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建立之后频频发生灾荒，曹丕如何让曹魏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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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频发，曹魏在坎坷中建立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年号黄初。他在位只有六年时间，这期间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堪称历代帝王之最，这让本就立于篡汉的曹魏初期阻力重重：
黄初二年，发生日食和饥荒，粮价暴涨，刚刚通行五个月的五铢钱被废止。《晋书·食货志》记载曹魏当时“罢五铢钱，使百姓谷帛为市”。
黄初三年，发生日食和严重的蝗灾。《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冀州大蝗，民饥”。
黄初四年，发生瘟疫和水灾。《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当年三月“大疫”，三个月后“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
黄初五年，冀州饥荒，再次出现日食。
黄初六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连地处亚热带的长江都结冰了，可见气候之寒冷。
黄初七年，曹丕亲临许昌，许昌南门无故崩塌，他就没有进城，五个月后驾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地区因为军阀混战导致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下降，一些水患、瘟疫的发生本就已经危害惊人，人祸又很容易加剧天灾。即便是日食等一些自然现象本身不能够形成灾害，却也常常因为古人的认知而影响社会秩序。
自然灾害的拖累下，魏国必须要把精力投入到内部的稳定当中。外部力量则趁机兴风作浪，而黄初三年开始，原本已经称臣的东吴孙权等人，也开始反叛;原本已经投降并封侯的山贼郑甘等人，又重新反叛。
对于曹丕和他的魏国来说，持续不断的天灾困扰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致命的结果。
从大局上看，魏国在曹丕的治理下，国势仍然蒸蒸日上
疆域扩大：曹丕掌魏期间击败羌胡联军，恢复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权，同时多次击败并劝降了鲜卑，扩大了中原王朝在北疆的力量，为后来曹魏政权复辽东、并朝鲜半岛奠定了基础。
国库积累增加：《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到了黄初末年，曹魏国库累积巨万，短短六年时间里，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反转，为日后魏明帝曹睿重新流通五铢钱打下了基础。
人才投靠：国家的疆域得失、人口增减、财富消长是一定积累的结果，必须承认曹丕的成绩有其父的功劳。但是曹丕时期，大批人才的投靠则足以证明魏国发展势头被当世人杰普遍看好：蜀将孟达、黄权投靠魏国;东吴最有名的当属名将韩当之子韩综投靠魏国;鲜卑、羌族的首领投靠。孟达、韩综都是猛将，黄权更是曾经为刘备夺取汉中奉献了不次于法正的谋略。这些将领们在面临投奔选择时，尽管魏国危机
重重，却仍然首选曹丕，体现了对当时曹魏的认可。
诸葛亮劝说刘备称帝时所说：“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士大夫阶层和有识之士的认可是三国的重要争夺点，自然灾害不断爆发的魏国，却逐渐赢得了人才争夺战。
少数民族归附：不仅乌丸、鲜卑等朝贡，即便是西凉方面曾有马超在蜀国，羌人在恩威并济之下也是数万人投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张既传》)
曹魏后期能够灭蜀，司马氏最终灭吴统一，很大程度上在于曹丕时积累的人力、物力基础，以及此后延续其政策而产生的积累，最终打破了三国平衡。
曹丕在位仅仅六年，面对持续不断的天灾，他又是如何带领魏国走过艰难岁月的呢?这必须要从经济、军事和教化三个方面去看，归根结底则在于一个“稳”字。
稳定生产和金融秩序
曹丕继承了曹操时期所留下来的屯田制，屯田制本身因东汉末年蝗灾导致流民遍地而兴起，这种制度对于抵御自然灾害非常有效。曹丕增加了屯田中归属于国家的比例，增加了国家收益的同时，也有了更大的能力容纳灾民，使无数的荒芜的土地被重新利用。
