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溥仪到底更爱谁！
1922年，已退位的皇帝溥仪大婚，娶了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秀。婉容灿若桃花，文秀静若秋水，二人相得益彰，一后一妃的生活本应幸福。但若干年后却发生了文秀离婚，婉容偷奸的悲剧。
溥仪婚后的头两年，三人关系相处地还算融洽。婉容是名门闺秀，接受的是开明的西式教育，加之正宫娘娘的尊贵身份，不免有些高傲与霸道。文秀出身于一个破落的满州贵族，接受的是传统的三从四德的教育，对嫡庶差别分的很清，所以对皇后的霸道也能够容忍。
溥仪之于二人也能够一碗水端平，他与婉容有共同语言，夫唱妇随，恩恩爱爱;对文秀也还算可以：文秀不会英语，溥仪为此特地为她聘请老师教习，有时也去她的宫里坐坐，聊聊天，关心她的学习进步。溥仪出宫也常常将皇后、淑妃一同带在身边。
二女共侍一夫，免不了有所猜忌，吃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不足为奇。可婉容与文秀为此生事，有时竟闹到溥仪面前，让圣上为她们“断官司”，这种现象在以前的宫廷中是不曾有的。溥仪起初还能公平决断，但渐渐地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就很少到文秀的宫里去了。就像溥仪自己说的“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秀所住的地方去。”
后妃的争斗中，溥仪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婉容，对文秀越来越疏远了。这种厚此薄彼的现象到了三人住进天津张园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在溥仪眼中，文秀已经是一个只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妒妇了，二人之间的情谊早就没有了。于是，在婉容的排挤与溥仪的绝情之后，文秀最终选择了离婚。
溥仪离婚后，感到颜面大失，他没有反思自己在这件事中的过错，反而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向了婉容。在他看来，是婉容的争风吃醋挤走了文秀，如果不是婉容的好妒，文秀就不会提出离婚，那么他的帝王颜面也就不会丧失。因此，文秀走后，溥仪对婉容也起了反感，很少到她的房间里去，也很少听她诉说自己的心事，曾经恩爱的夫妻离得越来越远了。
婉容失去溥仪的欢心后，只能靠抽鸦片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与婉容从表面上看仍旧是夫唱妇随，但实际上已经只是挂名夫妻了。缺失感情抚慰的婉容不仅鸦片抽得愈来愈凶，甚至开始和别人幽会了。
1935年，婉容生下他人的孩子后便被打入冷宫，二人曾经的恩爱，曾经的感情完全烟消云散了。
《我的前半生》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作者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之后又任伪满洲国皇帝13年。
《我的前半生》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溥仪初写此书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他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正像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写“自由诚可贵，面子价更高，若为性命故，二者皆可抛”。活着成为最高价值，为了求生何者不能为？因而，作为“认罪材料”的《我的前半生》就不能不表现出强烈的“犯人求生心态”。
这与铁窗之外、没有压力的自由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就让我们很难分清书中所写哪些是溥仪真正的思想转变，哪些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取悦于社会主流、并不一定反映自己真正的思想认识的东西。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的太坏”，他说的也就是这种“犯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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