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或非神话人物，安徽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为大禹治水足迹添新证
禹会村龙山时代城址（引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对夏文化的探索，堪称“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而禹这一古史传说中的形象，既作为一个英雄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整体记忆之中，却又难觅踪迹。而近期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对禹会村龙山城址的报告分外夺人眼球。
禹会村遗址向南俯瞰（引自《光明日报》）
一、禹会村的龙山城
禹会村城址，位于安徽蚌埠，年代距今4400—4100年，也就是龙山文化晚期阶段，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相对而言，规模并不算大，大致可以划归到中小型城址当中。为何？因为位于它西南部，年代略早的良渚文化莫角山遗址，有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人工大土台，仅仅这人工修建的豪华宫城部分，面积就差不多是禹会城的2倍。而同一时间，江汉平原汉水之东，有石家河古城，面积可达120万平方米，更远超禹会村龙山城。虽然禹会城面积不如他城，但也是迄今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城址了，由此也可以推测，淮河中游地区在龙山晚期地位并不突出。
有意思的是，石家河古城与其所承载的石家河文化，似乎与禹还有渊源：韩建业教授曾推断禹所征之三苗，便是曾辉煌一时，有着巍巍巨城、独立文化的石家河文化先民部族。
禹会村遗址考古工地一角
而蚌埠的城址，现存东、北两段城墙，长300—600米，以往发现的祭祀礼仪遗存应是城址东城墙的一部分。城墙均堆筑而成，仅存城墙基础，宽18—25米，城墙内外分别挖有壕沟。
二、2007—2011年发掘所见祭祀礼仪遗存
自2006年初步钻探与2007—2011年五次较大规模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其中，有大型祭祀台基、大型祭祀沟、祭祀坑等。被发掘者定性为祭祀台基的近“甲”字形建筑基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南北长108米，东西宽13—23.5米，方向正北，可能与治水祭典有密切联系。
禹会村祭祀台基（引自《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
据社科院考古所何驽研究员《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分析与研究》一文，禹会祭场具有“治水”祭仪功能。之所以说这一“甲”字形祭场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祭祀天地、祖先、社稷的庙、坛、墠建筑（坛高于地表，而墠多为半地穴式），而是文献中所未见的“满堂红式浅基础的平地建筑”，正是其特殊功能使然。
在祭祀沟中还发现有一件陶塑，“器表塑有爬行类动物的上半身，似为壁虎，身体细长，头部略粗，吻部较尖，头上部两眼凸起，前肢作爬行状”。何驽研究员认为该动物陶塑为大鲵幼崽，寓意人与水的和谐，这也和大禹采用疏导的策略治水相合。也有学者认为，《说文》中“禹”的象形字，商晚期祖辛禹铜器铭文的“禹”字，都写成鲵鱼形，所以这件陶塑还暗示着此处为“禹迹”所在。总之，该器物引起后人无限遐想。
祭祀沟发现的爬行动物类陶塑
三、禹会村与禹
观“禹会村”之名，便知道有历史的密码在里面。禹会，旧称“禹村港”“禹会古台”，方志中说此地原有建于南宋年间的禹帝行祠。观禹会古迹，我们自然便会联想到大禹和他的时代。
《左传》哀公七年中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而太史公虽“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孚江淮”，在《史记·夏本纪》中仍旧只是含糊地提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记也”。那么问题来了，安徽蚌埠与古称“会稽”的绍兴，距离遥远。而《集解》与《括地志》都认为会稽与涂山并非一处。《尚书》中关于禹的史事有下面三种：《尧典》中，禹继鲧治水；《皋陶谟》中，皋陶与禹在帝舜的朝会上谈论如何引导德教；《禹贡》中，禹奠定疆土，划分九州。然而，对于今古文尚书的真伪之辨，又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总之，文献中禹迹总是斑驳的，甚至是矛盾的。
影视剧中的禹
而从出土文献材料看，禹的传说在周代却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豳公盨》和上博简《荣成氏》，均有关于禹治水划定九州的内容。因此，虽然“疑古”之风一度使得大禹治水变得荒诞不经，虽然顾颉刚先生言“大禹是一条虫”，但正如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所言，谈史者切不可“以不知为不有”。
豳公盨铭文拓片
朋友们可能会问：大禹治的“水”不应该是黄河吗？怎么现在把“禹迹”定到了靠近南方的淮河流域？据环境考古学的相关研究，禹在涂山与淮水所治之“水”，确实是当年的黄河。黄河在古时曾有过夺淮入海的经过——在距今4600年前，黄河走的，正是今天的废黄河故道，也就是淮河流域地区。当时，那里由于黄河流经，常年淤积，河床极不稳定，自然成了洪水泛滥的主要治水阵地。朋友们可能还会问，大禹难道不应该代表中原与华夏吗，又怎么到了淮河这样远离中原的地方？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又经历一次大的南北改道，于是禹迹至于涂山，才有了在涂山娶妻生子，“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禹会祭场又恰恰出土有同时期中原龙山文化的陶鼎，更暗示着“禹会”之名，并非只是一个传说与神话。
黄河
文史君说
禹会龙山晚期城址的发现，无疑对解读禹会涂山的古史传说有支撑作用，而以考古材料释古，追迹三代，也是自史语所以来，谈史好古者始终努力求索、求证的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不过，考古新材料虽然对解读古史有一定帮助，但考古的发现仅仅是古人生活与社会的冰山一角，更像是一块块残缺的拼图，是支离的。但我们也不应因其局限便心灰意冷，更应如李零先生所言，对其要有“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
王云五主编，屈万里注译：《尚书今注今译》，北京图书馆复印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九年九月初版。
孙庆伟：《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
何驽：《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分析与研究》，《蚌埠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徐永杰：《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大众考古》2017年第4期。
马荣瑞：《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确认》，《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5日。
（作者：浩然文史·驽钝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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