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帝位之争――伯益之死与嬴姓部族的第一次西迁

第七节帝位之争――伯益之死与嬴姓部族的第一次西迁，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前边说过，伯益在帝禹时代，功勋卓著，所以，禹举荐伯益作为帝位的传承人，并且让伯益做他的助手，一同处理部落联盟“帝国”的事务。伯益和禹共同执政十年，德才昭彰。所以，禹东巡至会稽山而崩时，就将帝位“禅让”给了伯益。但是，伯益只当了三年名义上的天子（帝），就让禹的儿子启逼得让出帝位，而且失去了在帝国里担任职务的机会，六年之后，抑郁而死。

>伯益这段大起大落的政治遭遇，记载在《史记·夏本纪》里。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按照“禅让”之礼，伯益接受禹的禅让之后，等到大禹的丧礼三年一过，伯益要谦让一番，自己到箕山之阳去“避”让，以示谦逊。然而，与舜、禹就帝位时的避让不一样的是，这时天下各部落的“诸侯”，都认为大禹的儿子启要比伯益更贤能，又因为伯益执掌联盟首长之职时间较短，政绩不突出，所以“诸侯”们都离开了伯益而跟随了启，尊启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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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分析粗略地看，这段记载中的伯益似乎德才不孚众望，所以，天下的诸侯背离他而尊奉禹的儿子启为帝，其实不然。范文澜先生就对此产生过怀疑，他在《中国通史》中说：“‘禅让时代’，大概是以黄帝族为主体，炎帝族、夷族为辅助的部落自由联盟。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黎族和苗族。相传禹攻三苗，夷族不出兵援助，也许夷族对联盟比炎帝要疏远些（夏代与东方九夷不断战争，春秋时期淮水流域有很多小国，是皋陶的后裔，但被称为蛮夷）。黄炎族与夷族在联盟中可能存在着种族歧视，启夺取伯益的地位，经济原因之外，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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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帝禹时，已经走完了由蒙昧中期到野蛮末期的全部过程，跨进了奴隶社会的门槛，父系氏族社会“选贤于能”的原始公社制度正在日益繁盛的财产私有的洪流冲击下垮坍。可以推测的是，长期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和治水的极大成功，不仅使大禹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同时也使大禹的儿子夏启作为一个地方诸侯的权力不断扩张，无论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具有了超越其他诸侯的优势。甚至有人认为，禹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伯益的打算。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证明大禹的确是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但我们可以推断，即便是大禹碍于父系氏族社会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帝位传承制度，把帝位“禅让”给伯益，但是，由大禹有意无意培养扶植起来的夏启的政治势力已经十分强大，面临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夏启为代表的华夏部族是不会再遵守“禅让”制度，拱手让出政权的。如果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说法，大禹未崩之前将政权交给伯益，夏启摄于禹的政治权威和当时“万国诸侯”都遵守的“禅让”制度的话，那么，禹死之后，夏启便无所顾忌，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登天子位。所以，当伯益按照“禅让”惯例，把天下“礼让”给启时，启便乘机鼓动诸侯，离开伯益而推尊自己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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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据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夏启三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和《晋书束传》引《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夏启即天子位后，伯益不仅被迫让出帝位，而且被迫离开原始公社的政治中枢，回到自己的部落。很自然的，伯益及其部落并不甘心失去帝位，听命于启，于是就进行了武装争夺。关于争夺战争的实际情况，史书上的记载语焉不详。不过，从“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述来看，毫无疑问，伯益及其部族与启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帝位争夺战，甚至一度伯益的部族占了上风，把启活捉并囚禁了起来。屈原的《天问》中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jué）躬；何益作革，而禹播降？”其大意是：“夏启想取代益而为帝，没想到忽然遭到了灾殃；为什么启已经遭到祸殃，却又能够从拘禁中逃亡？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因而对于夏启无所损伤；同是禅让，为何伯益失败，而大禹的统治却繁昌？”对于屈原的疑惑，韩非《韩非子·外储说下》解释得清清楚楚。韩非认为，大禹很是器重伯益，并且把天下交付给伯益去管理，但是不久，就把他的儿子启任命为事务总管。等到大禹晚年时，发现启的德才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把天子之位传给了伯益，但是此时，天下的权势都集中在启那里。所以，大禹去世后，启就和依附于他的那些“权臣”们攻击伯益，并且把伯益的天下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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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屈原的《天问》和韩非的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真相是，大禹活着的时候，伯益虽然被委以重任，开始执政，但是人权却被启所掌握，所以当大禹死后，夏启已坐大，不服从伯益的命令，与伯益分庭抗礼。伯益因此拘禁了启，但启却利用大禹的声望和自己的势力，策反了伯益的部下，因而从狱中得以逃脱。逃脱之后，夏启就收罗党羽，起兵攻打伯益而夺取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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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竹书记年》中“夏启六年，伯益薨（hōn），祠之”和《史记·夏本纪》中“其后分封，用国为氏者有费氏”这两句话来看，这场战争大概打了有六年之久，伯益被打败后，夏启为了安抚伯益部族的人心，允许伯益的后人立祠纪念伯益，并且保留了伯益的封国。但是，从《晋书·束传》“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记载里，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到，伯益的子孙仍然没有逃脱被迁徙流放的命运。他们被迁徙到边远之地或者夷狄之域。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夏启的庶兄有扈（hù）氏很是为伯益抱不平，在我们西安的户县境内，发动了一场推翻夏启统治的战争。当然了，夏启此时丝毫不念骨肉之情，催动六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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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族历史研究者们最为困惑的是秦族历史在夏代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秦族的世系与年代和夏帝系实践对不上，其实，稍稍变换一下思路，我们就会拨云见日，恍然大悟。作为与夏争夺天下，曾经兵戎相见的政治宿敌，伯益及其嬴姓部族，此时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有夏一代的430年间，始终都是被监视、被敌视、被奴役的对象，而且远徙西方边地，因而不会再有重新崛起的机会，所以，也就不会再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出现，其部族历史也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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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夏启对待战败部族的残暴态度而言，他对待伯益的嬴姓部族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还没有赶尽杀绝。这大概与伯益毕竟是大禹指定的帝位传承人，以及伯益部族在帝禹时代的贡献与声望有关。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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