鸑鷟栖瀫 ——刘勰留给龙游的文化遗产
日前，沪上召开了“《文心雕龙》在龙游”学术研讨会，蒙钱君汉东先生抬爱，私询意见，现特撰小文，从刘勰入仕太末、躬亲治水、兴修塔寺等，作公开回应。
心存魏阙 入仕太末
李建中在《文心雕龙讲演录》中说过：“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显学，一是红学，一是龙学。《红楼梦》讲情，《文心雕龙》讲理；红学研究曹雪芹，龙学研究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组成，对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也奠定了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被誉为中国古代“艺苑之秘宝”。
在中国文化史上，作者刘勰的准确生卒年代并无定论，一般认为刘勰（约465～532年），字彦和。根据《梁书·刘勰传》及出土的其堂叔南齐朝山阴太守刘岱《墓志铭》可推，刘勰祖籍应是南徐州东莞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勰父刘尚，刘宋朝越骑校尉。刘勰少时，因父早逝，家贫无依，恰逢僧祐奉旨到三吴地区说受戒法，广招僧徒。刘勰有缘，便相随而去。
杜佑《通典·州郡十二》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乱，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缀，盖因颜、谢、徐、瘐之风扇焉。”衣冠过江后，汉族的文化中心，已迁移到至建康、京口、晋陵一带，是为华夏文明正脉。东晋之时，官方藏书达36000卷，南梁朝皇帝萧绎收藏古今图书更达14万卷。僧祐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他化导门下，于佛法律部以外，常以经、论、文、史为先。据《续高僧传·明彻传》截：“（僧祐）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刘勰笃志好学，十多岁起，师从僧祐学佛法、经史文论，与之处积十余年，广览博识，遂博通佛教经论，亦精通儒家经典，为创作《文心雕龙》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得益于佛学颇多，后人论及刘勰之文，常有刘勰之文“出佛心入文心”之论。梁天监十七年（518年），僧祐圆寂时，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临川王宏、刘勰等11000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刘勰之前，先有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出了文体的区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后有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对诗歌向抒情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仅树德建言，而是同时汲汲于建功立业。
青年时的刘勰亦是如此，虽身在佛寺之中，却心存魏阙之下，故有“（《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刘勰正因负书于沈约车前，而获沈约器重，进而入仕为官。刘勰“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
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初稿完成时间应在刘勰入仕前。杨明照先生的《梁书刘勰传笺注》云：“《文心雕龙》定稿应在齐末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当时大文豪沈约仕齐，和帝时最为资盛。”笔者比较认同他的观点。但《文心雕龙》并非一次定稿，后也有多次补充和修订，正如学界泰斗饶宗颐的《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认为，定稿应在梁武帝受禅之后。刘勰出太末令这个时期，接触了浙西的地方文化，并有了入仕后的感悟，完全有可能补订《文心雕龙》。
刘勰出太末令前，先履历过三个职位，总时长约二至三年，故推断刘勰初赴太末县的时间约梁天监三年（504年）至梁天监六年（507年）间。
而刘勰于“梁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由此推断，刘勰离开太末县的时间约在梁天监八年（509年）至天监十年（511年）。
