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当真懦弱昏聩？单从一细节来看，他的水平便远超人们认知
咱中国历史中有个名词曰“先秦遗风”，指的就是春秋战国那会儿，各种现象级大佬成书立著，争奇斗艳。后面的历史时代或是人物被冠以这个词，那就代表绝对差不了。而要数有先秦遗风的历史时代，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无疑是其中之一。别看东汉末年是乱世，朝廷镇不住局面，各路诸侯纷纷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天下征战连连，重灾区甚至出现了“十室九空”的荒凉景象，但恐怕没人会否认恰恰是这样一个年代，成了各路英豪的舞台。
按照演绎的桥段，早在1700多年前，曹操就非拽着刘备列数了一遍天下英雄。其中，刘备提到了一个人，称他“名称八俊威震九州”，不料曹操听完脸上没有一点波澜，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付了句“虚名无实”。而《三国志》评价其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说白了就是表面看人模狗样还像回事儿，心里却怂得不行。此人正是刘表，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算高，但笔者却认为刘表是那段历史中被严重低估的一个真正的狠角色。
两汉时期，朝廷做了许多为官场输入新鲜血液的尝试，有个很重要的目的便是想要打破传统门阀对权力的垄断。如西汉时推出的“举孝廉”，只要品行端正觉悟够高，再有命中贵人能够帮扶一把，那么贫寒子弟也能扶摇直上甚至位极人臣。这种尝试的好处多多，但正如彼得·海尔那句名言所说：“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一次落幕都是新的开始。”到了东汉末年，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门阀又一次占领了官场，除非自己混出点名堂成“名士”，或是碰到有识人慧眼的主公，否则纵使有旷世之才，无名无姓的寒门也很可能只能做一辈子路人甲。
东汉末年，天下名士如过江之鲫，出去买包烟的功夫碰到的名士差不多都能凑两桌麻将。物以稀为贵，人人都是名士的时代，这个名头反而没那么值钱了，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卧龙凤雏那样的才华。因此，即便是名士，水平不够也会被嫌弃，也得竞争上岗，刘表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咱们来看看刘表有多少背景加成。
首先，刘表乃西汉鲁恭王刘余之后，同皇叔刘备一样，是皇室宗亲；刘表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弱冠时便小有名气，名列“八俊”。顾名思义，这个“八俊”指的就是八位青年俊才，这名头在当时的影响力就跟如今的“四大天王”类似，可谓是如雷贯耳。刘表年轻时很不安分，常常伙同他人搞事，曾因受太学生运动牵连而被迫逃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许多文献中我们可以大体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早年的刘表最出名的既不是出身也不是才华，而是颜值。刘表又高大又帅气，出身优越又有才华，简直就是古人心目中理想的英雄模型。
公元190年，荆州刺史王叡身亡，朝廷遂派刘表去接任。不过，当时的荆州可不是一块好地方，内有各种草贼作乱，强盗占山为王，各大家族势力错综复杂；外有袁术屯兵于鲁阳，对荆州虎视眈眈。另外，荆州作为的典型的四战之地，门户洞开且无险可守，可以说，表面上看，“荆州太守”一职是封疆大吏，位列诸侯不假，实际上并不怎么讨喜。接到任命书的刘表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在某日乔装匿名，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跑去就职了。刘表“单骑入荆州”的故事，在历史上十分有名。
当时，刘表作为天下名士中的名士，素来以宽厚仁善而著称。他上任伊始便找到当地的名门望族代表，想拉他们入伙一块啃荆州这块难啃的骨头。当时的荆州有一大家族曰蒯家，当刘表向其询问安定之策时，蒯家代表蒯良对症下药说：如今百姓不信领导，是因为领导不施仁政；您以仁义著称，接下来该怎么做恐怕不用我多说了吧？而蒯良的兄弟蒯越也献言道：局势稳定时，仁政自然要摆到第一位，可如今荆州一亩三分地上乱得要命，您得想办法先把局势给平定喽。
蒯家这两兄弟十分了得，刘表深以为然。后者随后祭出了历史上一出“名场面”。根据《后汉书》记载，不久，刘表就邀请了当地55位比较有影响力的贼头子吃饭。这些骄横惯了的贼人根本没想到这是一场鸿门宴，结果这55人被当场斩杀，刘表顺便将他们的部下全部收编。随后，刘表又给几条漏网之鱼写劝降书，这些贼头子见大势已去，赶紧收拾细软跑路。就这样，刘表兵不血刃地收回了绝大部分土地。
从上述历史来看，刘表的胆识、魄力、计谋与执行力绝非泛泛之辈。主流观点认为刘表心里面怂，笔者认为不尽然，至少在这会儿他还是敢作敢为的。除治理手段外，刘表的军事水平也不算太差。公元191年，袁术令孙坚攻打刘表，没想到前者非但没讨到半点便宜，还害得“江东猛虎”殒命于此。不仅如此，刘表还一口气断了袁术的粮道，这直接逼迫对方调整战略，将重心转移，从而间接促成了后来的匡亭之战。根据史书描述，刘表治下的荆州八郡政治局势相对稳固，沃土千里，兵甲十万，实为一方豪强。由此可见，刘表绝对是一位有胆识、有手段的治世能手。那么，既然刘表这么出色，为啥史家对其评价并不高呢？难道一个自幼便以英才出名，直到中年时也有勇有谋的角色，突然就变成庸人一个了？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十分复杂，不过道理却很简单：若放在太平年代，刘表大可能成为一代名臣；然而在乱世，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首先靠的是一个字——狠。这里所说的“狠”是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或者心机够多，驭人之术足够高明，能够笼络一批死士为自己效力奔命；或是像董卓曹操那样不惜背负“国贼”之名，成一代枭雄。遗憾的是，刘表在这两方面都不合格。
