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兵汉武（二七）刘彻为刘据平反，处死反太子官员，真的是悔过？
因为巫蛊之后的大乱，汉武帝刘彻晚年时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给国家和朝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巫蛊之乱后刘彻反思自己的过失，开始思念自尽的太子刘据，并采取了一系列弥补的措施。他除了将巫蛊之祸的罪责推在刘屈氂、李广利、江充等一系列反太子派大臣的头上，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他通过这些操作表示自己对巫蛊之祸反思，后悔自己逼死了儿子刘据，表现出了一个老迈父亲失去儿子的凄凉场面。很多人对此时的刘彻表示同情，认为他是被刘屈氂等人蒙蔽才铸成大错，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在巫蛊之祸后，很快便因为太子刘据及其党羽的覆灭，使西汉朝廷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刘彻采取了果决的措施阻止这些斗争，将争夺太子位的儿子相继贬斥，就连他们的党羽也被处死或流放。他开始怀念太子刘据活着的日子，对自己在巫蛊之祸中的行为表示悔恨。刘彻接受了大量的，替刘据说清的奏章或信件，提拔了为刘据说情的大臣，将巫蛊之祸中站在刘据对立面的大臣处死或流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与刘据作战的丞相刘屈氂，于是巫蛊之祸中的功臣相继被处死或灭族，作为逼反太子的罪魁祸首的江充还被夷三族。
刘彻通过这样残酷手段否定了之前对刘据叛乱的定性，一改朝廷中反太子刘据的政治风气。因此刘据之死在政治上的定性大改，从最初的太子举兵反叛，被开脱为“子弄父兵”的误会，而刘据之死也被认为是乱兵中的无辜受害者。刘彻修建了思子宫来寄托哀思，后来又修建了归来望思台来召唤刘据的灵魂。此时的刘彻表现得非常低沉和凄凉，早已没有了雄才大略的皇帝模样，更多的是老年丧子的父亲。他一改刚愎自用的性格，主动地接受了很多朝廷大臣提出的意见，任用不少刘据在世时提拔起来的官员。
最让人意外的是，刘彻居然对以往的独断专行进行了反思，甚至下《轮台诏》作为罪己诏，将扩张性的国家政策恢复到休养生息。后世学者认为刘彻这种一改往日雄才大略的做法，恢复到文景之治的政治策略，是刘据之死给刘彻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刘彻因为怀念儿子，再加上国家因内乱而出现疲敝，所以他才选择了刘据生前多次推崇的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刘据提出时，与刘彻发生过多次冲突，使父子关系陷入紧张，最终矛盾激化。而刘据之死让刘彻备受打击，他如此做是表示悔恨，才将儿子在世时的政策重新捡起来。
然而从史书来看，这种说法其实是一厢情愿的，刘彻作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实际上并不会因为这个打击而真正地陷入迷茫和悔恨之中。刘彻反思巫蛊之祸的过失是有的，但从根本上讲也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对儿子的思念。实际上刘据死后他的妻儿也相继遭到残杀，只有最小的孙子刘询在狱中躲过灾难。刘询一直在监狱待到了刘彻弥留之际才被特赦，如果刘彻真的对刘据之死表示悔恨，断不会将刘据的孙子放在狱中关这么久。从这点就可以证明，刘彻表现出来的反思刘据的行为都是政治需要，而不是真心实意地思过。
从史料来分析，刘彻表面上的一系列操作看似对刘据之死表示后悔，实际上却是为了重组朝廷的需要，拉拢儒家官员，尤其是出自于刘据太子党的大臣。实际上在这些操作中，刘彻的很多政策与自己一贯的政策路线是不符的。刘彻是喜欢对外扩张的皇帝，这是他历来迷信的法家治国理念所决定的。而刘据则是更推崇儒家的治国方略，所以父子俩才有这么大的分歧和矛盾。最终在儒家和法家官员内斗的推动下，父子俩的矛盾激化，酿成了巫蛊之后的惨剧。可是经过巫蛊之祸和太子之争的内斗后，国家和朝廷格局大变，内斗造成的损失让刘彻发现，政治格局的走向并不能完全如他所想。
在经过一系列动乱之后，刘彻清除了朝廷中对皇权的威胁，却发现政治格局又多出了其他的隐患。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自尽，太子党的卫霍外戚集团几乎覆灭，儒家大臣大量遭到残杀。但这并没有改变儒家在朝廷中的统治地位，虽然没有了太子党，但儒家官员依旧占据半个朝廷。实际上从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在西汉经过多年发展，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已经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刘彻打压刘据不但没能削弱儒家，甚至连掣肘儒家的法家都搭了进去。此时他已经年老，国家因内乱而重创，再也没有经历改变这样的政治格局。
刘彻想要扶持小儿子刘弗陵为储君，而刘弗陵在朝廷中却没有任何根基。当时刘弗陵才几岁，根本不可能控制占据朝廷半壁江山的儒家官员。如果刘彻年轻个几十岁，还能把儒家派系完全掀翻，重新给刘弗陵打造一个班底。可他没有时间了，一旦他突然去世，几岁的刘弗陵面对的将是主少国疑的政治危局。这种情况下，国家必然面临权臣控制朝廷，皇权旁落，皇帝当傀儡的危险。这种政治锅具一旦处理不好，其结果就是亡国和改朝换代。刘彻为自己的雄才大略和功绩奋斗了一辈子，肯定不希望死后出现灭国的情况。
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刘彻只能选择向儒家官员们妥协，将其打造成刘弗陵的执政班底。可因为巫蛊之祸和刘据之死，刘彻在儒家官员面前已经丧失了信用，所以他必须要重建这种信用。刘彻接受儒家官员为刘据平反的奏章，改变刘据反叛的政治定性，修建思子宫，下罪己诏，都是为了拉拢儒家官员。他通过这种方法表达了自己对儒家的定性，将儒家治国策略作为新的政治路线，并将其设定为刘弗陵未来的政治路线。这种政治上的姿态，对于重返朝廷的儒家来说是极大的利好，他们也希望重新走上政治舞台中央。
刘彻递出了橄榄枝，儒家官员自然不会蹬鼻子上脸，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大量的儒家官员重新被启用。其中田千秋便是典型，他因为帮刘据伸冤而受到刘彻重用，先被拜为大鸿胪，后来又当了丞相，成为后刘据时代执掌西汉朝廷的一代名相。儒家重新掌握朝廷后，重建了自己的执政路线，这也得到了刘彻的支持。所以刘彻下罪己诏，改变自己以往对外扩张的政治作风，开始了休养生息。经过这样的政策变化，刘彻将儒家打造成了继承人刘弗陵的执政班底，为自己的身后事开始做安排。
由于儒家的复起，很多太子党和卫霍外戚集团的参与也得到重用，朝廷格局重新进入了刘据时代儒家独大的局面。可以说刘彻的妥协对于西汉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也挽救了西汉走向灭亡的危局。刘彻的变化并非是因为思念刘据而进行悔过，更多的是政治形势迫使他进行转变。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并不是他自己意志的体现。对于晚年的刘彻来说，为幼年的刘弗陵打造执政班底，平息朝廷内斗的危机，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个句号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也体现出了老政治家独有的心胸和眼光，放弃了对外扩张的执念，为未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