刘勰之后，刘孺也曾出太末令。梁初有一个以任昉为中心的文学集会“兰台聚”，任昉是编撰《述异记》中烂柯传说的作者，刘孺也是“兰台聚”成员之一。《刘孺传》云：“时镇军沈约闻其名，引为主簿，常与游宴赋诗，大为约所嗟赏。累迁太子舍人、中军临川王主簿、太子洗马、尚书殿中郎。出为太末令，在县有清绩。”沈约也极欣赏刘孺的才学。沈约任镇军将军时间是梁天监三年（504年）正月，因可推断，刘孺出太末令的时间约在梁天监中（510～511年），或就是刘勰的继任者。
躬亲治水 鸑鷟栖瀫
《水经注》记载：“太末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为县。”《水经注》作者郦道元（？～527年）是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散文家，与刘勰属同一时代人物，且年龄相仿。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立太末县，地属会稽。太末立县时袭春秋时期的姑蔑属地，所辖范围与姑蔑时期基本一致，包括现今整个衢州及遂昌、汤溪、江西玉山等地。姑蔑亦称姑眜、姑妹、姑末等。若从“姑末”的“末”角度去考证，“太末”之名似可找到出处。西汉中王莽时，太末改名“末”治。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新安更名信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析太末县置遂昌县。也就是说，梁天监初刘勰出太末令时，太末县所辖区域已不含江西玉山、信安、遂昌等。
刘勰出太末令前，太末县有职官记录的只有三人：一是兴平年间太末长贺齐；二是晋康帝建元初太末令江逌，民国《龙游县志》以建元、永和间任；三是齐武帝永明元年太末令萧谌（《齐书》）。
刘勰出太末令后，《梁书》称刘勰的“政有清绩”究竟是什么？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六月，浙西水患。《隋书》记载：“梁武帝天监二年六月，太末、信安、丰安三县水。”
《衢州府志·荒政考》之《蠲赈》也有记载：“梁天监二年六月，诏以信安、丰安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蠲课调。（《梁书》）”
而《春秋考异邮》则认为此次水患原因是：“阴盛臣逆人悲，则水出河决。是时，江州刺史陈伯之、益州刺史刘季连举兵反叛，师旅数兴，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应也。”
举兵反叛，百姓愁怨致天灾。从三县同发大水的判断，水患并非局部的小溪，而是古瀫水。
《汉书·地理志》云：“太末穀水，东北至钱塘入东。”余绍宋认为此“穀”是“瀫”水正字。而郦道元《水经注》始称“縠”水。成书于唐元和八年（813年)的《元和郡县志》则首用“瀫”字，从此延用至今。唐时由穀、縠改为瀫，因与唐武德四年立瀫州有关，或瀫州地域划分即以瀫水为界。
后人常将瀫水等同与现衢江，笔者认为还是有些区别。《水经注》载《东阳记》云:“瀫水又东，定阳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县之苏姥布。”定阳县址在常山招贤镇，苏姥布即苏姥滩，瀫水上游定阳县所属河段称定阳溪。
《水经注》又云：“其水分纳众流，混波东逝，迳定阳县，夹岸缘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连，杂以霜菊、金橙。白沙细石，状如凝雪，石溜湍波，浮响无辍，山水之趣，尤深人情。县，汉献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也。”可见信安县境内河段称信安溪，下游约至盈川止。
而太末县南的支流则称泊鲤溪（今灵山江），由太末城东泊鲤滩注入瀫水。
《水经注》又云：“瀫水又东径长山县南，与永康溪水合，县即东阳郡治也。”长山县即现金华市，县南指的是现兰溪，瀫水的末段可至兰溪境内。
故瀫水一般指太末县境内的主干流。
刘勰初入仕时三个官职，既是谋士，又属办理文书、处理日常事务人员，类似于秘书性质。正因其文学才华及在秘书岗位的出色表现，不久便由秘书角色转为太末令。刘勰初到太末时，水患刚息，先治瀫水，为其必然选择，这也成就其“政有清绩”。
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刘勰治水便是如此。治水必躬亲，他带着随从登山涉水，披荆斩棘，在瀫水与泊鲤溪之间来来往往。对于每个险要地段，刘勰嘱咐衙役派专人守望修葺，以备不测。刘勰为政，轻徭简政、劝农桑、薄赋税，县内风化大行，人怀自厉，农业生产有了较大改善。
刘勰治水，鸑鷟栖瀫。《东阳记》云：“是年，鸑鷟见于瀫水。”鸑鷟是古代民间传说中的五凤之一，旧以为祥瑞之鸟。龙游县城北五里有翠光岩，亦称瀫波岩，翠光岩与鸑鷟岩东西相通。《大清一统志》记载：“瀫州城，在县五里瀫波岩下。”而鸑鷟岩之名或因刘勰“政有清绩”之故。虽然“鸑鷟见于瀫水”的时间，与刘勰出太末令不一定完全吻合，但刘勰早已成为太末县百姓心中的鸑鷟。
