然坏事做的不少，在大是大非面前，是能够从大局着想，不为私利。
崇祯登上帝位后，第一收拾了魏忠贤。1627年12月，崇祯朱由检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肃清。
原来是魏忠贤集团和东林党集团对峙，互相之间有牵制。魏忠贤死后，朝中就剩下了东林党集团。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
他们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钦佩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操作过程中，东林党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在辽东抗击满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要大部队屯兵于辽东，兵源是个问题，朱由校费尽心思，从四川、云贵等地调入援辽兵力，凑数也只有十二、三万人，而且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兵，战斗力不强。兵部招幕来的新兵，派往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几天，都逃之夭夭。要长期屯兵十多万人于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载，万历四十七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对大明朝日渐衰弱的国力,是不堪重负的。
崇祯自认为能够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但是，他吃尽了苦头。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为了争取民心，免了许多赋税。可是，东林党人的守辽，每年要耗去国库九百万两白银，几年下来耗光了明朝的财政。
这些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也不过是一群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呈上来的奏章大多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而且朝中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
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他十七年中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都于事无补。
至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了，国库亏空，崇祯向朝臣们借钱，个个都没有了平时激昂高亢的爱国词。是他们没钱？不是。李自成一进京，从他们身上就收刮到七千万。他们是宁可国破，也不肯出钱。有的东林党人干脆投降了李自成，像保举过袁崇焕的侯恂当上了大顺的工部尚书。崇祯在失望之余才想起了他哥哥朱由校临终前对他所说的话：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在他要在煤山上吊自杀前的第五天，命人秘密将魏忠贤的遗骸收葬于香山碧云寺。
揭秘崇祯皇帝为什么要秘密收葬奸臣魏忠贤遗骸？
崇祯一生，杀人无数，但是死在他手下的，最有名且对他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两个人一个是在军中威名赫赫，击杀努尔哈赤，取得宁远、宁锦大捷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一个是把持朝政数载，制造大量冤狱，臭名昭彰的东厂掌印太监魏忠贤。
如果说，错杀袁崇焕这员大将，使得崇祯颇有悔意，这还尚可理解，可是，为什么，历史真相竟然是：诛杀袁崇焕，崇祯从未反悔，可诛杀一代奸臣魏忠贤，崇祯竟然后悔不已呢？
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十七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总要惊讶一番，沉思一番。惊讶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进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祯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出人意料地为其收集骸骨、修坟立碑。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凭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延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挡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能够不动声色的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但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那些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能顶个屁用？杨鹤对民风彪悍的起义军实行“招安”，袁崇焕与狼子野心的皇太极私下“和谈”，无不表现出东林党人的中庸、懦弱、酸腐和无能。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的调整干部，十七年间他竟然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
崇祯不是个有能耐的皇帝，不会用人，做事情优柔寡断，前怕狼后怕虎，过度小气，不重视军队的建设。当清兵快打到北京城时，崇祯本可以迁都，他自己也想迁，大部分大臣也赞成。崇祯找来了一位重臣，对他说明天上朝时你带头提出来迁都，这样即便最后迁都不成，自己也好挽回面子。第二天上朝时，这位重臣提出迁都，结果一位不识趣的臣子说绝不能迁，不然怎么怎么样。那些赞成迁都的大臣们了解崇祯的性格，好面子，好猜忌，如果这个时候站出来支持迁都，崇祯可能还会埋怨，于是都不做声。最后崇祯没有迁都，这是无比错误的决定！崇祯性格软弱，意志不够坚定，这从他最后上吊自尽可以看出来。一个王朝在统治的末期最需要的是强人，而不是软弱的君主。
崇祯在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过得十分不顺心，心情压抑，大明王朝摇摇欲坠。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个人恩怨和个人私欲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几天后，崇祯在一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康熙四十年，魏忠贤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