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辉：“小康子弟”——当代中国青年的主力军

莫衷一是的争论局面，往往源于对当代青年基本状况和结构性变迁缺乏细致把握。笔者以为，从“寒门子弟”到“小康子弟”的变化，恰恰是当代青年群体最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对青年问题的把握若失去这一视角，很容易陷入极端化和碎片化的陷阱。

一、“小康子弟”：当代中国青年的主力军

人是社会性动物，这种社会性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对于中年人来说，主要是通过他的“朋友圈”来体现其特性；而对于青年群体来说，因为自身事业根基尚浅，资源占优稀薄，所以其最大的“社会性”还是取决于其“原生家庭”。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迁，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社会中的绝大部分家庭目前正是属于“小康之家”。各界容易把“小康社会”当成一种政策术语，而缺乏对其学术和社会意义的重视和把握。

学界近年来更喜欢使用“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等概念，政策界一般使用“中间收入群体”。“中产阶层”容易让人联想到富裕优渥闲散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群体，“中间收入群体”又因为尺度把握而缺失对其性质的准确描述，对于把握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略有隔膜。

疫情三年让很多人看到国内中产阶层的脆弱性，除了少部分“硬核中产”，大部分所谓的中产阶层是随时可能掉入生活困难的窘境的。类似这些生活相对安稳但还不够阔绰的状态，可能称之为“小康之家”更为合适。

具体而言，“小康之家”指介于“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状态。

中国目前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数据，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601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0598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7397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0116元。

“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除五险一金后的现金收入，三口之家只有十多万元的现金收入，在今日城市生活中其实过得也是紧巴巴的。所以在五等份统计划分中的“高收入”，只是一种数学方法，并非人们日常生活感知意义上的“高收入”。

今日中国的城市生活经验中，家庭年收入（包含可支配收入与公积金等总和）在10-50万之间会被认为是“中产阶层”，可以参照浙江共同富裕探索目标中的相关数值设定。家庭年收入超过50万则一般会归之为“富裕家庭”或“精英阶层”，显然这部分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全国估计不会超过2%。

由此，我们可以将年收入在5-50万之间的家庭称为“小康之家”，即大体涵盖“中间收入”以上又排除少部分顶层“精英家庭”的多数家庭，这部分群体的规模占总人口的六七成左右，约9-10亿人，其子弟可称为“小康子弟”。

一言蔽之，“小康之家”并不排斥中产阶层，而是一个涵盖中产及略往下的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概念，这类群体遍及城乡之间，核心特征是摆脱贫困又未达阔绰。

也因此，“小康子弟”这批青年构成了当代中国青年的主力军。

在笔者看来，“小康子弟”的分析框架和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以往“寒门子弟”和“精英子弟”的极端两分法，这一两分法显然已不太适应于把握当代中国青年的主力群体和主要特征。

资料图：新华社

传统农业社会中，90%的人口都是农民，农民生活一般较为困苦，所以在普罗大众的认识里农家子弟通常被等同于“寒门子弟”。而“寒门子弟”作为青年群体的经典概括，一直到本世纪初都可以被认为是大体适用的。同时，城市中也有不少低收入家庭，其子弟也可以称为“寒门子弟”，只是以往城市居民长期是少数，一提起“寒门子弟”，人们更容易联想到农家子弟，而当今“寒门子弟”则意味着城乡之间低收入家庭子女。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也才18%，到本世纪初刚刚跨过30%的门槛。随后20余年时间里狂飙突进，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即使只考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在50%左右。中国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以至于很多人还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

城市中产阶层喜欢乡村旅游，田园诗般的美好自然是存在的，但我们还要看到，城镇生活总体还是较农村有吸引力，有更好的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社会保障等，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亿万农民千辛万苦要进城的动力和行为。能够在城市稳定居住甚至获得户籍，一般意味着更好的生活状态。

这样的家庭已占到国民的2/3，即使留在乡村的群体，较为困难的也已是少数，再用“寒门子弟”来指代这一批人，未免有些别扭。

但将这些在城市定居的家庭都称为“中产之家”又未免有些拔高。我们的城镇化极为迅速，“老市民”和“新市民”们都依然需要勤俭持家力争上游，远没有到“优哉游哉”可以“躺平”的阶段。至于说“精英子弟”则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一点大家凭生活经验都能明显感知到。

三年前某视频网站在五四青年节时播放了一个有关青年群体的短视频，一时间引起各界广泛热议，甚至招致大量年轻人的反感与自嘲。其问题要害就在于视频中的青年过于“精英”、过于“后现代”，毫无经济压力、随意自由选择、只为兴趣爱好、恣意洒脱奔放，这种面目和形象的青年不是说不存在，只是说不是当代青年中的主流群体。

生活优渥的各界社会精英可能对此类青年有些熟悉，就误以为这是当下的青年主力军，纷纷表现出“赞赏”之情，以显得自己跟得上潮流“不落伍”，结果很快遭遇真正主流青年的反讽。

“小康子弟”虽不至于像过去“寒门子弟”那样吃糠咽菜、借钱读书、照顾贫弱父母和弟妹、一周打几份工完成大学学业，但也远不至于四处冲浪旅游、无需考虑赚钱养家、肆意“整顿”职场。“小康子弟”往往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刚刚完成了城镇化跃迁，是家中的第一代“市民”。

参照国家青年发展规划中对青年的14-35岁年龄段界定，今天的中国青年就是出生于1988-2009年间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90后”和“00后”，总计约3.7亿人。

