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咧两晋（十章）众臣建议司马炎除掉刘渊，为何王浑为其担保举荐
五胡乱华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也是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开始。而整个过程伴随着西晋的灭亡和国家的支离破碎，给中原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刘渊作为开启这个乱世的匈奴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从史料上看，在刘渊率领匈奴五部起兵攻打西晋之前，西晋朝廷的众臣就已经对其有了很深的猜忌和防范。他们多次上书晋武帝司马炎，指出刘渊的勃勃野心，建议将其处死。然而司徒王浑却出面为刘渊做担保，甚至举荐他在朝廷做官。于是司马炎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为西晋留下大患。
由于中原具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传统，作为南匈奴王后裔的刘渊在洛阳做质子时是备受西晋朝廷猜忌的。实际上从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开始，中原朝廷就没有完全相信过他们。曹操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安置在汾水和涧水流域，其目的便是要分化和瓦解他们，减少他们对中原的侵害。
刘渊的父亲刘豹是左部匈奴的首领，而左部匈奴又是匈奴五部中最大的一支，所以中原朝廷对其的防范和猜忌从未减少。刘渊作为刘豹之子，却是匈奴中少有的英才，不仅继承了英勇善战的传统，对中原文化也非常精通，可谓是文武双全。对于这样的人物，西晋朝廷众臣一开始就看出其勃勃的野心。
所以刘渊在洛阳当质子期间，朝廷中大臣不止一次向晋武帝司马炎上书，建议朝廷先下手为强。然而司徒王浑却与众不多，他积极担保刘渊，甚至举荐其做官，让很多人感到非常诧异。历史文献上说，这是因为王浑看重刘渊文武双全的能力，所以才将其推荐给司马炎的。这个说法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存在很大的漏洞。因为以中原文化的传统，对匈奴外族是存在根深蒂固的猜忌之心的，对刘渊这种人更是严加防范。这与个人的欣赏、才能无关，而是源于汉与匈奴数百年战争留下来的仇恨。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仇恨，所以中原朝廷对匈奴五部严加防范，而刘渊这样的质子在洛阳也是朝廷监视的对象。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建议朝廷对刘渊加强防范的大臣很多，其中不少来自于门阀世家。比如在灭吴的战争中，王浑的儿子王济便向司马炎举荐刘渊带兵南征，受到了大臣孔恂、杨珧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成行。在讨伐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时，又有人举荐刘渊领兵，又是孔恂出面反对，迫使司马炎放弃了任用刘渊的打算。特别是在齐王司马攸建议司马炎除掉刘渊时，王浑亲自出马为刘渊担保，使其逃过一劫。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王浑及其家族三番两次的为刘渊担保，几乎站在了朝廷多数大臣的对立面，这显然超过了一般人的程度。无论刘渊有多大的才华，能让太原王氏的族长亲自出面为其担保，甚至不惜反对朝中掌权的齐王司马攸，这已经不是用才华二字能够解释的了。
实际上从王浑的父亲王泽开始，太原王氏与刘渊就有了交集。刘渊七岁时母亲去世，曹魏司空王昶派人吊唁，这显然不是因为刘渊才能出众的原因。刘渊的本事再大，七岁时也只是顽童而已，有什么资格让王昶看重？而后王浑、王济，太原王氏的三代族长都与刘渊来往密切，这显然不只是刘渊个人的问题。
太原王氏是中原数一数二的大门阀，他们与同源的琅琊王氏并称，是从曹魏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都是国家最为顶级的豪门之一。隋唐之时有五姓七宗之说，太原王氏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家族的子弟在历朝历代中为官，把持和控制着大量的国家资源，其势力可谓盘根错节。在两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多少家族在战乱中毁灭，其中还有不少皇族如鲜卑元氏、慕容氏、两晋司马氏等等。而太原王氏在这些政权更迭的战乱中不但没有衰弱，反而越来越强盛，可见其家族的强大，以及对国家的控制力。