东晋义熙年间（约410年），太末县城西姑蔑故宫旧址上修建灵光寺（后改名灵耀寺），太末县的行政中心已经不在姑蔑宫。那么刘勰岀太末令时，县治又在何处？
虽然史料中并无县治位置的明确记载，但古太末城并不大，即使到了明隆庆年间重修城池，也是“姑蔑城久废，唯存四门”。自古以来，龙游古城内的山川地貌并未因地震、洪水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般而言，历朝历代县治的位置基本延续相对稳定的位置，北宋时的县治即在“白莲桥”南，故可也推断太末县治在此处。
兴修塔寺 皈依佛门
南北朝间，佛教为统治阶层的普遍追捧，尤以梁武帝为盛。梁武帝曾三次舍身佛寺，倡导全民信佛，使得佛教成为当时的国教，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重佛崇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兴修寺庙。杜牧《江南春》诗中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天监年间衢州地区也出现了第一次建寺高潮。衢州天王塔建于梁天监初，它从始建起，就成为衢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祥符禅寺始建于梁天监三年，额曰“郑觉”，旧传为吴将军郑平舍宅。天宁万寿禅寺始建于梁天监三年，卧云禅师创，名吉祥。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载：“僧祐…南齐永明(483～493年)年中，竟陵王萧子良经常请僧祐开讲律学。由于他披释精详，辩解人微，因此听众常七八百人…所得的信施，都用来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并在两寺造立经藏。”
视僧祐为父的刘勰自然也竭力兴修塔寺。太末县灵山圣寿寺建于梁天监三年（504），僧嵩建，高僧懒牧坐化处；沐尘金岭脚村灵嘉寺建于梁天监中；龙邱寺于梁天监中嵩头陀创建，等等。这些寺庙是否与刘勰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宁波有舍利宝塔，相传阿育王相取出王舍城大宝塔阿阇世王分得的佛陀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在中国，共建造十九座舍利塔，其一是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赐寺额为“阿育王寺”的舍利宝塔，舍利宝塔始建于义熙元年(405年)。
而湖镇舍利塔所供亦为释伽摩佛骨。民间传说，湖镇舍利塔的始建与刘勰有关。
今人据北宋赵抃撰《新建舍利塔铭》“嘉祐三祀，素秋之季”，推断舍利塔始建时间为嘉佑三年（1058年)秋。但龙游博物馆所藏舍利塔出土的“甲午岁”铜方塔及铜佛坐像，却可证舍利塔至少在吴越国“甲午岁”（934年）就已经存在。
赵抃所撰《大宋衢州龙游县白革湖新修舍利塔院记》又云：“古太末之地，有舍利塔院，年祀弥远，栋败梁仆。”太末立县始于秦制，废于武德八年（626年），至贞观八年（634年）置龙邱县。观赵抃之文，舍利塔院应在古太末即存在，而非置龙邱县时，此次为重修。“年祀弥远，栋败梁仆。”亦可证实这一点。
正如赵抃所记，佛教“始汉明帝时入中国，荧荧乎魏、晋，煌煌乎宋、齐，恒赫炽炎乎梁、陈、周、隋之间。”故梁天监初刘勰出太末时的兴修舍利塔成最大可能。刘勰之“政有清绩”或也与修建舍利塔，奉旨传播佛教有关。
刘勰离天太末后到定林寺去校经，便是奉梁武帝旨去的。刘勰与慧震整理完经书后，立志要出家，但梁武帝先是不同意。《南史·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学）载：“然勰为文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功毕，遂求出家，先燔须发自誓，敕许之，乃变服改名慧地云。”后刘勰终究皈依佛门，其一生未婚，出家后法名慧地，未期而卒。
当然，刘勰还继承了东晋高僧慧远“学问兼综玄释，并擅儒学” 的观点，他认为“要遵从佛道，生活于尘世的人便应尽人道，忠君孝父母。佛教最能通天人之际，照佛法行事，便可通过修行获得正果。”
刘勰出太末令这段历史对龙游的影响是深远的。先有唐初徐安贞“以博学宏词举五言应制，一岁三上俱及第”，后有龙游望郡“德泽涵儒，人文蔚起”。清余恂康熙《志·序》云：“弦诵之声，琅琅相接。无不思奋迹策名、适显。”康熙《志》风俗后论：“风俗近古，无夸诈儇巧之习、虚烦繁缛之文。士大夫习于退让，逡逡自好。而四民之中，各守一业。旧德先畴，罔敢离次越畔，风俗蒸蒸庶几茂美者乎。顾俗尚相沿，醇疵互见。”而《文心雕龙》也将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