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说元代“庸医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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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
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史料称，关汉卿曾任“太医院尹”，但元代无此官，或“太医院户”之误，即关汉卿出身医户，熟悉行内事。
赛卢医之外，还有“糊突虫”(元杂剧《降桑椹》)，给富豪诊病时，“他有一分病，俺说做十分病。有十分病，说做百分病。到那里胡针乱灸，与他服药吃。若是好了，俺两个多多的问他要东西钱钞;猛可里死了，背着药包，望外就跑”。
元代是中医史上的黄金期，一扫宋代医学陈陈相因、只论“伤寒风冷”的旧格局，医生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且是儒医定型期，为何元杂剧中医生的形象如此不堪?
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元杂剧忠实地再现了当时“庸医泛滥”的窘况。
明刻本《感天动地窦娥冤》绣像
分不清儒学与医学
“自昔帝王勃兴，虽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莫不过绝于人，类非后来所及，盖天运也。”在《元史》中，这样总结道。
中原自古以文明自豪，士大夫无法解释蒙元为何成功，因而提出，元朝善用“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实天运所归。
元朝确实很重视技术，尤重医学。
散曲大家张养浩曾说：“我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招太医院视三品，寻登二品，无所于统。为其学者，不揉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学官置提举、教授、正、录、教谕，俾理其户而训迪其生徒。岁上能者，不于铨曹于太医院听差，其上而官之。”
唐代太医署仅正五品，金代也是正五品，乃至后来明清，都是正五品。元朝一开始便三品，又升为二品，高于历代。在太医院，采取儒学教育方式，设不同教师职位，学生毕业后不经吏部铨选，可直接在太医院上岗，进而当官。
可见，宪宗过去一直把儒家当成了医学。
儒生多以医上位
元朝统治者有这种误会不奇怪，因早期被重用的儒生多以医上位。
窝阔台灭金时，欲屠汴京，郑景贤力谏乃免，“所全无虑数十万人”。窝阔台一度想让郑当中书令，总领百官。中书令是最高行政官员，与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权)并列，一般由太子兼任。不过，中书令下有左右宰相(元朝以右为尊)，实际掌权的是右宰相，中书令多属虚衔。
在郑景贤推荐下，耶律楚材受重用。耶律楚材精通医术和占卜，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身边还有另一位儒医许国祯，征云南时，许国祯追随谋划。
至于蒙哥身边，也有儒医颜天翼。未登基前，蒙哥“素闻其名，因来朝奏请与俱还”。登基后，“日侍左右，凡有事于诸神、降香、岳渎，辄使代行。”颜天翼性谨慎，皇帝“问天下利疚，知无不言;问以国政，则谢不能”。
理学名臣窦默也因医入仕，窦默善针灸，传给女婿刘执中，刘后来也当上少中大夫(从三品)。此外还有韩公麟、汪斌等。
不仅能当文官，元朝医生还能当武将。刘哈喇八都鲁，汉人，出身世医之家，以军医身份参加征讨昔里吉之战，卒因军功，官至御史中丞。
儒医有了发挥空间
元代医生厉害，由二元管理体制决定。
蒙元高官出身二途：一是那彦，即部落贵族;二是怯薛，又称“大根脚”，即亲兵，多由贵族子弟充任。那彦似诸侯，皇帝有圣旨，那彦有“令旨”。在税收上，民户交给皇帝“两户丝”，即每户半斤，交给那彦“五户丝”，即每户0.2斤。正税之外，皇帝与那彦都可随意加税。
在古代，从医颇受歧视。魏晋时期葛洪是名医，却“夜辄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唐代孙思邈有文名，魏征奉诏修史，多次拜访孙。只因当过医生，史籍将孙思邈列入方技，不入儒林。孙思邈说：“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宋代朱熹也感慨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
唐代还有一恶习，即杀医。868年，同昌公主病逝，唐懿宗杀医生及其亲属300余人，连宰相都罢免了。
直到元代，儒医才真正走向实践。
没有科举 儒不如医
为什么元代儒医能脚踏实地?因为元代儒生无发展空间，转去行医。
元代采取“诸色户计”制度，此词唐代已有，元代正式推行，即将民户分为军户、站户(负责驿站接待)、匠户、屯田户、打捕户、灶户、矿户、儒户、僧户、道户等几十种，子承父业，不得更改，不得移动，有专人负责(僧户、道户除外)。
“诸色户计”是从军事组织中发展出来的管理方式。不同户的税收不同，医户较优惠。除“两户丝”“五户丝”外，每年另交3两包银，以纸钞支付。如是医学教授，丝银皆免。
儒生上位，只能靠科举。耶律楚材曾建议“用儒术选士”“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但这类考试很快停止。忽必烈和他的太子真金赞成恢复科举，却一直没执行。
忽必烈可能是对宋代因读书人过多，造成社会危机，有所顾虑。宋代重文教，出现了大量乡村知识分子，学者贾志扬推算，宋代可参加科举的男性占20%，其中3.2%的人每年参加乡试，造成巨大社会浪费。
没有科举，儒不如医。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医排在第五，儒排在第九。
当官容易开始钻空子
元仁宗时，正式恢复科举，但终元之世，总共只有16次科举，收进士1139人，相当于同时期官员的4%左右，且“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
相比之下，从医入官更容易，元代不歧视医生，在修《宋史》中便明确提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汉严君平、唐孙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轻视)之哉?”
此外，医户包银在太医院系统内收取，太医院在各地设管理者，组织医户每逢朔日和望日拜三皇庙(定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为初祖，始于元)，探讨医术，并缴包银。可太医院无执法能力，管不住江湖游医。
“庸医猛于苛政也”
元至大四年(1311年)，刑部呈文：“比年来，一等庸医不通《难》《素》，不谙脉理，至如药物君臣佐使之分，丸散生熟炼之制，既无师傅，讵能自晓。或日录野方，风闻谬论，辄于市肆，大扁‘儒医’，以至闾阎细民，不幸遭疾……似此致伤人命，不可缕数。”
据任冰心在《元代“庸医泛滥”之历史解读》中统计：金元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5位亲人死于庸医之手;医学教授李君之父被庸医治死;《抱一翁传》中，记庸医案例12个，《沧州翁传》中13个，《撄宁生传》中15个……
百姓受害，贵族也难免。至元七年(1270年)，元帅也速歹儿的夫人因医生针灸失误而死。元世祖忽必烈以下，9任元朝皇帝均短寿，平均寿命仅26.9岁，平均在位时间仅2.9年，与医术差应有一定关系。
问题关键在于，二元管理体制造成政出多门，随着“诸色户计”崩溃，社会陷入无序，元朝气数已尽。明明是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却搞成历史上庸医最泛滥的时代，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