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朱枫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一女儿却是特务，60年后回归祖国

在革命过程中，有许多人曾经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牺牲在战场之上的，马革裹尸还;有的人却是牺牲在隐蔽战线上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一座无名的坟墓，或是一个无人认领的骨灰坛。

1950年，被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的朱枫因为叛徒出卖而牺牲，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她的骨灰却一直都被留在台湾，直到60年后，在两岸同胞的努力下，朱枫终于得以魂归故里。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

1905年，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朱枫原名贻荫，她的家庭朱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名门望族，家境十分优渥，因此朱枫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曾跟随沙孟海学习书法，写得一手端秀的小楷。

由于朱枫觉得自己的名字和小名“桂凤”过于俗套，她还特意请沙孟海帮她改名，沙孟海为她取名为谌之，字弥明，取的是“永远光明磊落”之意。

参加革命后，朱谌之才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普通又容易记的名字——朱枫，当然，有时候她也会用朱谌之这个名字进行革命活动，这也是她“革命烈士牺牲证”上的名字。

1914年，朱枫进入当地高级女子小学读书;1921年，朱枫又进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校期间，她所学习的内容非常多，从财会到医药护理，从雕刻到生物，她都有兴趣，也有所学习，而且学得还相当不错。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朱枫也是一名“学霸”，在当时，同学们则称她为才女校花。

如果生在和平年代，朱枫大概会幸福美满一生，不过可惜的是，她生活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年代里，内忧外患不断，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朱枫虽然在学校中学习，但她也时时刻刻关注着外面的世界。

朱枫的同窗好友陈修良是她的革命“启蒙人”，两人曾一起探讨时局，了解社会情况、向往着一个全新的社会。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租界内发生，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都悲愤交加，朱枫更是带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此等残暴行径。

1926年，朱枫从宁波竹洲师范学校毕业，并遵从家庭的安排，和当时奉天兵工厂工程师陈绶卿结婚，远嫁东北，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夫妻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带着孩子赶回镇海避难。

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的打击接踵而来，陈绶卿没多久就因病去世，留下了朱枫和几个儿女。其中，还有两个女儿是陈绶卿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不过，朱枫一直对她们视如己出，没有丝毫偏颇。

为革命奔走在秘密战线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朱枫毅然抛弃舒适生活、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

朱枫将多年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制品全部变卖，得款全部捐给了抗战活动。捐款之后，朱枫还动员亲朋好友宣传抗日、救护遭日机轰炸的同胞，带动了镇海地区的抗日活动。

而且，朱枫还在家里办了一个“镇海工艺传习所”，收容难民，教他们技艺，让他们以后也可以有口饭吃。

在组织抗日活动的过程中，朱枫认识了与她有同样志向的热血青年朱晓光，两人相当契合，又是革命战友，很快结为连理。

当时，朱晓光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两人的结合让朱枫与共产党靠得更近了。

而后，朱枫更是多次变卖家产，为革命捐款捐物。1938年初，朱枫在武汉向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支持党的出版事业的发展。

第二年，朱枫又给台湾抗日义勇队捐款800元，解了义勇队的燃眉之急。而且，朱枫还将自己的女儿朱晓枫送到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自己则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前线。

在一段时间内，朱枫夫妇两人随新四军开设“随军书店”，主要负责印刷新四军的部队教材和宣传资料。上级发现两人在地下工作方面颇有天赋，于是就将他们吸收进了中共特科，从事地下工作。

这是一个隐蔽战场，但朱枫和朱晓光两人毫不畏惧，走南闯北配合地方同志秘密为八路军、新四军购置了大批用品。

在一次行动中，朱晓光不幸被捕，不过，朱枫临危不乱，在上级的指示下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不仅神不知鬼不觉地为病重的丈夫送去了特效药，还协助丈夫和狱友成功逃离。

1944年，朱枫在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同丰商行”的筹备工作不幸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问，朱枫不怕牺牲、宁死不屈，丝毫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消息。

后来，经过组织营救，朱枫出狱了。但她又冒着危险悄悄潜入被查封的店里，取回了存款、支票本、账册，以便为同志们提供转移的经费，此举令同志们无不动容。

1945年，经过长期考验和两名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朱枫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之后，朱枫更是感到自己身上的使命艰巨，她一心一意地继续干革命。

就在这一年，朱枫奉命调去香港进行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一干就是四年，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布置的任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但朱枫的工作仍没有结束，朱枫仍在香港继续执行任务。1949年11月，朱枫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准备回到内地与家人团聚，可就在此时，她又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执行秘密任务，命丧台湾

当时，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不过，国民党势力并未死心，他们盘踞台湾，妄想着还能够“反攻大陆”。由于当时解放军海军落后、美国又妄图干涉台海问题，台湾问题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为了顺利解放台湾地区，国家决定派出经验丰富的同志迁入台湾，和我军安插在台湾的吴石将军、蔡孝乾里应外合，获取情报。

接到组织委派，朱枫二话不说，给家中去信一封，就掉头去了台湾。

朱枫确实是当时执行这个任务的好人选，因为她的继女陈莲芳(小名阿菊)正好给她寄信，说是她的孩子即将出生，想让朱枫去台湾一家团聚。

借着阿菊寄来的进入台湾的“入口证”，朱枫前往台湾进行了传递情报的秘密工作。

一到台湾，朱枫就和老郑接上了头，老郑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了，朱枫对他非常信任。老郑也给朱枫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绝密情报。几天后，朱枫又与吴石将军接上了头，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

