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西汉盛世
第七章西汉盛世，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统治方针的改变汉景帝死后，他的第九个儿子刘彻，继承了汉家的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武帝。刘彻本非嫡长子，然而机遇与受宠，使这位皇子一步登天。他4岁时立为胶东王，后来改立为皇太子，16岁那年即皇帝位，称得上少年得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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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像汉武帝继文景之后，承袭一份殷富的“家业”，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这种局面已非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景所能相比。汉初所奉行的黄老之学，虽然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为诸侯王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加剧了汉代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为当时客观的要求。汉武帝要凭借父祖积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不愿再过道家那种清淡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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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即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京师应对“古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的贤良共100余人，有儒家、法家和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其中，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最受汉武帝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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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文景时期的大儒，专精《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春秋》博士。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根据，兼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一套新的儒学体系。他对汉武帝三次下诏察问，都以策文应对，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充分体现在对策之中。他推崇儒家思想，将它视为巩固汉家帝业的重要工具，但是对当时在政治上得势的黄老之学，还不敢无所顾忌地公开提出罢黜。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这里的所谓“更化”，显然是指变更“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董仲舒在第三篇策文中，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了大兴礼乐，推行“教化”，实行“德治”，董仲舒还建议立太学，培养儒生，以适应尊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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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赞赏。丞相卫绾见武帝雅向儒术，便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卫绾明指法家、纵横家之言“乱国政”，没有提及黄老之学，表明道家在政治上仍有一定势力。汉武帝准其奏。于是，随着一股尊儒潮流的出现，文景以来的儒道互黜，也进一步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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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了尊儒，首先改组“三公”人选。他任命太皇窦太后的侄子、信奉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由王太后的同母弟（武帝舅父）、好儒术的田任太尉；又以名儒申公的学生、精通《诗》的赵绾任御史大夫。此外，申公另一位学生、景帝时任过太子少傅的王臧，也被起用为郎中令，负责宫廷的侍卫，成为汉武帝的近臣。这样，汉武帝一反“孝景不任儒”的旧规，将汉廷最高统治机构“三公”，以及其他要害部门，改由崇奉儒术的人充任，使“独尊儒术”得以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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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太皇太后窦氏的反对。当时这位老祖母年事已高，正住在长乐宫里养老。长乐宫在长安东，所以也叫“东宫”。窦太后虽然年老，但是还过问朝政。她对黄老之学，仍然笃信不移。对汉武帝违背“家规”，任用儒生执掌要职，本来就不能容忍。再加上窦婴和田“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要“除其属籍”（《汉书·田传》）；还有赵绾等人不满窦太后干预朝政，奏请武帝不必事事请示“东宫”，使窦太后更加怒不可遏。这场以儒道互黜为形式的斗争，在汉家统治集团内部愈演愈烈。窦太后怒斥武帝要重演新垣平那一套，断然不许他再搞尊儒的活动。而汉武帝因窦太后的动怒，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最后，赵绾和王臧受不了这种待遇，都在监狱里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几年以后就死了。汉武帝的尊儒活动，暂时受到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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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初年儒、道互黜的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政见之争。从卫绾以“乱国政”为理由，请罢法家及纵横家之言看，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包括罢黜道家之言，同样是涉及了国政问题。这是因为汉武帝不满文景时期的“清静自然”，要改变“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并选择儒学作为他的施政原则，而窦太后怒斥汉武帝尊儒，则是为了因循文景以来的政策，维持原有的政局，也关系到维护窦太后本人的权力问题。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一百年间，围绕巩固秦汉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三次变更作为施政的思想理论，走过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秦统一中国以后，不能适时改变统治方针，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却依然“以法为教”，奉法家之言为圭臬，结果繁刑严诛而民危，造成了短祚的败局。汉初推崇黄老之学，兼容其他思想学派，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虽然收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还造就一种兼收诸家思想、更加适应统治需要的学术理论，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却面临地方势力及匈奴奴隶主势力的挑战。汉武帝继位伊始，示意推行“独尊儒术”，就是要用儒学“大一统”的思想指导政治，实行“文武并用”的统治方针。这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发展的结果。那么，汉武帝“尊儒”的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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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开仕途儒术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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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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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五月，太皇太后死了。汉武帝的尊儒活动，在受压制四年之后，终于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窦太后死后仅仅六个月，汉武帝为了加强政治实力，实施定一尊于儒术的大政方针，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的建议，建立一套察求人才的选拔制度。