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痕迹全无？不只是黄河，专家猜测其他河流也可能被治理！
能直接证明属于夏代遗迹的考古遗迹目前还没有出土，但是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确认了新石器时代从龙山文化晚期到第二代早期商代文化之中黎港，曾有一个广域的皇家社会组织。正如考古学家邹衡所说：“夏文化不是未被发现，而是如何识别”。
但是，这种间接的论证方式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缺点：我们可以通过早期商代文化的上限来确定夏朝的大致灭亡时间（夏商周计划确定公元前1600年）为夏商之界），但夏朝建立元年无从梳理。
这是因为夏朝并不是像商朝那样通过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暴力革命而完成的，而是龙山文化晚期不同酋邦之间融合自然过渡的结果。因此，在夏朝建立的最初几十年甚至数百年里，其政治结构可能与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没有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最高领袖的位置是固定在夏后氏家族的。
因此，夏商周测年计划在划定夏代年代框架时，下限采用考古发现的结论（燕市商城建立时间），而上限则根据下限引用《竹书纪年》“大禹至桀十七世，有王无王，岁数471年”，由此得出夏朝建立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说，夏朝的建立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
因此，仍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测年项目过早设定了夏朝的开国年份，并提出了公元前1994年、公元前1968年、公元前1953年等多种不同说法。
事实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直接从考古发现中呈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夏朝开国年份存在争议的原因。相比之下，大禹治水的考古遗迹，更能成为准确划定夏朝开国年份的关键证据。
首先，，大禹的治水事迹比夏朝建立的各种传说还要“真实”。如果我们通读《史记·夏本纪》就会发现，在这4000字的夏朝史记中，有3300字都是大禹的事迹，而大禹的治水是其中的主体部分。至于第十二、十六位皇帝的其他夏朝君主，司马迁只是提到了某个人的死和即位，可见事迹并不明显。
被认为是最早“证实”夏朝存在的出土文物：西周隋公启、春秋秦公贵、齐侯屏。其实他们说的不是夏朝，而是大禹。土，落山疏河。”。只是因为文献记载大禹与夏朝的关系，成为确认夏朝存在的依据。
其次，，大禹治水的痕迹更容易辨认。关于夏文化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少争论。有人认为，夏后氏创造的文化就是夏文化，也有专家认为，夏朝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就是夏文化。由于没有自证文字，夏文化的认定就成了难题。
但在龙山文化晚期的时间点上，只有大禹能够通过跨区域的大规模人工干预成功治理洪水。如果我们能找到大禹治水的考古证据，做碳14测年，自然就能划定出夏朝建立的时间上限。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许多考古专家采用气象学、地质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试图寻找大禹治水的踪迹。
气象研究发现，在公元前2500年和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地区受到温盐环流突然减弱的影响，出现了两次非常明显的寒冷和干燥的气候突变情况，极端情况旱涝灾害频发。其中：我国北方强降雨引发洪水，导致黄河改道。
以吴庆龙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团队在甘青交界的积石峡发现了公元前1920年前后大地震诱发堰塞湖的证据，推测是堰塞湖溃坝冲刷远离黄河中下游两岸，成为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
袁光旷、刘力等考古专家分析，龙山文物在中原、晋西南、山东同一时间点消失，出现考古文化断层现象。他们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其中，位于海拔100米的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发现了洪水沉积物。显然，其他低于这个高度的城址被毁，都与洪水有关。
以上研究证实，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点上，确实发生过大规模的持续性洪水。
但奇怪的是，找到了大洪水的证据，却没有找到人工治水的痕迹。地质学家丁文江实地考察了大禹治水的黄河两岸和龙门，得出以下结论：“河流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任何痕迹人工疏浚……我是龙门的顶梁柱我亲自去过，稍微研究了一下……龙门是天然的峡谷，不需要人凿，人也做不成。长达13年，面积遍及九州，采用挖山、开渠等多种方式。影响深远的是，它能在中华老祖宗中形成文化记忆，代代相传，两国至今仍信奉它，并将其刻在青铜器上。
那么为什么考古发现中没有大禹的防洪工程的踪迹呢？
俄罗斯古代中国文明专家OlgaGorodetskaya（中文名郭靖云）提出了新的观点。她认为，黄河中上游多为山区河流，泛滥并不严重；而黄河下游、黄淮地区发生特大洪水，但她所处社会的治水能力和经验与洪水规模严重不相称。因此，她推测，大禹的治水区域不在黄河，而是在长江中游，城址和水利工程最早出现、具有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的地方。
