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乱（十一）刘启杀死刘贤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人为策划的阴谋
刘氏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贯穿着汉文帝、景帝和武帝三个朝代，也给当时的西汉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从汉文帝刘恒即位开始，就有很多大臣先后上书请求限制诸侯王的权力和封地，而汉朝朝廷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直到汉武帝的中后期才逐步解决。汉文帝时期正是刘氏诸侯王问题最为严重的时候，虽然刘恒采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的办法，但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此后又发生了太子刘启击杀吴王刘濞长子刘贤的事情，让朝廷与诸侯王的矛盾第一次被推上了巅峰，于是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汉朝上空。
据文献记载，刘启为太子时，刘贤奉吴王刘濞的命令前往京城朝见皇帝，于是刘贤被刘启招入宫中喝酒和下棋，这本身是刘氏宗族内部的社交活动，理应不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但在下六博棋时，刘启和刘贤因为棋路之争发生冲突。刘贤的师傅都是楚国人，所以使其养成了彪悍和骄狂的性格，在冲突中与刘启出言不逊。刘启大怒，拿起棋盘打刘贤，不料失手将刘贤打死。汉文帝派人将刘贤的尸首送回吴国安葬，可吴王刘濞不接受，让人把刘贤尸体又送回长安安葬。此后刘濞非常怨恨刘启，称病不朝见汉文帝，并开始做谋反准备。
这个事情引起了朝野的震动，几乎就激起了刘濞起兵攻打朝廷的叛乱事件。虽然事后刘恒做了很多补偿性的工作，通过赐予倚几与手杖等方式抚慰刘濞，让其暂时放弃了起兵谋反的打算。但吴国与朝廷的仇恨却一直无法消除，这也为刘启即位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刘启杀死刘贤的事情似乎是个突发事件，只是因玩六博棋而起了冲突，最终刘启因大怒而用棋盘将刘贤打死。可是仔细分析史料记载的过程，却发现很多地方存在疑点，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维模式。仔细推敲史料中的细节之处，可以看到这其中似乎包含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从刘启和刘贤的冲突过程来看，刘启用棋盘砸死刘贤的可能性不大。六博棋的棋盘不大，是一尺多见方的木板。这样的木板拿起来打人是可以的，但一两下就把人打死就有些过了。而刘贤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吴国的时候也是经常和人打架的。这样的两个人打架，只能是肉体冲突，受伤是难免的，打死就太巧了。真要将冲突发展到刘启用木质棋盘砸死刘贤的程度，除非刘贤被人控制后，让刘启拿着棋盘砸到死人为止。可这种做法就不是简单因下棋时口角而引发的冲突，更像是早有预谋的谋杀。
而从刘贤的身份上看，正常情况下刘启不大可能杀死刘贤。刘贤是吴国的太子，是吴王刘濞的长子，在诸侯王中身份特殊。在淮南王刘长起兵谋反失败后，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国力也大为削弱。原来最强大的齐国也被刘恒分为六国，不再是诸侯国中最强的。而吴国却因为铸币和海盐得利而飞速发展，成为诸侯王中最强的存在。刘贤作为刘濞的继承人，在诸侯王体系中地位很高，他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在刘恒对诸侯王采用怀柔政策的背景下，刘启主动杀死刘贤，岂不是故意破坏和平大局，点燃战争导火线？
实际上无论刘启杀刘贤是打架失手，还是故意谋杀，他都必须要为刘贤之死负责，也需要向朝廷表明态度。可有趣的是，史书上并没有刘启对这一行为作出任何反应的记载，既没有表明态度，也没有认罪的说法，仿佛这个事情与他无关。这显然不符合他作为汉朝皇太子，一国之储君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案子的发生，即便太子被人保护起来，那太子属官也会分摊罪责。可是作为太子属官之首的晁错也没有任何反应，这就让人感到蹊跷了。难道整个西汉朝廷就对太子肆意杀害诸侯王之子表示支持，甚至到无视的程度？
可从当时刘恒和朝廷的实力来看，对诸侯王集团是处于下风的，还不足以在朝廷上一手遮天，否则刘恒也不必用怀柔政策来安抚各个诸侯王了。因此从常理来看，事发后朝廷必须要对诸侯王有所交代，尤其是要安抚刘濞的情绪。可事后朝廷不但没有追究刘启的责任，更没有安抚刘濞，甚至是在挑拨矛盾。当刘濞将刘贤葬在长安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时，朝廷甚至下令逮捕吴国在朝廷的使者，这显然只能加剧战争的爆发。这几乎就是一步步的将刘濞逼向起兵造反的路子，这完全与刘恒对待诸侯王的怀柔态度相背离。