吴石将军曾为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上海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他到了台湾之后，又利用自己的身份，收集了台湾布防的多项重要情报，以及“国军”各部队的人数、番号代号等核心机密。

在与朱枫接头之后，吴石将军立即将这些情报交给了朱枫，并叮嘱她用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至大陆。

三天后，朱枫将第一批绝密情报送到了华东前线司令部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手中。当这些绝密情报放到主席的办公桌上时，主席也大吃一惊，还说要为朱枫等人记一大功。

在台湾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朱枫秘密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予的任务，准备离台返乡。

当时，朱枫还给在上海的好友写信称，她将在月内返家，并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可谁也没想到的是，朱枫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了。

1950年2月2日，吴石将军紧急约见朱枫，告诉她中共台湾省工委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蔡孝乾被捕，而且他毫无老革命、老红军的革命气节，不到一周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诸多在台湾的共产党人，还供出了朱枫。

因为蔡孝乾的叛变，台湾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超过1800名地下情报人员被国民党当局被抓捕。

吴石将军让朱枫赶紧离开台湾，可当时台湾前往香港的线路都已经被封锁，只有一架军用飞机可以飞往舟山定海机场。

吴石将军立即冒险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给朱枫，让她在2天后登机前往舟山，并设法返回大陆。

但令人遗憾的是，蔡孝乾很快连吴石将军也出卖了，国民党当局在吴石将军的家中搜出了他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就迅速逮捕了吴石将军等人，并在舟山展开了大搜捕，最终逮捕了朱枫。

尽管落入国民党手中，但朱枫仍旧信仰坚定、宁死不屈，在定海的监狱中企图吞金自杀，以死明志。

但巡查的敌人发现了朱枫的异常，立即用军机将朱枫送到台北荣民总院抢救，抢救完后，国民党又对朱枫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但朱枫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没有透露丝毫，就连国民党都在内部文件中称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由于没能从朱枫身上获取到任何有用的情报，国民党在1950年6月10日，将朱枫、吴石将军等人秘密处决，朱枫高呼“新中国万岁”之后英勇就义，时年仅45岁。

60年后终于魂归故里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朱枫的女儿朱晓枫看到吴石将军遗骸归葬大陆，觉得自己也许也能够有希望找到自己母亲的遗骸。

2001年，朱晓枫看到一本名叫《老照片》的书上，刊登了台湾作家徐宗懋所写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其中叙述了“吴石案”的经过，还配发了朱枫临刑时的历史照片。

这是朱晓枫在这50年里第一次看到母亲的样子，也是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令她感慨万千。

2003年，年逾古稀的朱晓枫专程前往上海拜会徐宗懋先生，请他帮忙寻找母亲的遗骸，还提供线索称，据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在台北的姐夫王昌诚和姐姐阿菊。

徐宗懋一口答应，在回到台湾后立即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开始寻人，还通过台湾、香港的报刊媒体寻求社会帮助，但始终一无所获。

直到2005年，曾经做过台北市“民政局长”的林正修才在徐宗懋的请托下帮忙找到了线索，他说，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阿菊还活着，就住在台湾的一个疗养院中。

徐宗懋和林正修立即前往拜访阿菊，当时阿菊已经85岁，但面色红润，看起来身体健康。

徐宗懋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是受朱晓枫所托前来看望的，可阿菊却矢口否认自己有妹妹，在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时，阿菊又表示朱谌之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阿菊还说，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政府处理的尸体，他们对此事毫不知情。

徐宗懋以为这次寻找又落空了，打电话与朱晓枫说明了此事。但朱晓枫却表示，她能够理解阿菊的排斥，又请徐宗懋转告阿菊，她的亲姐姐陈兰芳在北京，已经88岁了，想再见她一面。

于是，徐宗懋又带着资料赶到养老院，并给阿菊看了她在东北时的全家福，还说她的姐姐陈兰芳还想再见她一面。

阿菊这才露出了笑容，并谈起了往事。阿菊说，自己过去在国民党保密局工作，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也是怕这些事情会影响自己的女儿。

朱枫遇难之后，阿菊曾写信给“军法局”陈情，希望能够领回继母的遗物，有朝一日也可以让她归葬大陆，“军法局”当时同意了，但她出于种种考虑最终没有去认领继母的骨灰，于是，线索到此似乎又断了。

但朱枫是共产党地下党，继女阿菊则是国民党特务，两人共处一室几个月，居然都没有发现对方的身份，可见两人的保密工作还是做的很好的。

时间转眼就到了2010年，某日，上海一位潘先生提供线索称，他在台北参加活动时，看到了一份“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其中编号为77的无主骨灰罐上的署名是朱湛文，他觉得，“湛文”可能是“谌之”的笔误，还做了具体说明。

于是，徐宗懋又再次请人查询相关资料，发现骨灰罐所登记的名字确实非常像“朱谌之”。

当年3月，朱枫的骨灰罐在富德公墓被找到，经过种种手续，大家最终确认了这就是朱枫的遗骸。

在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的协助下，2010年12月9日，搭载着朱枫骨灰罐的飞机终于在阔别家乡60年后，烈士终于魂归故里。

朱晓枫和儿子朱明等人早已等在机场，60年后，朱晓枫终于再次见到了母亲，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众人将朱枫的骨灰安放在了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她将在这里受到后人世世代代的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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