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孝庄靠哪些大臣助子登基？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病逝。皇太极死后，其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长子肃亲王豪格争位激烈，相持不下，一时出现继统危机。以孝庄为核心的崇德后宫作为皇权的代表者，与两黄旗重臣图赖、索尼、鳌拜等人联合，迫使多尔衮、豪格做出让步。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定议，由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即皇帝位，45岁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与32岁的多尔衮共同辅理国政。

继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弱女子孝庄究竟如何帮助儿子福临登上皇位？在这段历史中，在关注孝庄与多尔衮之间的“感情”而外，两黄旗大臣应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继统危机发生乃至解决，两黄旗大臣始终表现出参议皇嗣人选的主动性，令人刮目。

皇太极刚刚去世，两黄旗主要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豪格）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福临）为太子，私相计议。”(《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可见，两黄旗内部已形成一支主张立帝之子的中坚力量。

八月十四日会议前夕，即“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清史稿》卷249，《列传》36，《索尼》。）明确表示应立帝之子。而多尔衮身为亲王，这一屈躬摸底之举，亦从反面证明两黄旗大臣的态度很受重视。

八月十四日“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造成先声夺人之势。会议开始后，索尼与鳌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清史稿》卷249，《列传》36，《索尼》。）接着，议立豪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的方案先后出台，各方不能达成一致。在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两黄旗大臣“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此前，豪格已表示“‘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这时，代善以老病为由抽身离开会场，阿济格“随而出”，多铎“默无一言”。多尔衮见自立无望，迫于两黄旗大臣的压力，提出“当立帝之三子（编者注：第三子为第九子之误）。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朝鲜）《沈阳状启》，仁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514页。）这一建议为与会者接受，从而为皇太极死后皇权交接的顺利完成，铺平道路。还应看到，此次会议最后议定福临为皇位继承人时，六位实力最强、最有发言权的亲王、郡王中，竟有三人（豪格、代善、阿济格）于中途退出会场，这是与议立皇太极为嗣汗时迴然不同的情况，说明斗争的复杂性与激烈程度，都超出前者。

会议之后，索尼与谭泰等共六位两黄旗大臣“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清史稿》卷249，《列传》36，《索尼》。）不久，硕托、阿达礼等人拥立多尔衮的密谋暴露。《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丁丑。八月二十二日，两黄旗大臣、侍卫共210人“盟誓天地”，效忠幼主，“如效先帝时”，不得“谄事诸王”，“结党谋逆。”（《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癸未。）

按照八王共治制所规定的汗位推选制原则，议定新帝，乃宗室诸王份内之事，因此，议立皇太极为嗣汗时，八旗大臣并无发言权。八月十四日会议上，诸王宗室，特别是爵位最高的四位亲王、两位郡王本应是主角，参加会议的两黄旗大臣，只应充任陪衬角色，遵诸王旨意行事，唯前者马首是瞻。但是，恰恰相反，两黄旗大臣不仅于会前以武力示威，会议伊始先声夺人，当众人之议“未及归一”时，两黄旗大臣再次挺身而出，慷慨陈词，表达立帝之子的坚定决心，从而迫使多尔衮提出上述方案。解决继统危机的全过程中，两黄旗大臣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始终居于主动地位，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两黄旗大臣这种反客为主、敢于公开与诸王抗争的表现，与其身份不相符合，在后金历史上从未曾有。

两黄旗乃皇帝自将之旗，两黄旗大臣的切身利益，与崇德皇权休戚相关。继统危机中，两黄旗大臣之所以能与崇德后宫的主张相一致，舍弃豪格，力主立福临为帝，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这一动机所驱使。如果豪格称帝，正蓝旗的地位将大大上升，这对两黄旗大臣极为不利，只有福临继位，才能避免这一结果。

下述情况，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两黄旗大臣的重要作用。

当多尔衮拒绝阿济格和多铎的劝请后，阿济格和多铎曾一语道破多尔衮之顾虑所在：“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清世祖实录》卷63，顺治九年三月癸已。）

继统危机解决后，豪格曾对人说：“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设不克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豪格因未能继承帝位，牢骚满腹，认为多尔衮是因得到两黄旗的支持，才登上摄政之位；并预言如果多尔衮英年早逝，两黄旗大臣将继而代之。

豪格的上述看法，反映出两个重要事实。其一，经过皇太极的多次惩治，八旗旗主、诸王贝勒普遍受到贬抑，惟有皇太极独尊，凌驾诸王之上，而诸王贝勒的权势，皆不足以与皇权相抗衡。其二，与崇德皇权的发展同步，两黄旗因是“皇上旗份”，实力不断增长。继统危机中，无论何人，必须同两黄旗大臣联合，实质上也是借助皇权的力量，方有可能在这场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豪格正因失去两黄旗大臣支持，成为角逐中的失败者。痛定思痛之后，他才有此认识，为时晚矣。多尔衮也主要由于未能获得两黄旗大臣的支持，被迫退出皇位之争。

两黄旗大臣能够在继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崇德皇权已较为集中，皇权基础较为牢固的体现，同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依据八旗制度，八旗大臣是各旗旗主的家仆属人，与旗主之间具有隶属关系，上下尊卑分明，不可逾越。两黄旗大臣亦无例外。两黄旗旗主皇太极去世后，两黄旗大臣的家仆属人身份，并未改变。

两黄旗大臣的权势来自皇权，必须以皇权为依恃，皇太极在世时如此，其死后亦然。否则，解决继统危机过程中，他们就不可能与诸王相抗衡，并为诸王所畏惧，甚至被认为有“主国政”之势。

质言之，皇太极暴卒后，两黄旗大臣惟有以清皇室为靠山，在其支持下，才能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动。在皇太极未立储嗣而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皇权关系最为紧密，并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代表皇权者，非皇太极妻室，即崇德后宫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