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师力谏魏文侯，拿起琴砸君主，“暴力劝谏”对历史有何影响？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君与臣的关系是极为复杂而又微妙的。人非圣贤，君王也常常会犯错误，臣子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常常要“谏”。谏君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有心平气和去谏言的，还有一些则会相对“暴力”一点。
《说苑.君道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乐师师经在弹琴奏乐，魏文侯在一旁起舞赋诗。魏文侯对周围的臣子说：“以后我说话，希望不会有人站起来反对。”话音刚落，师经拿起琴砸向了魏文侯，将其帽穗直接打坏了。魏文侯大怒，问左右说：“做臣子的攻击他的群主，应该怎么处罚呢？”旁边几个大臣说：“应该烹杀！”
师经站起来说：“尧舜一统天下之时，惟恐没有人违背他们。而桀纣这样的昏君做了一国之主，每天都担心有人违背他们。我打的是昏君，并不是我的国君。”魏文侯听完诗经的解释，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没有治他的罪，还把那个被砸坏的帽子收藏起来。暴力劝谏的缘由以肢体语言来谏君是特殊的，即使是放在今天，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也未必可行。但如果我们把“动作”这一部分存疑，纯粹就“语言”来说，把国君比成“桀封”来修理，却早已是古代历史上惯用的公式，甚至语言暴力更加凶狠的劝谏也不稀奇。
这样的劝谏当然是不合礼法，但历史的事实是：宁可违背礼法，而且代价可能是送命，还会有忠臣去劝谏君主，甚至三谏不成还有多次，赖着不肯走的依然大有人在。问题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敢在君王面前如此放肆？其中的缘由，牵涉到每个个案的实际状况，以及每一个劝谏者不同的想法和选择，不是简单可以说清楚的，目前历史上暴力劝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可能是担心君王的智商有限，光是比喻暗示听不懂，只好说得坦白激烈一些；可能是不太甘心余力未尽就宣告放弃，心想也许再说一次、再多一点重话恫吓他，他就听了；也可能是眼看大难临头，押下生死的代价，来赌一赌免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也可能是对家国的情感比较丰沛，想来一个人只身幸免于难也没多大意思等等。用心高贵的劝谏者暴力劝谏的行为虽然于礼不合，于当时无益，于本身大损，但动机和用心不能说不高贵，按照儒家学说，有“三谏而去”这一类的礼法，其实也不过是为劝谏者着想的“职业安全须知”罢了，当事人自己都不在乎；别人又能如何，后代读史的人总不能每一个都像孔子那么“不近人情”。
正是历史上有这么一批高贵的劝谏者，中国历史才会有血有肉，关龙逢死于夏桀，比干死于商纣，而伍子胥死于吴，虽然他们最终被国君杀死，但是却名垂千古。暴力劝谏的核心是道德的约束暴力劝谏的最终目的是让君王“听话”，其规范君王依靠的是一种道德约束，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历史的名声。往往君主注重自己的名声，不让让自己留下一个暴君之名，所以很多劝谏者层出不穷。
臣子们这种劝谏办法说来也简单，即：你不听话的代价就是名声不好，是千秋万世之后，人人口中的唾弃者；而我虽然不幸被杀，却能和关龙逢、比干、伍子胥等伟大人物的行列里，胜负不必等到将来，当下就已全部揭晓。举一个极其通俗：曾有君王拒谏并下令谏者跳水自尽，做臣子的偏偏走到水边又回来，责问不投水的原因，做臣子的如此答话：刚刚本来就要跳下去，却见到屈原在水中问我：“我当时是不幸遇到昏君，才不得已跳的水，难不成你也遇上昏君？”
由此可见，谏者大多数是有智慧者，并不是钻牛角尖者。劝谏文化的“生力军”每一个君王的脾气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能被道德所约束，而有些则不能。因此，对于每一个劝谏者来说，这种“必胜”的代价可能是一条命，表面上看起来很阿Q，在我们今天来看，有理由怀疑这样的胜负计算方式，但对于有“重荣辱、轻生死”倾向的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历来追随的意愿却相当高，因此在历史上不缺这样的劝谏者。
因此，尽管在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几个劝谏而死的臣子，但在这样的意义之下，杀鸡儆猴的效果依旧无用，反倒为这支传统增加了一个一个生力军，每一代劝谏而死的人仿佛都用鲜血在书写，强调着历史教训和历史名声。秦汉以后，虽然古代王权相对升高，原先可进可退的劝谏要求，也因官僚制度的渐趋制度化，和政权的统一而消散，但这种新方式更为彪悍的力量，却成功地与原来的传统联结起来，甚至取而代之，使古代历史上的谏官，依然能在空间狭小的情境下，有能力和王权继续抗衡，同君王一起谱写历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