郭教授的观点可以说为研究大禹治水开辟了新的视角。当然，大禹的控水区不在黄河流域，而是在长江流域。这并非没有任何根据。
首先，，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是在5300年前的浙江良渚古城，而最早的城池位于常德理县，湖南。迄今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水稻耕作地。这说明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工程能力和防洪方面确实具备技术和能力。
其次，，在大禹生活的龙山文化晚期，黄河中下游仍是古老的酋邦，各自为战，相互厮杀。方圆1000公里内分布着数个村庄，古代酋长领地互不归属，文化差异明显。
与龙山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此时期表现出高度融合。不同城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军事对抗，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共同体。
这说明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此时的社会形态具备大规模社会动员从事社会公共事业（如治水）的先决条件。
虽然长江中游比黄河“更适合”大禹治水，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大禹为什么要治水？
我们不得不抛开儒家夸大的“古圣君”、“天下为公”、“普度万民”的不切实际的光环。就基本事实而言，自古治水必须满足两个前提：第一，洪水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第二，在家庭迁移和防洪之间，后者需要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比前者少。
这是因为长江黄河的治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千古难题。有学者做过统计。从公元前602年到1949年，仅黄河就有1593次泛滥，经历了6次大规模改道。长江的情况和黄河差不多。
因此，即使是汉朝、元朝这样的大一统朝代，也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完成疏浚工程，河水迁徙，运河不利”（动员数万士兵修渠田，几年后，黄河改道，运河断水）。
很明显，对于不可能组织统一王朝的人力物力的大禹时代，有两个地方是不可能治水的。这些地方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洪水，古人不会花费巨大的成本去修建堤坝和渠道，而只是为了满足短短几年的稳定。直接迁移的成本远低于治理的成本。
综上所述，大禹治水的动机变得非常直接：一是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是主要聚居地，可供迁移的地方只有地势较高的上游，但生存资源稀缺，重建社会组织的成本远远大于洪水本身的控制；二是洪水有可控的可能，通过原始工具和有限的人力疏导后可以顺利泄洪。
有两个地方符合大禹的控水区：一个是黄河中游，一个是除九曲回肠段外的长江中游。
哪一个最有可能？
根据俄罗斯专家郭景云的结论：长江中游大规模治水更可能发生在大禹时代。但这样一来，对应于大禹和所谓夏朝的考古文化就是石家河文化，这与古代历史记载禹迹在晋南豫西地区是相悖的。
也无法合理解释，公元前2100年后，石家河文化从南阳一路退到湖北，直到石家河古城本身遭遇河南龙山文化群的进攻。
因此，国内学者，包括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石家河文化是三苗族群的考古文化。只有这样，考古发现才能与史书记载的“禹氏伐三苗”吻合。
接下来，我们的视角将回到北方的黄河流域。
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目前被认定为晚夏遗迹。如果追溯二里头文化的起源，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二里头文化形成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社会崩溃之后，当时原本有1600多个大和黄河中下游的小聚落，聚落数量突然下降到不到200个。综合豫东枣鲁台文化、豫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月石文化等因素。为此，二里头被考古学家称为“移民城”。先是
后是，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恰逢气候进入暖期。原本是漫滩的伊洛平原，在洪水退去后，含有大量的腐殖质，更适合农耕。
其三，二里头文化形成后，完全结束了不同文化酋邦和古代国家的互动影响，成为单一的对外文化辐射。各地不同的考古文化开始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仅从这一点来看，二里头具有王朝气息，而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时期则没有这种现象。
因此，如果我们把夏朝的开国年代从公元前2070年压缩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把原本属于夏文化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看成整个
夏文化，那么一切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大禹的治水应该是黄河泛滥后形成的堰塞湖，而不是黄河本身。因此，从考古发现来看，我们是找不到大禹筑堤修坝的痕迹的。得益于气候的回暖和整个中原社会结构的重组，夏朝突破了血缘和地域的束缚，开创了广域王权的新政治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