依常理来推论，刘启在此事上论罪必须受到处罚。小则要关禁闭，更换太子属官，大则很可能引发废太子，改立刘恒的其他儿子为太子。但是这些并没有在朝廷中发生，这就非常不正常了。可以说朝廷中对刘启的包庇，显然是有意为之，而且是有着很大挑拨成分存在的。
直到后来刘恒亲自接见吴国使者，下令赦免吴国使者的罪行，并赐予刘濞倚几与手杖，允许他不用进京朝见，这才让其谋反计划得以暂停。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刘恒在态度上与朝廷是背离的。朝廷将刘濞一步步逼向战争，而刘恒却踩了战争的刹车，可见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从上述的迹象推测，很有可能是朝廷大臣借用太子刘启的名义，暗中操纵了整个事件，推动针对吴王刘濞的阴谋。或许刘启与刘贤因下棋而打架是存在的，但刘贤的真正死因或许并非被棋盘打死，很可能被人刺杀。而刘贤之死必然引发朝廷和诸侯王的巨大矛盾，刘濞也很可能因怒而起兵给儿子报仇。如果事情这样发展，那西汉削藩的战争就会提前爆发。那么幕后主谋的目的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挑起战争，从中渔利，二是借着战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当时朝中的形势来看，出现第二种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必然存在诸侯王和朝廷之间的中间派。但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中间派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当时刘恒已经整合了朝中开国元勋的势力，掌控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列侯手中的权力基本上无法威胁到刘恒对国家的控制。如果朝廷和诸侯王爆发战争，除了匈奴外根本不可能有得利者。
而事件中众多疑点，都指向了第二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朝廷中当时削藩的呼声很高，除了已经去世的贾谊之外，新崛起的太子家令晁错是最积极的削藩推动者。他多次向刘恒上书阐述诸侯王的危害，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与朝廷中以袁盎为首的大臣产生激烈冲突。
刘恒虽然没有采纳晁错的建议，却把他放到了太子家令的关键官位上，使其成为太子刘启的"智囊"。而袁盎则被调出京城长安，先后出任陇西都尉、齐国相、吴国相等官职。从这点可以看出，以晁错为首的削藩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是占据上风的，朝廷中倾向削藩的大臣不少。刘启杀刘贤的事件爆发后，朝廷反常的反应正好说明了，朝中大臣在推动整个事情的恶化，让削藩逐渐成为朝中议论的主题。而以晁错担任太子家令的特殊身份，推动这种事情是很具有便利性的。他既能利用身份摆布刘启的行为，也能推动朝廷的舆论走向。
如果刘濞因为朝廷的强硬态度而起兵造反，那被刘恒搁置的削藩建议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了。刘恒虽然对诸侯王采取怀柔政策，但也一直在用"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的办法，将大的诸侯国分拆成小国，以温水煮青蛙的手段削弱其力量。可这种手段需要时间，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刘濞已经起兵造反的情况下，刘恒显然不可能坐视，必须要出兵平乱，这就使削藩策略成为既成事实。朝廷中对削藩最激进的就是晁错，而晁错又是刘启身边最亲近的人。由此可推，晁错在刘启杀刘贤的事件中有着很大的参与度，甚至可能是主谋。
从事后朝廷对刘启的保护来看，很显然是大臣们达成了一致。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朝廷当时的利益趋向和刘启是一致的，这正好也符合晁错所站的立场。可以说从战争爆发后政治利益的归宿上看，以晁错为首的大臣既是削藩政策的推动者，也是最终利益的收割者。
可是站在刘恒的角度，汉朝的国力也不足以同时应对内外两场危机，所以国家稳定是第一位的。他一开始就没有采纳晁错的建议，自然不会主动发起削藩的战争。虽然当时诸侯王在兵力上没有准备，但朝廷的力量也不足。强行开战只能两败俱伤，让边境的匈奴捡便宜。
因此刘恒以皇帝的身份召见吴国使者，赦免刘濞密谋造反的罪责，安抚了其情绪，让战争风险得以平息。而刘濞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准备，毕竟刘贤之死来得太过突然。在没有准备的时候开战，他自己的优势并不大，也难以得到其他诸侯王的支持。可以说当时刘恒和刘濞各自都有顾忌的地方，只要能缓和双方的情绪，都会做出回避战争的选择。而朝廷中主战的这部分人，要么是愣头青，要么是准备借战争夺取政治利益的列侯，都是为了私人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战，风险非常之大，对于汉朝和百姓来讲都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