这就是察举制与考试制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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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承袭秦的军功赐爵制，许多战功显赫的功臣新贵，成为汉家官僚机构的主要支柱。为了加强各级统治机构，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其他选官途径便应运而生了。比较重要的有征辟、任子、赀选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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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辟即征聘和辟除。前者指皇帝特诏选任官吏，后者属高级官吏任用属员。刘邦晚年，为了巩固汉家帝业，曾下诏慕求“贤士大夫”，开了汉代帝王“求贤”之先。前述汉文帝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曾准备召名儒伏生教习《尚书》。这种由皇帝聘召名士参政，或者委任其他职务，即称为征聘。受征者应召与否，本人可视情况抉择。汉廷对于征聘，往往礼数极尊。刘邦在“求贤”诏中，要求郡守亲自前往劝勉，并用车马送至京师。汉武帝迎申公时，束帛加璧，安车驷马，给予特殊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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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聘之外，汉廷公卿及地方长官，也可任用一般的掾属，称为辟除。汉初辟除属员，开始必须向汉廷上报，后来可以自行任用，一般只限低级属吏。但是这两种选官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征聘一般只对个别人，武帝之前，征聘的例子很少，辟除属员也有某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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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汉初统治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官僚显贵为了世代把持政治特权，一种以官吏保任子弟为郎官，使其政治特权世袭化的选官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兴起。这就是汉初的“任子”制。到了文景年间，“任子”制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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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任子”，指汉代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任职满三年，可以保任子弟一人为郎官。当时许多官僚子弟通过这一途径，平步青云，成为他们获取高官厚禄的进身之阶。他们通常先保任为郎官，即属于宫廷宿卫待从的官职，然后再迁转为汉廷各级的官吏。汉代出身郎官的高级官吏为数甚多，其中不少就是依靠父兄荫庇而显达的。如汉文帝时期，袁盎以兄任为郎中，稍后迁为中郎将，调为陇西都尉，又迁齐相及吴相，直至擢为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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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景以来，“任子”制不但盛行，而且有扩大之势。保任者已不限于“以父任”，或者“以兄任”两种，保任的官职也不限于郎官一种。到汉武帝时期，甚至保任的人数，也不受一人之限。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任子制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任子制作为维护官僚显贵的既得利益，使其特权世代相传的政治工具，其内容并无实际的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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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以赀财入选为郎的选官途径，称为“赀选”。汉初，入仕要受财产限制，家贫不得推择为吏。汉景帝时期，规定“赀算十以上乃得宦”（《汉书·景帝纪》）汉制，赀一万，纳钱一百二十七，为一算。故“赀算十”，即需纳十算的家资，等于十万钱。，即须具备十万以上的家资，方可候选入仕。这个数字在汉初，相当一个中等之家的财产。景帝后元二年（前142），降为“赀算四得宦”（同上），即限资四万才可入选为吏，有市籍的商人不得入选。但是以赀财入选为郎，往往长期不得升迁。如汉文帝时，张释之“以赀为骑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十年不得升调，竟要辞官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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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选官的方式，不但范围狭窄不利于广泛选拔人才，而且所任用的官吏也不一定是“贤材”，尤其是“任子”和“赀选”存在的弊端，已为当时人多所指摘。汉武帝即位时，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汉书·董仲舒传》）。他建议由“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同上），即实行察举的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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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选官制度。早在汉武帝之前，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实际上已经产生。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纪》），就是一次明诏察举的选官。当时身为太子家令的晁错，在这次举贤良的对策中，即以“高第”而迁官中大夫。这次诏举的方式方法，开了察举制的程序模式，成为后来察举取士的程式，它标志汉代察举制的产生。文景时期所实行的察举选官，似乎不止汉文帝后期这一次。如景帝时期的循吏文翁，“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汉书·文翁传》），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文翁“少好学，通《春秋》”（同上），是个儒生。他在黄老之学盛行的文景时期，被举荐入仕，而且官至郡守，又说明当时察举选官不受学派的限制。尽管如此，文景时期的察举选官，仅仅属于选官之一途，尚未成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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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作为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工具，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而且不断完善而成为一项定制，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最后确立的。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纪》）。这是汉武帝即位之后，第一次以察举的方式，荐举了一批贤良方正。当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时，丞相卫绾奏请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皆罢之”（同上），汉武帝准其奏。从此，察举制的选官方向，遂确定主要以儒术取士。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一次带根本性的转折，但是真正推行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却是在太皇窦太后死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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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即太皇太后死后六个月，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上），此后举孝廉便成为岁举的常行科目。这项诏令不但扩大了察举制的科目，而且举孝举廉成为每年必行的常科，表明察举将作为武帝时期主要的选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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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推行察举制的过程中，也遇到来自郡国方面的阻力。以举孝廉一项为例，有时甚至“阖郡而不荐一人”（同上）。为了确保这项制度的实行，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汉武帝诏议不举之罪，并批准“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的奏议。至此，以举孝廉为主要科目的察举制，便作为一项定制确立下来，并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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