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互联网上有一种非常不严肃的说法,认为高级干部坐进口车的风气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之前干部们都坐国产车。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即使在1978年之前,高级干部的专车也是以进口车为主,比如苏联的吉姆、吉斯以及西德的奔驰……红旗其实并不是高级干部主要乘坐车。
“一汽”副厂长、“一汽”轿车厂厂长、红旗轿车主要负责人范恒光先生在2017年接受《汽车商业评论》杂志专访时就提到,虽然红旗轿车造好后,“一汽”给几乎所有重要领导都赠送了“红旗”轿车,但是因为“红旗”轿车质量问题,这批赠送的红旗轿车后来都被领导们转给了其他机关使用:
李雪峰是8号车,后转给中央工业部。林枫是9号车,后转给机关事务管理局。吕正操是12号车,1961年退回一汽,后转给鞍钢。彭真是25号车,后转给天津外轮。李先念是26号车,后转给机关事务管理局。贺龙是34号车,后转给总参招待所。
为此,当时一机部部长段君毅还批评了范恒光等“红旗”轿车主要负责人们:
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乘坐的第一批红旗,因问题太多,这些车后来都陆续转给其他机构使用。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压力非常大,他说,红旗怎么这么多质量问题?首长们都用不住?
在访谈里,范恒光先生没有明确提到“红旗”轿车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汽”第一位员工,“二汽”总工程师、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先生后来在回忆录《我的汽车生涯》里说的很明白,“红旗”轿车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是“手工作坊”模式生产出来的,所以一直到80年代,“红旗”的发动机、转向和刹车系统问题都没能解决。
他当时给负责汽车工业的副总理汇报时,建议“红旗”发动机、转向和刹车系统直接进口国外的成品。
陈祖涛先生的回忆里绝非孤证,关于“红旗”轿车质量问题的资料有很多。
比如有当事人就回忆,“红旗”轿车生产出来后,国家把“红旗”轿车作为国家的脸面,送到了许多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作为我国大使馆的礼宾车使用。
当时送给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红旗”轿车还没有出卡拉奇港口,就因为刹车失灵,直接撞上了卡拉奇港口运货的火车,中方运送人员还不敢声张,只敢悄悄的把“红旗”修好,而大使馆接车司机也小心翼翼的把“红旗”开会大使馆,当时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首都)老百姓都奇怪,为什么这辆车开的这么慢。
因此,虽然“红旗”轿车的出现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但是由于“红旗”轿车始终没能真正解决刹车等问题,出于安全考虑,许多领导其实并没有长期乘坐“红旗”。
其实关于这一点,在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
比如新华网曾经刊登了一篇名为《周总理的衣食住行让多少人汗颜》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国家曾专门进口一批奔驰,本来要给周总理乘坐,但是总理拒绝,坚持使用“红旗”;这当然说明周总理支持国产汽车,但是另一方面也证明处于安全考虑,确实许多领导没有乘坐“红旗”:
周恩来对自己乘从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西德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
那么,哪些人曾经乘坐过进口轿车呢?
林彪坐过。
80年代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乘坐的是隶属于钓鱼台国宾馆的奔驰s600普尔曼,而在此之前,这辆车是属于林彪的,林彪曾经在1970年代专门进口了这台奔驰s600普尔曼。
别说当时,就是2022年的今天,奔驰s600普尔曼老爷车的价格也比顶配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更值钱。
“九·一三”之后,这辆车就被封存了,本来是想给其他领导同志当专车的;但是由于奔驰s600普尔曼太豪华,没有谁愿意乘坐这辆车,所以这辆车后来就直接调拨给了钓鱼台国宾馆,等到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就成了他的座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