曹丕乐与民分享，使得国家增加屯田收入成为良性循环，每一次蝗灾、水患，魏国都会且有能力开仓赈济，重要节日还给孤寡病残赐粮。可持续的国家经营理念体现了曹氏的胸怀和智慧，历史愿意把国家财富拿出来赈济灾民和扶贫的君王实际不多，《贞观治要》里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批评隋文帝粮仓满满却不开仓济灾民。
有效的屯田制度下，使得即便大规模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却从“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三国志·张绣传》，意为天下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一)”而步入稳定。
金融上，东汉后期以来钱币价值不断被缩减，“董卓小钱”发行后，货币体系基本崩溃。曹丕在黄初二年恢复重量更足的五铢钱，渴望重启正常的经济秩序。后来因为自然灾害对于农业的影响是在过大，于是便恢复以物易物。灵活的钱币政策下，魏国经济牢牢掌握在国家掌握中，对平安度过灾难频发的岁月非常有益。
曹丕崇尚节俭，推崇西汉文帝时“慎夫人衣不曳地”的节俭，并对众人表明心志。黄初三年，曹丕更是推出了一篇流传千古的《终制》，以非常激烈的态度要求后人薄葬自己。
曹魏没有效仿西汉的无为而治，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使经济快速运转;崇尚节俭这一点与西汉初期是相同的，这对于节约民力，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加强军备而避免战争，稳定周边局势
战争的消耗是巨大的，但一些战争却是不得不进行的。曹丕时对北方少数民族、蜀国、东吴都曾经用兵。曹丕曾经两次陈兵长江伐吴，史书记载第一次伐吴因为看了一眼长江上的东吴防御而撤退，第二次则因为长江结冰而撤退。
显然魏文帝求战之心并不迫切，否则曹操看到孙刘联军、诸葛亮看到数倍于自己的司马懿大军，岂不是早就一退了之了?
尤其是是第二次伐吴，曹丕“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与此说是一次南征，不如说是一次阅兵。这种情况下，倘无低成本的进攻机会，表达一下威慑和一统的决心也是必须的。展示兵威，压力送给东吴，也是一种保护自己边境的优秀策略。
这应在后方蝗灾、瘟疫不断，国力需要继续积淀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了：即不断的表示自己很能战，却不战。
《魏书》中记载，曹丕曾经对群臣说：有人叫自己讨伐鲜卑，自己没听，结果鲜卑投降了，有人叫自己讨伐郑甘等人，自己没听，结果又投降了，这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认为能让对方投降，总比大动兵戈好。
事实上，无论是鲜卑投降还是郑甘投降，都只不过是曹魏对其封侯罢了，并没有实质性的投降。曹丕牺牲了对这些地区的实质性控制，却保证了国家名义上继续拥有北方边境的同时而避免战争，为忧患不断的后方保证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尽力避免战争，备战的努力却一刻也没有停过。
除经常到长江边炫耀武力而不实质进攻以外，黄初三年曹丕开凿灵芝池训练水军，还亲自从吴越招募工匠打造兵器(《中国兵器史稿》)。这些为日后发起一统准备的同时，也避免了外力虎视，有利于大局稳定。
引导舆论，重视教育，稳定人心
针对天灾直接下诏书应对：
魏文帝曾经两次为天下男子每个人增加一级的爵位，并且宽容刑罚，以笼络民心。
黄处二年，魏文帝下诏书称，灾异的出现是因为君王的过错，而不是因为文武百官，并要求百官各尽其职，不要弹劾三公。向士族展现大度，团结和稳定魏国的官僚和大族。
恢复儒学：
自然灾害发生期间往往人心惶惶，而东汉末年社会大乱，维护社会纲常伦理的儒学思想开始被抛弃。曹丕继位第二年正月，首先祭拜了曾大兴儒学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随后下诏书修复孔庙，恢复儒学。推行儒家思想有利于统一教化，而儒家学说中对于人们如何应对天灾人祸有相应的学说和心理上的应对之策，这些对于曹丕在位六年时间里稳定人心，大有帮助。
发求贤令，为底层人才提供上升通道：
历史上最著名的求贤令莫过于“魏武三诏令”，曹操生前求贤若渴，打破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转而“唯才是举”。但曹丕时期为了满足称帝需要，采取九品中正制重新以把取仕的重点放到了权贵家族中。针对这种情况，曹丕另发求贤令，表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重新为底层人开启上升通道，在稳住士族的同时，也不使贫民阶层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