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谯周：其貌不扬的意见领袖，是怎么被《三国志》洗白的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成都，蜀汉宫廷，一位老者正在向皇帝刘禅进言：
“陛下，听说邓艾已经打过来了，您准备跑路，是吗？万不可如此啊！您要是能主动向大魏投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岂不美哉？您不管是向南投奔孟获他们还是向东投奔孙吴，跑得了跑不了不说，就是能跑，也保不齐会被再抓一次啊！”
于是，在这一番摇唇鼓舌之下，刘禅开城投降，蜀汉就此终结。而这位鼓动刘禅投降的老翁，就是著名的谯周。
谯周字允南，西充国县（今四川阆中）人，出身于典型的东汉经学世家，其家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尚书》。谯周的父亲死的比较早，所以家庭情况也比较贫寒，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能吸引州郡官员的青睐，因而屡次获得征辟。不过谯周比较有个性，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是他自己不想干，只想宅家看书，每每看到入神的时候还会痴痴地笑，活生生一个书痴。
之所以要强调“是《三国志》的说法”，是因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谯周的学生，在写作的时候谯周还在世，未免会对谯周有所回护。就比如在谯周做官这件事上，到底是他真的不想做还是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他，就值得商榷：
诸葛亮执政后，谯周被拜为劝学从事，上任前要面见诸葛亮，在见面时却惹得在场包括诸葛亮在内的所有人忍俊不禁。为什么会大家会笑，不得而知，但恐怕是这位书呆子先生形象不佳；而在讲求仪表端正的两汉魏晋时期，形象不好的人恐怕是很难能获得州郡官员的青睐的。
（而这，还仅仅是《三国志》对谯周记录的诸多疑点之一；可以说，《三国志-谯周传》的真实性和立场，都存在很大问题。）
诸葛亮去世后，谯周的官也越做越大，从掌管益州教育事业的劝学从事转任负责东宫事务的太子仆、太子家令，又升任九卿之一的光禄大夫，职务都比较清贵，也没留下什么事迹，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劝谏。
前期，谯周还曾劝谏刘禅不应该耽于声色，要把精力放在治国理政上；随着蒋琬、董允、费祎等人的故去，陈祗、黄皓等人的上台，谯周的建言内容也越来越反动，越来越向着北方的曹魏了。
当姜维扛起北伐大旗，数次出兵北伐时，谯周就曾向时任尚书令的陈祗递交过一篇名为《仇国论》的文章，以“高贤卿”和“伏愚子”两人问答的形式，陈述了谯周不赞成北伐的态度。当然，在《仇国论》里，谯周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只是从实际出发，阐述曹魏根基已稳，数次北伐劳民伤财师劳无功而已；当然，如果考虑到此时司马氏正在抢班夺权，魏国内部政治斗争激烈的背景的话，谯周对形势的判断是否仍然合理，就也见仁见智了。
此后的几年里，谯周虽然不怎么管政事（实际上也没啥政事可给他管），却逐渐成为了成都的舆论领袖；蜀中的年轻士子们，都以能获得谯周的点拨为荣，这其中就有陈寿。而到了蜀汉危急存亡的关头，谯周的一席话，也就颇具分量了。
当邓艾攻克江油、偷渡阴平，兵锋直指成都，诸葛瞻等人于绵竹殉国时，成都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由于对魏军的进展速度估计不足，导致成都的城防调度失当，百姓人心惶惶。刘禅召集廷议，群臣要么主张南奔南中，利用山林和曹魏打游击；要么建议东投孙吴，在“友邦”和曹魏再做周旋。
这个时候，意见领袖谯周发言了。他的主张既不支持向南也不同意向东，更是只字不提婴城固守的可能性，而是坚决主张开城投降，甚至还摩拳擦掌，表示愿意替刘禅亲自前往京师（注意，是“京师”，不是洛阳）请降。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刘禅“舆榇自缚”，成都不攻自破。陈寿对此评价为“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问题是，真的如此吗？刘禅的投降，真的保证了他家族无虞，益州风平浪静了吗？
恐怕并不是。且不说在刘禅投降前，北地王刘谌就在昭烈庙举家殉国；就说成都城门洞开后，《汉晋春秋》就记载“魏以蜀宫人赐诸将之无妻者”，甚至包括刘禅的宠姬李昭仪，这，难道能称之为“刘氏无虞”？
至于“一邦蒙赖”，更是纯纯的笑话：陈寿自己都知道钟会之乱后“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这难道就是益州百姓从开城投降中得到的好处吗？更不用说关羽的后代在成都城破后不久就被庞会斩杀殆尽，这样的功臣贵戚都能惨遭魏军灭门，那么魏军的军纪也就可想而知了。说钟会之乱后蜀地才大乱的，恐怕不过是嫁祸给一个死人而已。
真正在这场国难中取得好处的，只有包括谯周、陈寿在内的益州本地的士族而已：蜀汉灭亡后，谯周随从刘禅一起到了洛阳，半路中就被司马昭封侯，入洛后又拜为骑都尉、散骑常侍，在洛阳平平稳稳地过完了他的一生；而他的好学生陈寿在西晋也算是官运亨通，甚至还担任过巴西郡中正，彻底把握了家乡官员入仕和晋升的大权。
而这，也是这些益州士族的真正目的：对他们来说，蜀汉是个外来政权，那些外来户们会占据仕途，还要逼着他们这些土著出钱出人；而曹魏的晋则是志不在此，他们来取代蜀汉只会让这些土著获利，而不会和他们抢人抢粮，那么，“卖国”又有何不妥呢？
至于陈寿对谯周的溢美之词，既是对老师的吹捧，也是为了迎合晋朝统治者；他将谯周比作是董仲舒、扬雄一流的人物，更是让人头皮发麻。《三国志》在许多类似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以及记录，都使得这本史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性远不如成书更早的《史记》、《汉书》，若非裴松之采补诸多史料为其作注，恐怕我们今天对三国历史的认识就要大受影响了。
顺便提一句，谯周死后三十年，蜀中再次大乱，氐人李特兄弟盘踞四川，建国为成汉；又过了一百年，谯周的后人谯纵在成都称王，而后迅速败落，其家族也受牵连。这，也算是对谯周这位老牌意见领袖最好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