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宰相姚广孝，北京城的总规划师

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宣布大明王朝迁都北京时，一定想不到600年后的人们会对他精心造就的这座城市怀有各种不满。

人们抱怨这里房价高、雾霾、缺水、缺电、堵车，吃食粗糙，公交拥挤，通勤时间长，交通管制频繁……总之，一切跟“宜居”有关的东西都会遭到无情的吐槽，批评的最终指向经常是规划——因为“规划差所以北京不宜居”：为什么马路修得那么宽？为什么街区的尺度那么大？为什么中心区不建高楼？为什么机关大院的围墙那么高？为什么公园与家的距离那么远？

600年前的总规划师姚广孝，很可能会困惑于今天人们的各种不满。在他为北京城设计的那张蓝图里，也许无所不包，却唯独没有“宜居”这个词。作为京城的总规划师，姚广孝深知老板朱棣的心思，大明王朝千里迢迢到这个地方建都，肯定不是为了“宜居”。否则，皇帝大可留在金陵城里继续莺歌燕舞，或者另找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安营扎寨，“直把杭州当汴州”。

朱棣看中这块濒临塞外的风沙之地，有着他深远的考虑。南京的朝堂之上，无人看不出这位新皇帝的意图，“天子守国门”的决心让臣子们莫不叹服，他们开始用恢宏的词藻赞美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北方城市：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实在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新都城的选址定下来后，北京城的一切按照朱棣的需求来设计：要有巍峨壮丽的建筑，要有宽阔笔挺的马路，要有方正阔朗的格局，要有整齐划一的秩序。总之，一切要求大尺度，要求壮丽与恢宏，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皇城不气派，如何镇得住下面的臣民？

在总规划师姚广孝的眼里，京师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军事防守与皇权的展示，如果一定要“宜居”，那只要朱棣一个人的“宜居”就够了。他一定想不到600年后的今天，小民百姓也会对这座城市提出“宜居”的苛求。

对北京城最早的缔造者们来说，能够拆除围墙，打开城门，开放市场，允许营商与迁徙自由，就已经是莫大的恩赐，还指望“宜居”？除非北京能像香港、上海那样，从一开始就按市民的需求来规划城市。

从1421年到1949年，北京城都没有等到这样的机会。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城的规划仍然承担着太多的政治使命，市民的需求被尽可能地压缩。

从一开始，北京城里的大马路与大广场，就不是为了方便市民的生活，而是出于军事检阅和政治集会的需要；地铁最初的修建也不是满足通勤的需要，而是出于战备需要，“必要时，一号线可每天从西山运送5个师到北京市区”；长安街在规划时甚至考虑到飞机起降的可行性。

毛泽东甚至还设想让北京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他希望从从天安门上望下去，能看到一片片烟囱。所幸这个画面没有出现，但北京确实在毛主席的顶层设计下，曾经发展为一个大型工业城市，直到最近十年才艰难地完成产业转型。如果一开始就朝着“宜居城市”的目标发展，北京早就是一个优质的政治、文化与服务业中心城市，哪里会走那么多弯路。

“宜居”重要吗？

作为一个曾经的北漂，我常常困惑于北京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人们对“宜居城市”通常有一些预设标准，比如逐水而居，物产丰饶，良好的空气与绿化环境，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优质的公共服务。如果按照这些标准，北京可能是中国大城市重最不宜居的城市之一，但问题是北京又是中国大城市中人口吸纳能力最强的城市，没有之一。

为什么？是不是“宜居”根本就不重要？若论“宜居”，那珠海、海口、三亚这些中小城市，应该是最“宜居”的。事实上，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宜居城市排行榜中，这三个城市确实名列前茅，前十名只有香港与深圳两个超大城市，其他均为中小型城市。

问题在于，人们根本不会根据“宜居排行榜”来选择城市。很多大城市都不宜居，却丝毫不影响其人气指数。那么，城市吸引人口的筹码到底是什么？有人马上想到“资源”，北上广拥有全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与行政资源，所以能够吸引到最优质的人口。

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深圳是一个最好的反例。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深圳不仅土地资源，教育、医疗与行政资源排名倒数，但丝毫不影响深圳强大的人口吸纳能力。

北京、深圳以及东莞、无锡，靠什么吸纳到那么多的人口？答案显然不是“宜居”，也不是“资源”，而是“宜业”，人们挤破脑袋来到这些城市，你当真以为过来呼吸新鲜空气？找工作、挣钱、实现人生的价值才是正经事。有这个前提在，人们完全可以忍受一线城市的各种不易。

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真正魅力在哪里，不言而喻。

“宜居”和“宜业”，不可兼得

人们对“宜居城市”的一种理解是，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短距离的通勤；另一种理解是，较低的容积率、较高的绿化率、疏散的人居环境。在中小型城市，二者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但在大城市，二者很可能是冲突的，只能取其一。无法想像一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还能在保证容积率的基础上做到小尺度的通勤。

北京和香港可以看作是两种宜居概念的极端，北京的大尺度空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较低的容积率与相对疏散的人居环境，但它的问题同样很明显，这里就不赘述了。相比而言，香港确实满足小尺度的街区、便利的公共交通、短距离的通勤等条件，但其高密度的人居环境、狭小的居住空间同样饱受诟病。

根本的问题在于，城市要发展壮大，就需要有大规模的人口与产业聚集，城市的价值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但聚集同时带来竞争的压力，城市的水资源、土地资源、道路资源被摊薄，用水难、房价高、堵车等城市病随之出现。这个矛盾仅仅靠空间尺度的规划是无法解决的。

对大城市来说，“宜居”和“宜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

也许可以这么说，城市最早为战备需要而设计，后来是为了权力的展示而设计，到今天则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设计，“宜居”的诉求从来就没有摆在第一位。暂时来看，城市不会让生活更美好，至多只会让你的就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