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脚气病，才是甲午战争中日军的最大敌人？

甲午之战影响近代中国及东亚历史走向甚巨。但在日本历史学者藤村道生看来，如果只看陆军战场，甲午之战的军事规模，是可以用“微小”来形容的。

藤村如此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日军的弹药消耗非常少：

消耗步枪子弹者，主要是日本陆军士兵。他们在与清廷陆军的作战中，“每人约放步枪子弹八发”即取得了胜利，战争的规模确实不能说大。

图：日军表现甲午陆战获胜的版画

第二个理由，是日军的伤亡虽大，但绝大部分非战争直接导致，而是来自疾病。藤村说：

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调动的总兵力，包括士兵24万余人、随军伕役15万余人，向海外派遣的军队总数约是17万余人（不包括伕役）。也就是说，在这场战争中，过半数士兵与随军伕役因病入院，超过三分之一的海外派遣士兵因重病不得不被送回日本，日军的医疗与后勤，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图：日军表现甲午海战获胜的版画

藤村此说并非虚言。比如，进攻澎湖岛时，日军的战斗伤亡甚少，但“我患瘟疫而死者达九百八十人，埋骨于马公城东南阳明门外，病者更不计其数。”③再如，进攻台湾的日军合计3.7万余人，直接死于战事者为164人，间接死于疾病者却高达4642人。

下表是依据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一书提供的统计资料，制作的“甲午战争日军伤亡统计表”。由该表可知，战争直接导致的日军伤亡，主要发生在马关和谈（1895年3月19-4月17日）之前；瘟疫与疾病简介导致的日军伤亡，主要发生在马关和谈（1895年3月19-4月17日）之后。整个战争中，日军战伤而死者共计1417人，因疾病而死者共计11894人；后者是前者的8倍有余。

伤病员回国，自然也会把传染病带回日本国内。有统计称，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已出现霍乱，导致3.9万余人死亡。战争中期，日本国内又爆发了痢疾，共有15万余人患病，3.8万余人死亡。1895年进攻澎湖的军队染上霍乱，传回国内又造成4万余人死亡。政府与军方吸取教训，开始在战地、港口与火车站设立检疫所。④

战争胜负已定后，为避免日军士兵集体归国造成更大规模的疫情，日本政府又决定对所有归国士兵进行检疫。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正遭受政治挫折的后藤新平被任命为“临时陆军检疫部事务官长”。后藤用两个月完成了检疫所的建设，用两个月完成了687艘舰船、23.2万余人的检疫工作。据说在这期间，后藤有43天没有上床休息。事后，后藤将自己的工作总结报告译成英文，分送英美各国，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继而也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⑤

图：后藤新平

除了各种传染病，因饮食中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脚气病，也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症状是腿脚麻木无力，慢慢严重至感官衰退、全身虚脱，最后死于心脏机能不全，尤其常见于以精米为主要食物的地区。但以上关于脚气病的成因，是1901年之后才慢慢发现的，1894年的日本医学界对此尚一无所知，尽管日本天皇早在1878年，就资助成立了有陆军和东京大学医学部参与的专门机构，来研究脚气病天皇的资助是有原因的，1878年日本海军有1485人患有脚气病，占到了全员的33%。不解决脚气病问题，日本海军很难有稳定的战斗力。

大略同期，海军军医高木兼宽，通过查阅资料文献，从日本军舰的航海日志中有了一些发现：一艘名叫“龙骧号”的军舰，停泊于美国时，没有关于脚气病的报告。高木推测，这些士兵没有患病，有可能是吃了“洋食”的缘故。他艰难说服了海军方面在1882年做了一次实验，让一艘军舰远航数月，将舰上士兵的饮食由米饭变更为面包与肉类，实验结果是船上仅有数名船员患病。1894年，高木在日本海军推行新的食谱，变精米为米麦同食。不过，高木没有作出正确的解读，他推测是白米中可能含有某种毒素，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将其中和。⑥

图：高木兼宽

陆军部的军医总监森鸥外不能认同高木的结论。他认为脚气病的源头是感染了某种细菌，这种意见得到了东京大学医学部的支持。森鸥外还写过一篇《日本兵食论大意》，主张大米的营养超过面粉，反对高木的“面包肉食论”。因为森鸥外的坚持，日本陆军没有效仿海军，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

这种饮食上的差异，带来了非常直观的结果。甲午战争中，参战的3000余名日本海军士兵，只有30余人患了脚气病；而在约17万陆军当中，患脚气病者多达3.4万余人，约4000人死亡。⑦

注释

①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②同上。

③香风外史：《征台颠末》，第166-l67页。转引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08页。

④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211页。

⑤杨碧川，《后藤新平传》。

⑥廖育群，《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史的再检讨》，《新史学》2001年第4期。

⑦刘柠，《日俄战争中的一场著名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