这些顶级的门阀家族不但豪奢，更讲究家族门第。在他们面前，家世差一点的都不屑一顾，更何况刘渊这种异族？有多少寒门庶子才华横溢，只是因为家族出身却被门阀排斥在朝廷之外？在这些先例面前，说太原王氏的三代族长因为刘渊的才华，就对其进行担保和推荐，简直就是欺人之谈。
从史料上看，太原王氏和刘渊的结交明显的带有政治上的目的性。太原王氏的大本营在太原，是最靠近北方少数民族的大城。周边有大量的依附于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除了刘渊所在的匈奴五部外，还有鲜卑、乌丸等族。王氏与这些少数民族的结交，实际上是从他们统治这些地域的政治利益出发的。
因此他们与刘渊结交本质上是与匈奴五部合作，对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如此，都是是政治利益的同盟关系。比如在八王之乱中率兵横扫司马颖、司马颙的安北将军王浚便是王氏子弟，他手下的军队便是汉人与胡人混杂。这不仅仅利用了胡人英勇善战的特点，更是有利于统治这些汉胡杂居的地域。而双方在合作政治和军事上广泛开展，使得王氏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根深蒂固。这也使得王氏在家族领地内具有强大的私人势力，即便是西晋朝廷也无法插手其中。而这些势力又成为王氏在朝廷话语权的支撑，是王昶、王浑等成为国家重臣的基础。
因此在八王之乱中，司马诸王无论多强悍也不敢对王氏下手。楚王司马玮与汝南王司马亮争权时，王浑敢于拒绝支持司马玮，甚至在家门前布下一千多私兵抗拒朝廷命令，而司马玮竟然不敢翻脸，可见王氏在洛阳的势力。正是因为这些势力，王浚参与谋害太子司马遹、支持赵王司马伦篡位、拥立东海王司马越并率军攻打洛阳，可朝廷都不敢追求其罪责。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就是太原王氏和北方少数民族合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王氏的军队中有大量的异族士兵。可以说五胡乱华的根源，在太原王氏与北方胡人合作时便埋下了隐患。
包括王浑在内的王氏三代族长扶持刘渊，本质上是在扶持匈奴五部。如此一来他们就能通过刘渊间接的控制匈奴五部，与其开展广泛的合作，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而刘渊在朝廷的出头，也能成为王氏在朝廷的盟友，这对王氏扩大朝廷的话语权非常有利。由于双方关系紧密，匈奴的军队中也不乏王氏子弟，所以双方势力形成高度融合，共荣共损的政治格局。正是出于这些考虑，王浑和王济才在朝廷中多次举荐刘渊，为其进行担保，这都是与王氏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的。而从史料上看，这其中也不乏有王氏对皇权的野心。
至于匈奴崛起会威胁到晋朝的说法，在王氏看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一方面是王氏出于汉胡杂居的环境下，对胡人的排斥程度远比中原和江南的其他门阀低。而太原、并州、幽州的大量胡人都是彻底汉化的，在文化的融入上没有难度。很多胡人贵族实际上根本不会本族语言，从小到大都是接受汉文化教育，所以这里的门阀对胡人贵族的接受程度，比对寒门庶子的接受程度要高。另一方面，王氏领地内的汉民与异族高度融合，其利益上已经共荣共损，所以对朝廷的依存度不高。国家的兴旺对王氏的影响，还不如本地胡人势力对其的影响大。
因此在王氏看来，匈奴对国家的威胁并不会影响到家族的利益。匈奴与晋朝的战争，反而会给王氏带来趁火打劫的机会。实际上后来王浚带兵攻入洛阳后，也谋划着称帝，只是败于石勒之手。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王氏在处理胡人问题上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切以家族利益出发，而忽视国家存亡。
这样的门阀世家在当时不只王氏一家，只是各自立场和策略不同罢了。正是因为如此五胡乱华才得以发生，而背后推动这一切的却是不同的中原门阀。而最终的结果是胡人在乱世中融入中原，百姓受尽战争的苦难，而门阀却推动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短命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