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 — 论王安石的人格精神

对于王安石而言，政治上的失败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失败。因为他与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关系。

他一生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在这三朝中他都扮演着不同角色。在北宋的中期，宋仁宗、宋英宗在位时期，他积极推行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而在宋神宗在位时期，他则处于政治动荡和思想活跃时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

但是无论他实行什么政策，都必然会触及到旧的势力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从他主持变法开始就已经注定。所以虽然王安石具有过人的才华，但他并不适合于政治生活。

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人生选择

王安石自幼就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伟大的人格理想。《宋史》说王安石“少孤贫，力学”（《宋史·王安石传》），而《宋史》“少负奇气”（《王荆公传》）。可见他自幼就有很高的政治理想和远大志向，希望能有所作为。

但是当时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党同伐异，使他屡遭挫折和打击，从而使他感到自己“不得志”，于是他决心与腐朽的统治集团决裂，要以自己的才能来挽救这个腐朽的政治制度。

王安石在青年时代曾任“越州通判”（《宋史》卷五十六）、“洪州通判”（《宋史》卷一百四十七）、“舒州通判”（《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等职。

这个时期是王安石政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在这些地方曾经领导过一些工作，并写了《荆公论》《答张方平书》等著名的文章和政论著作。

这段时期的经历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为以后提出改革方案奠定了基础；

二是使他认识到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社会问题是由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造成的；

三是使他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王安石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治理好国家和农民，他的思想和实践在这一段经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经过这段时期的磨练，王安石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开始认识到“治天下者先治己身”的道理，“人不学而能，不练而成”，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

夫圣人之治人也，皆由其所不知而得之。故善者因其所知而为之学，不善者因其所知而为之教。圣人知其所不知而为之行，不知者以为不知，知者以为知。故圣人不行而成其事，不行不成其事则以为不举

“圣人行”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下士”“下吏”则是对小人的要求。

王安石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治国、治民的系统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他不仅认识到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都是由其本身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来决定的，而且还认识到自身存在问题的原因是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果。

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他后来提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社会政治主张所依据的哲学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安石由青年时代开始就在自觉地追求一种能够体现自己人格理想精神和人格理想价值的人生道路。

王安石的思想与道德修养

王安石的思想和道德修养，受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又不同于儒家传统所提倡的道德修养，而是吸收了佛家的“无明”和道家“虚静”等思想，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答徐子山书》中，王安石这样评价自己：

“自吾始言无上道者，为其去人欲、存天理、尽人情、循礼仪、正人心之有以合于尧、舜也。”

王安石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无明”和“虚静”等道家思想基础之上的，但又与佛教有所区别。

佛教讲“空无”，而道家则讲“虚静”，王安石对佛教思想不排斥，而更多地接受了其思想。

在《答徐子山书》中他说：

“人有好名色，虽不可以无佛性，然亦须有一种功夫。故佛性之在人心，可有不可无。必于一切人事中见之。”

王安石认为人欲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有一种方法使欲望得到满足，即通过修养去去除人欲来达到修道的目的。

王安石不仅接受佛教思想，还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吾少好老庄之书，及壮又好庄子之文、申韩之说。而自以为非庄老之学。今老于世利欲之中者久矣……非知之难也。”

在这里王安石把自己的思想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以求达到理想人格境界而又不背离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修养。

在《答徐子山书》中他认为：“世俗所谓聪明、富贵者多矣.王安石在《答徐子山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无上道论”，认为只有通过“去人欲、存天理、尽人情、循礼仪、正人心之有”来达到道德修养的目的，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人格精神理论。

王安石认为人都有佛性，这种佛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不会随着人生经历而改变；但要发挥这种佛性或发展它、完善它，需要通过修养来实现。他说：“夫修道者，当以天理为本，以人情为用；既不失其天理，又不悖其人情；此谓得其平然之道也。”

王安石的政治理想及其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王安石的政治理想是富国强兵，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盛世。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为政以仁”，他要实现“至道之精，至仁之极”。“至道之精，至仁之极”，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至道”，或者说是“孔孟之道”。

王安石把儒家的传统政治理念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他看来孔子“性相近也”“性善”的理论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把儒家传统思想推向了高峰。

王安石政治理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把富国强兵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基本纲领。

他主张“穷天人之理，达人情之变”，这就是他所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分彼此，天人合一”。

王安石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

但是王安石的这种政治理想、政治主张和他所代表的保守势力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虽然王安石实行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和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北宋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经济凋敝、军备废弛，与辽、西夏战争不断。国家财政支出庞大，老百姓负担沉重。

王安石虽主张加强军队建设，但由于历史上对军队建设重视不够，所以军队建设始终没有跟上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

而在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势力中又有一个强大的保守派即司马光集团。

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王安石变法及改革派中最大的反对者。

宋朝家法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

王安石在其作品中始终对皇帝怀有一种极高的政治期望，他曾多次提出：“陛下之言，即为百世法”。如果说王安石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和主张，但是这些政治理想和主张只能在宋神宗去世以后才能得以实现。

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然而，在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儒家的基本思想为基础才能得以实现。

而宋朝的家法又规定了人们不能有任何个人理想。当王安石和他的同僚们在推行变法时，他们所实行的就是宋朝家法，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按照宋朝家法办事而已。

王安石对皇帝怀有的这种极高期望使他看不到任何一种政治方案在现实中可以得到实施。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这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往往都具有与当时人们所处环境不协调的强烈个性；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他们个人都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但他们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实现自己所提出或希望达到的目标；

第三个原因是，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预见到所有事情会发生的全部可能性；

在王安石和同僚们为变法而积极奔走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王安石生活、活动于其间的那个时代中，不可能存在着可以直接影响他政治理想和主张实现过程而使它得以实施的具体政策。

如果要想了解王安石当时所处的时代，我们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既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也不是后来的清朝康熙和乾隆时期。这一时代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历史背景完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人们对社会变革一般不会引起特别强烈的反应。而在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社会变革的速度明显加快，人们对社会变革非常敏感，一旦出现可以影响到他们利益的社会变革迹象时，他们会不惜代价地去维护它们。

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形在宋朝体现得尤为明显。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员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敏感。为了使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和好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它。

在王安石生活、活动于其间的那个时代里，北宋王朝面临着很多矛盾和危机，其中最突出、也最危险的就是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官吏队伍素质太低；

二是对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根据有关研究成果表明，北宋王朝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财政危机：一是财政赤字；二是财政危机；三是金融危机。

在这三种财政危机中，金融危机最严重。财政赤字是由于政府支出大于收入所致；金融危机则主要由政府发行纸币太多所致。

笔者观点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活动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其人格精神却被后人所遗忘，王安石不是一位普通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其人格精神却被人所忽视，这就是笔者要论述王安石人格精神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