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前，早有人觉察并策划针对张角的策略，可惜没被重视

''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一场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起义活动，其发生的东汉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也被很多人视为广义上的三国时期的起点。''黄巾起义''很大程度上撼动东汉朝廷的统治，而且也滋生了源源不断的黄巾余党。其实在''黄巾起义''爆发之前，在东汉朝廷中早就有人觉察到张角所带来的威胁，并且制定了针对张角的计划。然而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件事。

张角长期的准备工作

''黄巾起义''的规模是非常大的，爆发的时候波及到八州之地，一说七州二十八郡。''黄巾起义''的筹备工作也是很漫长的。《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至少超过十年。张角派出八个弟子到四方传教，包括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加入太平道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这是一个很大的布局，需要花费很多人力，当然也谈不上保密。

在张角发展的时期，也是在汉灵帝时期。汉灵帝时期虽然也是政治黑暗，边患不断，东汉的统治出现颓势，但至少还保持着对地方的控制，不像汉献帝时期彻底崩塌。张角发展的过程也在东汉朝廷的监视之下。

其实在''黄巾起义''爆发之前，东汉早就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起义活动。在熹平年间（即公元172年到178年），就发生过两次带有宗教色彩的起义。《典略》中记载在关中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有骆曜的起义，使用的工具是''缅匿法''，从名字上看似乎是隐匿之法。这种技法在各种史料中比较常见，但不知道什么原理。

而在熹平元年到熹平三年（即公元172年到174年），又有许生、许昭等人在会稽起义。虽然手段不详，但是被称呼为''会稽妖贼''，也可以证明有宗教色彩。孙坚就参与了平定许生起义的战争。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来，在当时带有宗教色彩的起义活动并不罕见，只不过规模没有''黄巾起义''这么巨大，仅局限于关中或者江东某个地区。张角长期进行传道的活动，无疑也会引起东汉朝廷的重视。从《后汉书·杨震传》附列的《杨赐传》以及《后汉书·刘陶传》的记载来看，张角等人也一度遭到东汉官府的打击，被抓捕入狱，但是遭遇赦令被释放。汉灵帝时期大赦天下十分频繁，也给张角等人的筹划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针对张角的计划

张角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太过庞大，其带来的威胁也比较明显，因此东汉朝廷中早有人策划削弱张角的计划。

杨赐削弱张角徒众的计划

首先是东汉的司徒杨赐。杨赐做司徒的时间有两次，一是在熹平五年（即公元176年）十一月到熹平六年（即公元177年）十二月，一是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十二月到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闰九月。张角筹备工作的时间至少从熹平三年到中平元年（即公元174年到184年），从时间上来看都不冲突。

杨赐担任司徒的时候，看出张角的威胁，与掾属刘陶商量对策。张角的部众来源于各个州郡，''天下繦负归之。''杨赐认为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比如命令地方官员捕捉张角徒众，可能会引起强烈的反扑，点燃这个巨大的火药桶。

所以杨赐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令州刺史、郡守等地方监临官查验、筛选出流民送归本州郡，虚弱张角的力量，然后再诛杀首领人物。这种策略在东汉针对起义军的时候也比较常见。比如幽州牧刘虞在处理''张举、张纯起义''的时候，就赦免一同叛乱的乌桓人，继而消灭起义军首领——张举、张纯。

刘陶、乐松、袁贡连名上疏

杨赐的计划得到刘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杨赐把这份计划书交到汉灵帝手中。然而计划还没有实行，杨赐就免官。如果是第一次做司徒是因为辟请党人，第二次是身体缘故。总之这个计划没有得以实行，一直留在禁中，就拖到了光和五年（即公元183年），也就是''黄巾起义''的前一年。

这个时候杨赐的官职是太常或者太尉，而刘陶则进入御史台，被拜为侍御史。刘陶有文学和酷吏之名，汉灵帝多次引见他。刘陶再一次向汉灵帝反映张角的情况，与奉车都尉乐松（鸿都门学出身，算是汉灵帝的宠臣）以及议郎袁贡连名上疏，强调张角的力量和野心，''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云角等窃入京师，觇视朝政''，但是地方长官为了粉饰太平，既不敢向上反映，也不敢放开手脚处理。

刘陶的建议是招安张角等人，给他们土地安居乐业，来消弭他们作乱的风险。刘陶将张角的威胁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何况之前也有骆曜、许生的前车之鉴，就在汉灵帝时期发生。但是面对暗潮涌动的张角徒众，汉灵帝却没有应有的重视。他无视了刘陶的建议，反而诏令刘陶梳理《春秋条例》，忽视燃眉之急，把精力放在文化事业上。结局就是在第二年就爆发''黄巾起义''，把千疮百孔的东汉王朝冲击得更加摇摇欲坠。

杨赐、刘陶的结局

''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张角的威胁已经变成了现实，汉灵帝才感受到杨赐、刘陶的先见之明。然而这两个人物却有一善一恶两个不同的结局。

首先来说杨赐。在''黄巾起义''爆发后，汉灵帝看到杨赐针对张角的上书，以及侍讲用的教材，封杨赐为临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杨赐以刘宽、张济一同侍讲为由，请求将食邑分给刘宽、张济，得到汉灵帝的同意。不久后汉灵帝任命杨赐为廷尉，杨赐不愿意负责刑杀而拒绝；在中平二年（即公元185年）九月担任司空，并于同月去世，算是得到善终。

刘陶则不然。刘陶在''黄巾起义''之后也得到了汉灵帝的嘉奖，被封为中陵乡侯，迁为尚书令。刘陶因为不愿意与所举者（即将成为尚书）同列，请求成为闲散官员，从而转为侍中，但又因为直言进谏被权臣排挤，出为京兆尹。在汉灵帝时期有卖官的政策，官员任职也需要花钱。刘陶不愿意花钱也没有钱，留为谏议大夫。刘陶又一次向汉灵帝上书，言语之间涉及宦官，最后被宦官构陷收押入狱，在狱中闭气自杀了。

参考文献：《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