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军兵力多少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息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
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干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干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昕训练备用。十五万军中必然己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
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
当时正统年间整个京师所能容纳的常规兵力上限是18万，景泰元年于谦因为把援军留在京城，总兵力24万，结果操练场都不够用。按照北京保卫战容纳极限24万，减去京营留守京师剩余不满十万的羸马疲卒，减去被矢石砸死的皇亲吴克忠、吴克勤率领的1万5000人，再减去中伏被歼灭的朱勇、薛绶率领的4万5000名先遣骑兵。
经过一系列分兵减员，朱祁镇至土木堡时约剩八万人左右，这个数字恰好和《李朝实录》中李朝在明朝内部的情报网所捕获的情报记载：“七月十七日,皇帝领兵八万亲征”相吻合。
相对于十四万士兵的损失，民夫、骡马的损失应该更加惨重。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的全民皆兵不同，古代游牧军队只需要食饮行军肉糜及马蹄血即可就近打草谷取食，而农耕军队运转的行军体系，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作过一番颇为精确的计算。
书中记载：“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
“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
“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八万驻战之卒的后勤口粮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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