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98年,秦武公即位,他先是征伐在陕西白水县的西戎彭戏氏,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695年,清算了三父的势力,并以三父诛杀出子的罪行,夷灭了三父等人的三族。杀害出子,这是可以昭彰天下的罪行,而曾经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这是深藏于心的恐惧和憎恨。对于秦武公而言,很难说哪个罪行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自此,秦武公才算是真正大权在握、威柄不移。但是对于权臣弄权的警惕,却成了秦武公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第二场考验不久就会来临。
自从公元前822年,秦仲战死沙场,长子嬴祺率领四个弟弟凭借周宣王的七千大军,为父报仇,从西戎手中夺回了封地秦邑(清水县秦子铺村)和他们家族世居之地犬丘(今甘肃省礼县永兴乡)之后,大秦一路向东,势如破竹,将疆域一直东扩至丰镐,北扩至陕西洛川,影响力遍及黄河以西的河西之地,东方一直都是秦国的扩张方向,是秦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和战略重心。当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秦国将战略重心持续放在东方,不知不觉忽略了大秦的起点,而犬丘和秦邑附近的戎人,也渐渐忘记了曾经遭受的痛打,有些开始想入非非跃跃欲试,不断尝试侵袭骚扰这大秦的龙兴之地。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十年),二十多岁的秦武公剿灭了邽戎(甘肃清水县)和冀戎(甘肃甘谷县),这里成为了大秦新的西部边境。考虑到大秦的长期战略着眼点仍然在东方,为解除西部的后顾之忧,必须派人长期驻守加强西部边境的管理。长久以来,派驻管理土地的人都是世代沿袭,但是时至今日秦武公已深深明白这世代沿袭的领主一旦壮大,就会与他的主君分庭抗礼,再想想大秦就是从这里崛起,秦武公的后背不禁一阵寒凉。不久前,他刚刚听说一件新鲜事,楚武王灭了权国之后没有将这块土地封给谁世代沿袭,而是设置了权县,指派了斗缗暂时管理[ 左传260]。斗缗对于权县的管理权随时可以被取代,这完全有赖于楚武王本人的意愿。眼看着自己家族的蒸蒸日上,秦武公决定,一个秦国就已足够,再也不能在大秦的西部边境孕育一个新的“秦国”,他决定仿效楚武王,在这里设置邽县(甘肃清水县)和冀县(甘肃甘谷县),授权大臣暂时管理。这两块土地和大秦所有的国土一样,将永远属于大秦,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家族,秦绝对不允许国中之国的存在。
公元前688年,这是平凡的一年,这也是划时代的一年,从这一年起,意味着此后所有的华夏政权都将摒弃长久以来的封国制政治体制,而将郡县制作为主流政治体制。正是这个新的体制,使华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再也无分你我。也正是这个体制,从根基上动摇了阶层的分野,只要隋文帝再首创科举,华夏就真正充满活力。每一分天赋都将获得机会,而不仅仅是依靠出身和血统。
楚武王此时已经过世两年,但他所发明的县制地方管理体制却在遥远的大秦生根发芽,助力大秦一统天下。秦武公可能不是县郡制的发明者,但是出于对权臣刻骨的戒备,县制地方管理立刻在秦国获得采纳。一经采纳秦武公立刻觉察到新体制的优越,卧榻之上再无他人安眠。于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7年(秦武公十一年),他再次将原来周王畿内的杜邑和郑邑也设置为县,这两个地点仗着身处王畿的骄傲,也仗着封地的记忆特别清晰,似乎也正勾引着某些人蠢蠢欲动默默觊觎。他还在这一年顺手灭掉了西虢支庶的小虢国(陕西宝鸡陈仓区西)。
此时的大秦,再也没有谁可以像当年他的祖先那样暗中积蓄力量,有朝一日动摇大周的天下。但即便这样也还远远不够,幼时的恐惧需要一生来治愈。在执政二十年之际的公元前678年,虽然尚未到不惑之年,秦武公已觉灯枯油尽,在弥留之际,他回忆了他的一生,再放眼他的朝堂,都有谁是他执掌秦国最强大的助力?这些人必将也是他继承人最强大的威胁。他再也不能容忍他的孩子他的兄弟无辜受戮,只为了某些人永远填不满的权力之欲。他要为他的家族扫平所有的隐患。他太清楚国君之位上布满荆棘,他那深深爱着的儿子太过柔弱不足以拥有那张荆棘之椅。于是他指定他的弟弟秦德公继承他的国君之位,最后的命令是,他六十六个最得力最宠信的悍臣随他一起奔赴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