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墓印证的古代中国“魔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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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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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在1976年被重新发现，这在当时震惊世界，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考古学事件之一。该墓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

尽管妇好墓的墓室不大，但保存相当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件。

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大英博物馆与艺术基金会受托人克里斯·戈斯登在其所著的《魔法四万年》一书中指出，妇好墓让人瞥见中国青铜晚期的贵族生活，这种生活有着极度复杂的物质生产过程，着重于魔法的施行和中国宇宙观的某些观念。

克里斯·戈斯登认为，魔法不能仅仅理解为巫术，应该说，这是人类文明史诞生以来（约四万年里），一直存在的强调人类与宇宙、自然直接神秘联系的一种方式。魔法与宗教、科学都有联系，无论是中国商代、周代各异的魔法体系，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古代的魔法体系，都显著地以天文学、数学为基础，通常需要建构复杂的数学模型，然后借助精密的运算而得出。

毫无疑问，在我们当代，金融体系、金融工具已经发育得过度成熟，以至繁复，很难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金融市场的操盘手也不再像20世纪晚期以前那样，主要由金融专业毕业生组成，而换成了数学科学、物理学的学生。所以，金融市场的运行奥秘、金融衍生品的设计机制，也被人们称为魔法。

克里斯·戈斯登说，很多人对魔法印象不佳，这部分是因为近代以来，一些魔法施行者其实是用魔术，甚至赤裸裸的骗局来愚弄大众；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科学、宗教则从不同维度压缩了魔法的存在空间。

《魔法四万年》这本书令人信服地考察了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的魔法传统。魔法是这些古文明道德、政治伦理的基石，是人们宇宙观、世界观、价值操守的底座。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三重螺旋”，也就是魔法-宗教-科学的密切联系，曾经长期无法剥离：魔法旨在揭示人与宇宙的联系，以及互动规律；宗教则是让人与神祗建立联系，获得认知和行动指引；科学则将人从客观世界抽离，以抽象的术语来观察和理解物理世界的运作方式。

换言之，书中提出的“三重螺旋”，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能够同时抱有宗教或魔法信仰，然后又能坚定不移地探索科学。

再来讨论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武丁是商代统治时间很长的君王，以军功著称。而妇好同时也是商王的将军。妇好墓的大量陪葬品显现了墓主的地位。而墓中的青铜礼器以及其他陪葬品，是配合武丁为了纪念妇好所赐予的追谥“辛”。

死后的妇好成为了“母辛”，也就是说，她被纳入商代祖先祭祀系统。后人的占卜师烧制甲骨卜算，提出各式问题寻求答案，在涉及到与“辛”有关的日子、问题时，被询问者就是“母辛”。

《魔法四万年》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早期文明，在相当早的时间就形成了甲骨占卜的方式。比如，公元前6000年之前的贾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占卜的汉字符号。到了公元前3千纪，甲骨占卜的行为变得常见，并延续到了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商代则是将占卜发展为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这表明当时的农业和军事发展水平很高，因此需要频繁地进行献祭和占卜。

书作者因此感慨，中国商代的人“居住在一个充满魔法力量的世界里，他们也将大量的注意力和努力投注在魔法力量上”。

如前述，《魔法四万年》这本书梳理了世界各地古文明的魔法传统，以及魔法-宗教-科学的“三重螺旋”。书作者认为，中国魔法的方式与东亚之外的世界其他魔法传统差别很大。青铜时代的商朝人，认为最年长且最强大的祖先就是“三皇五帝”，具有神圣而具备创造性的力量，这不同于其他文明确立一个（一群）不同于人类的神（高于人类世界的力量）。

所以，商朝人以及之后的中国人会虔诚地祭祀祖先，希冀获得后者赐予的魔法力量。这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不同之处。《魔法四万年》书中介绍说，在其他地方，宇宙的各个维度都超越于人类领域之外，比如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到希腊人，观星都视之为神秘力量；而在中国，占星学是将星球与人类联系在一起。

又或者说，宇宙体系与人类社会、人体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五行（木火金水土形成的循环）的特性、色彩、数字、方向等要素的相关性。而要探索这种相关性，就需要不断询问祖先。而在这其间，中国魔法不可避免地关注善与恶。因此，当统治出现问题时，中国人就会认为是已故祖先发挥神秘力量，对统治者的无道提出警告。相较而言，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希腊，再到后来的罗马，西方世界执着于因果关系的寻找，并不是十分关心善恶。

作为世界顶级的考古学家，克里斯·戈斯登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大型的，需要大量手工劳动，手工艺品高度精细，则对应着高超的技能。某种程度上，兵马俑、紫禁城和长城的规模、技巧，都源自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传统。书中以良渚遗址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现为据，分析了自那时起就形成延续的中国古代宇宙观传统。

中国商朝时期以及后来的周朝，贵族通过两种方式与祖先保持定期联系，一是用甲骨占卜，二是用飨的仪式（在青铜器中盛放美食和美酒向祖先献祭）。克里斯·戈斯登说，尽管青铜的铸造工艺目前公认是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传入东亚，被商朝人掌握，但这其实是被纳入了一个内在的传统，借以强化中华古文明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神圣（先祖）。

在商朝，每年的每个时段都需要以特定方式，向特定的祖先进行祭祀，构成一个以年为单位的循环。如书中所说，哪怕是商王或高级贵族牙疼、肩膀痛，也需要向特定的祖先献上保护性的祭祀。

中国古魔法在商周以后，以黄历方式存在。也就是以日期、数学组成的复杂系统，纳入天干地支系统，以及占卜得出的琐碎问题（已知问题、已有答案等组成），记录适合特定事件或行动的吉日或凶日。要掌握这种魔法，显然也需要掌握相当的天文学、数学，以及甲骨占卜的基本知识。而商朝人还采用甲骨记录了当时的大量事件，以及可知的祖先事件。在甲骨占卜仪式和知识消亡后，就形成了别的系统，最著名的就是《易经》。如克里斯·戈斯登所说，这其实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数学规律，也就是用数学来量化世间各个元素，以及人类的各种细微的行为、态度。

西周时出现了更加成形的占星学，套用五行理论、各种颜色和生肖，通过具体的人的生辰八字来测算生命轨迹和性格特征。但其内里逻辑与之前的没有区别，也就是仍然将恒星、行星视为与人类社会、人体一致的价值系统，找寻人的发展的趋势倾向。

《魔法四万年》书中指出，中国汉朝以及之后，人们对于宇宙、世界的解释方式有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借助五行理论，针对物质存在的特质以及变化特征，提出趋势预测，洞察宇宙运动带来的阴阳关系，这一切都是服务于人的参与。中国人讲求的天理循环、世道人心，与祖先意志，从来就是高度一致的。

当然，汉代及之后也因此出现了一个世俗化的转变，而这也为中国古代社会接纳本土宗教的产生以及西传而来的外来宗教，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