这部分青年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工作了，无论当初出生于城市还是乡村，现在则几乎都在城镇工作生活。

由此可以很容易理解，“小康子弟”的日常一定不是什么自由自在、选择权利、解构传统等大词，而是辛勤求职、加班加点、风来雨去、赚钱还贷、孩子补习、老人看病、上司拿捏、同事竞争等看上去很传统的面目。

二、“小康子弟”在内敛平和中努力前行

“小康子弟”的特点，简单概括就是适中、内敛、平和。

他们刚刚脱离贫寒的生活，但又没有大富大贵，一切正处于有所改善但还有巨大进步渴望的阶段。日子虽然过得艰辛，但还是有盼头，虽然也会吐槽，但还不至于怨恨。希望在城里有套房，但也没准备买豪宅；偶尔去餐馆打牙祭，但也不会去太高档的地方；自己的新衣服可以少买两件，孩子的辅导班还是要上的；家庭出游总是要的，但打折机票和酒店优惠券还是要用的。

叛逆、解构、张扬、自我等后现代特征，一定不属于他们，很简单，“支棱”得有“支棱”起来的资本。他们刚刚进入城市生活，他们努力适应着城市的一切规则和习惯，远没有挑战既有秩序的意识和能力。作为“城一代”，他们虚心学习城里的一切。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强的乡土性，他们努力粘合着传统乡土和现代都市，他们的孩子已经是“城二代”，但他们的父母依然在乡下，有限的收入显然不足以帮助父母也彻底完成城镇化，他们在城乡之间艰难维持。和平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有利于他们就业和发展，他们身后的小家全赖友善的政经环境，他们是现有秩序和价值观的拥护者。

当然，“小康子弟”也有苦恼，有压力、脆弱和困惑。

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城一代”的经济压力大约会持续一生，因为进城之路不容易。他们无法从父母那一代获得太多支持，同时还要反哺父母，城市的育儿成本又在不断上升，自身的房贷压力也颇为巨大。可以说这一代人的苦有其独特性，是在城乡转换的夹缝中成长、生存。

一产二产三产的劳动特征有很大区别，其倡导推崇的价值观和美德也会不同。一产农业主导的时代，社会偏好的是家庭劳作、吃苦耐劳、自由自在、勤俭节约、老实本分；二产工业主导的时代，社会偏好的是科学严谨、纪律严明、团结合作、等级森严、勤俭节约；三产服务业为主的时代，社会偏好的是服务周到、热情好客、善于营销、消费至上。

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育儿理念上的冲突，大体就是一产时代与二产时代的碰撞。父辈与子辈在是否于朋友圈中大晒隐私上的互不理解，也是二产时代与三产时代的差异。

三世同堂的家庭，似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和生活经验支撑，互相难以说服。老年人面临着自己这辈子是不是“错了”的疑问，中年人面临着对上对下双重“子不类父”的苦恼，年轻人则处于无所依从的自由与迷茫中。

三、思潮困扰不代表真相

相比于“小康子弟”的定义，无论是“后浪”还是“孔乙己的长衫”都不能算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流。

“后浪”这概念的不足之处上文已经剖析过，“孔乙己”的表述新近流行，似乎更接地气，实际上网上先前有句流传甚广的评论可与此呼应——“年轻时我们都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鲁迅，没想到最后成为了闰土”。两者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大地苍茫，原以为自己能主浮沉，结果不过是沧海之中的一滴水，随世道起伏。

对于所谓“孔乙己的长衫”，网上讨论甚烈，笔者在此也多谈一二。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要劳动、要如何劳动，也不在于文人的架子与尊严等，而在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社会阶层跃升难度加大，青年人的压力和彷徨必然出现，尽管这种情绪经常以各种戏谑和“老瓶装新酒”的形式呈现。

过去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阶层跃升，主要是源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当前65%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很多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一般在70%-80%之间），可以说城镇化放缓是历史的必然。此外，国际竞争也日趋灼热，产业升级与产业链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在压缩工作岗位数量，内部压力增大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这种压力、焦虑乃至彷徨，不必回避，也无需偷换概念转移话题。

首先，向上的路永远艰辛，向下的路永远通畅。这是个朴素的道理，相信多数年轻人对此也是认同的。

其次，快速、大规模的阶层跃迁并非历史的常态，伴随中国GDP的增速从高速回落，中速增长和平稳变迁将成为“新常态”，对此要不断适应。

其三，学历虽然“贬值”，但时代并未抛弃，广大天地仍大有可为。学历“贬值”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年轻人的苦闷与抱怨可以理解，但今天的大学生们绝不是“孔乙己”，因为“孔乙己”的根本问题和困境在于他代表着陈旧落后的旧时代，其所思所学所为已被新时代“抛弃”，当代大学生们则不然，是处在与民族伟大复兴同向而行的轨道上。

四、结语

“小康子弟”是这个时代青年的底色和主流，他们在政治上是温和保守的，在经济上是辛劳坚韧的，在社会上是保障不足的，在文化上是亦城亦乡的。“小康子弟”的苦恼与未来，注定不仅仅是个人奋斗问题，必然与大时代密切相关。

回归常态、回归生活、回归多数，是我们认识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重要路径。“小康子弟”有苦有乐，重视其苦，解其苦；理解其乐，乐其乐。他们是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困境和压力也必然是在整个民族前行的道路上不断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