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0年6月发生了曹魏政权最为著名的政治事件-甘露之变,曹魏皇帝曹髦不甘心受司马昭摆布,而是选择率领宫中太监随从出宫准备攻杀司马昭,这无异是一种自杀行为,曹髦在宫外遇到了司马昭的心腹之臣军贾充,贾充当时担任中护军一职,负责统率宫中宿卫,当时担任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如何处理?
贾充只说了一句:司马公平日养你们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于是成济就上前用戈刺杀了曹髦,文武双全年仅20岁的魏帝曹髦就这样被杀,曹魏最后一位热血宗室曹髦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司马昭的亲信所刺杀,这一事件引发的影响直接让司马昭的篡位进程终止。
魏帝曹髦被钟会评价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意思是曹髦的文学才能与当年的曹植一样,而军事才能与当年的曹操一样,这是一句很高的评价,事实上曹髦的确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皇帝,其能力不亚于曹睿与曹丕,但其冲动的结局让人怀疑曹髦此举根本就不是什么诛杀司马昭,就算没有人告密,曹髦的实力都不足以杀司马昭,而更像一种主动的自杀行为,明知这一去可能无法再活,曹髦仍然去了,这就是曹髦以自己的死来阻止司马昭代魏的进程。
从三国时期的权力更替来说,从司马昭的角度来看,他只需要不断地扩大影响力,不断地准备一步一步的篡位进程,只要时间合适,司马昭就可以学曹丕逼汉献帝禅位那样,逼迫曹髦禅让皇帝位给自己,就能以晋朝代替魏朝,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篡位方式。
所以,从司马昭的角度看,他并不希望曹髦死,如果曹髦一旦被杀,司马昭就得背上弑君的恶名,因为人人都明白曹髦是怎么死的,况且曹髦还说出了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话。司马昭越是不想背负弑君恶名,曹髦越是想用自己的生命让司马昭背上,所以就引发了甘露之变和曹髦之死,其实这就是曹髦心甘情愿的自杀。
事实上,曹髦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如果不进行这次自杀式的反击,曹髦很明显就是下一个汉献帝,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曹髦都不想做汉献帝,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曹髦选择了自杀,这是他选择唯一且壮烈的方式。
由于曹髦这事事出紧急,司马昭临时指派了贾充率军阻挡魏帝曹髦,贾充在与曹髦对峙时并没有明确告知成济等人如何处理,按照成济的个人理解来说,他认为贾充是叫他杀魏帝曹髦,所以作为司马昭的手下,成济唯一的办法就是执行命令,因为贾充这个并不清楚的命令。
贾充所说的“司马公平日养你们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这是一句非常含糊的命令,因为面对的是皇帝,皇帝名义上是天下共主,是天子,是神指派到人间做最高统治者的,从秦始皇建立秦朝后,只有秦二世皇帝被赵高弑杀,还没有其他君主被弑杀的,弑君算得上当时所有法律中最严酷的恶法,超过了所有人的法律和道德底线,皇帝本应该是不死之身的,结果司马昭却开启弑君的恶例,这直接让司马昭篡位的进程中止,反而遭到天下的反对,就连平时支持司马昭的陈泰,也对司马昭指使成济弑君的行为感到愤怒,要求司马昭严惩凶手。
现在的问题是司马昭有没有下命令杀曹髦?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司马昭没有必要杀曹髦,只需要按照篡位进程学曹丕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杀曹髦,还要背负天下人的骂名,司马昭也不蠢,最多也只是给贾充一个见机行事的命令,所以在现场的贾充下给成济的也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命令。
成济是最终杀死曹髦的人,他当时的职务只是太子舍人,相当于太子府的秘书,太子也就是曹髦的儿子,成济只能按照自己理解贾充的意思来办,而不可能问得更清楚,成济总不能问:是不是要杀死皇帝?显然成济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选择了杀曹髦,成济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成济想升官晋爵,当时整个天下都是司马昭在掌权,这个成济不是不知道,况且贾充都明说了,司马昭养你样是要办事的,成济错误地理解为只要杀了皇帝,司马昭就能即位,那他就是大晋朝的开国功臣了,成济没有想到的是,杀皇帝是大罪,就算是司马昭也不希望皇帝被杀,司马昭最多就是给曹髦一点经验教训,而不会考虑杀曹髦,所以成济杀曹髦完全是错误地理解了贾充的命令。
当然,也有可能是贾充根据现场情况做的杀曹髦的决定,所谓的见机行事就是给予现场的假节权,毕竟任何命令也比不上现场的变化快,从成济事后逃到房顶大骂司马昭的情况来看,他们自认是为司马昭卖命,却成为司马昭的脱罪包袱,不仅被司马昭下令诛杀,甚至成济的三族也被司马昭诛杀,这就是典型的丢车保帅之举,如果司马昭能预见到这次后果,他会让贾充指使成济杀曹髦吗?当然不会。
另外,贾充在此事中,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在此事后被司马昭重用,这也说明司马昭对贾充是有感激之心的,毕竟贾充忠心,地位较高,与司马昭又是政治联姻,况且贾充与成济完全不同,贾充只下了一个含糊的命令,又没叫成济杀皇帝,司马昭和贾充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成济身上,这只能说明成济头脑简单了,但司马昭的这种丢卒保帅的处理方式让很多人不满,包括陈群的儿子陈泰,不过司马昭掌握大权,即使不满,也不能说什么,司马昭只是损失了最为关键的篡位进程,从而让司马昭无缘皇帝之位,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