刘表单骑入荆州后，仰仗着当地豪门的帮助才一统八郡，成为一代诸侯。不过，刘表接下来并没有对这些大家族的势力进行整合，更没能有效地形成真正听命于自己的政治班底，这使得他在荆州官场上的地位十分被动。且荆州当地赫赫有名的几大家族，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先拿蒯家来说，这个家族在西汉初年便颇有名望，而曹操刘备之辈还没成大事时，蒯家势力便跻身核心权力圈了。蒯越的先祖蒯通曾建议韩信自立，而蒯越本人也曾试图要大将军何进诛杀乱政的宦官。有意思的是，二者侍奉的主子都有点优柔寡断，蒯越倒是爽快，一看何进那家伙不像是成大事的人，接着就奏请上山下乡，转而抽身离去了。蒯家人谋略非常且很识时务，这样一个家族肯定会把自己的利益摆在首位；连韩信、何进这样的人物都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理由誓死追随，两手空空入荆州的刘表又怎么可能会有呢？
接下来看看另一大豪门蔡家。那会儿，蔡家在荆州对于影响非常大。他们手里有兵，刘表能够坐稳局势，跟蔡家的“效忠”大有关系。然而，这个名族在文献中的形象可真不咋样，就拿其代表人物蔡瑁来说，此人喜功，胸膛里却没多少志向，表现得极像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至于另外一些望族名士，例如庞德公、黄承彦等等，这些人更懒得蹚浑水。可以说，当初蔡瑁、蒯良蒯越这些人恭迎刘表入荆州，表面上兢兢业业，然而他们根本就只想给自己找个更方便利用的利益代言人而已。
主流观点认为刘表“胸无大志”，称刘表的荆州八郡同样是四战之地，且粮草充沛兵员众多，完全可以成就一番大事。然而，刘表有着这么好的资源，却对天下之事不闻不问，先后拒绝袁绍曹操，看起来当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在东汉末年这样环境险恶却也人才辈出的历史时期，他岂能不算庸才？然而请不要忘记，刘表自幼出入上流社会，自身又是名士中的名士，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岂能不清楚？刘表入荆州之前，当地势力对这块蛋糕的瓜分已经饱和，刘表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他显然是对时局做过一番揣摩的。
咱们刚刚也说了，荆州的几大名门望族，除了一门心思闲云野鹤的，剩下的就想在保障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安安稳稳地能混一天算一天，这些门阀根本没有“天下”这个概念。刘表的权力来源于前者，他归根结底就是个利益代言人。各大家族把权力垄断得死死的，他不像二袁那样手下有兵有将为所欲为，又不能像曹操那样以汉臣之名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刘表又是科班出身，底子太高，无法如草莽出身的刘备那般剑走偏锋。如此来看，刘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老老实实地顺着别人给他定好的路子走。蔡、蒯说一，刘表若敢说二，怕是便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若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何尝不是一种聪明呢？
从一些细节来看，刘表对人与时局的把握还是相当精准的。公元202年，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于禁、李典挥师南下，一来抵御刘备的北伐，二来算是试探一下荆州的实力，看看是否有机可乘。此役算得上是刘备生涯中的高光点之一，曹操摆出的全明星阵容让刘备打了个焦头烂额，大将夏侯惇还一度陷入重围。然而，纵使刘备占尽了便宜，刘表却像是打怕了，不再给刘备兵马，更是令刘备退兵。
刘表此举看上去愚不可及，背后其实至少有三点考虑。其一，在此之前，曹操刚刚赢下了官渡之役，账面实力大增，成为北方最强。此时，曹操手中兵多将广，又有朝廷光环加持，实在是个惹不起的敌人。刘表心里自然清楚，纵使自己对许都垂涎已久，但他背后那些急于自保的门阀是不会准许他去惹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的。其二，为啥又让刘备去打曹操一下呢？正是因为北方的大威胁几乎被铲除，剩下的几座山头里，荆州算是最大的之一。曹操志在天下，打荆州是肯定无法避免的。刘表深知刘备并非泛泛之辈，趁曹操于官渡之战后休养生息之时纵容刘备挥师北伐，就是给对方释放一个信号——荆州很强，你最好别来招惹。而结果也很直接：博望坡一役后，曹操转头就去收拾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去了，暂时放弃了对荆州的打算。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刘表知道刘备是什么样的人。刘备自出道以来就打着“汉室宗亲”的招牌，四处高调行事，口口声声说要光复汉室，这样一个角色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委身于别人麾下？刘备本身驭人之术高明，擅长拉拢心腹；而他手下又有关、张这样的良将英才，刘备集团虽小，却也是一把干柴，差的就是一颗点燃它的火星。刘表心里清楚，不给刘备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他怕是没多久就要去另投新主了；而给他的机会太大，让他攻城略地，闹不好就是肉包子打狗，打下来的城池自己分不到不说，可能送出去的兵也要改姓“刘备”了。因此，在打曹操一事上浅尝辄止，或许并非刘表懦弱短时，反而更是一番深层次的考虑与把握。
当然了，刘表远不是完美的人，纵使治世才华出色又不乏勇武与谋略，他仍缺了一项政治家的基本素质，那便是培养自己的势力。在荆州的一年又一年，刘表用妥协来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野心，或许意识到自己翻身无望时，他多少有些失落甚至选择了放弃。他一生致力于平衡当地望族与其他门阀之间的关系，不卑不亢地在东汉末年这样的乱世中维护着“一方霸主”的尊严，然而，这仍然没能令他避免晚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