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河北省滦县沈官营村人,1921年4月5日生于-一个贫苦农家。由于生活拮据,自幼未能读书,稍长便帮家干农活,从不说苦叫累。困苦的生活,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不公平的世道很有反感。由于家境贫寒,高恒17岁那年为了挣几个钱补助家里生活,受雇替富人家去卢龙县参加伪新民会组织的棒子队训练。训练期间颇受训骂踢打之苦,对日伪统治种下了深切仇恨。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高恒在全国抗日宣传的鼓舞下,激起他抗日救国的决心。于1938年7月,随其族侄高敬之参加了冀东农民抗日大暴动。暴动成功后建立起来抗日联军,高敬之为抗联第二十三纵队总队长,高恒在总队部当警卫员。任职期间,抗日的决心益坚,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定胜利,立志杀敌报国。
1939年夏,高恒参加了中共冀东党组织的第二次暴动,暴动成功后,于秋季随暴动队伍挺进平西抗日根据地。由于高恒表现积极,年轻又勤恳好学,遂被部队领导选送到随营学校学习文化和军事。他在学习中成绩突出,各方面表现积极向上,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于1940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夏,高恒和冀东地区受训的干部战士一起,奉上级命令,打回老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挺进冀东后,高恒任盘山游击队长,在盘山城乡进行抗日宣传并不断扩大队伍,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不久,高恒升迁为丰润、滦县、迁西联合县基干队长,队伍壮大了,活动地盘广阔,形成了冀东地区最活跃的抗日武装。他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这支武装经常出没在燕山脚下和滦河两岸,留下了许多为人传颂的业绩,被人民背为“高恒队”,敌人听到这个名字就胆颤心惊。高恒在战争中磨练得更加坚强勇敢,成为一名智勇兼备的军事指挥员,
1942年秋,高恒被上级调到滦东,任迁(安)卢(龙)抚(宁)昌(黎)联合县第一区游击队指导员。不久,又任游击队长。高恒到任后,首先扩大抗日宣传,动员当地青壮年参军参战,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救国活动。经一年左右的辛勤工作与战斗,游击队伍不断扩大。
1943年8月5日,高恒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分析,决定全歼安山火车站的反动武装——还 乡团。经过周密侦察,遂采用“避实就虚”的策略,当晚率52名游击队战士,绕过安山站两侧的据点,直袭安山站。到预定地点隐蔽后,高恒又作了周密地部署,从四面包围了安山站的敌人驻地,突袭速决,一举全歼敌驻站的还乡团40名和保安团第五建设中队,计90余敌众,缴枪90余支(手枪3支),全胜而归。
8月24日,高恒通过其侄高敬之的内线关系配合,袭击滦县老站之敌。战士围袭迅速,使敌无喘息之机,又一举歼灭滦县老站伪建设总署的全部伪军。高恒令3名勇士迅速冲入日本军官宿舍,手举3把斧子砍死3个日本指挥官,高恒同时率战士冲入伪军宿舍,没等伪军爬出被窝,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他们,敌人乖乖地跪在床上举手投降。
由于高恒率领的游击队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屡战屡胜,不仅打出了名气和威风,而且队伍不断壮大。到1943年底,由一支十几个人的基干队,发展成拥有500多名队员,两挺机枪、两门小炮和长短枪齐备,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的地方武装。后来上级为扩大地方主力部队,决定把高恒队伍中的步兵连编入第八地区区队。手枪队的13名战士又以高恒为队长,组建了一支铁道游击队——滦山游 击队。
滦山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打击北宁路的滦县至山海关区段铁路沿线的敌伪部队活动,或截夺军械武器,为我抗日武装搞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高恒为完成任务,首先和干部战士们分析我方对敌斗争优势:在此地区战斗近三年,熟悉本地人情事故及地理环境,并且在群众中颇有声望,民众大力支持游击队的斗争活动;同时又有领导干部足智多谋的斗争经验;加之战士们的英勇善战,这是克敌制胜完成游击任务的保证。通过研究分析,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认识,增强了信心。高恒率领这支机动灵活的游击队,白天化装深入敌区,摸情况,察地形,夜晚出没于敌人控制的铁路线上,截火车、炸桥梁、扒铁道、袭伪军;声东击西,搞得伪军惶惶不安,首尾不得相顾;搅得日本指挥官每日如坐针毡,急得团团转,却抓不到游击队的踪影。有时日伪巡逻队或清剿队先导过去没事,后队却被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枪失人亡。派出的汉奸特务没等潜入目的地,半路即被游击队抓获或击毙。敌人的枪支弹药等军械物资经常被游击队截获。
1944年4月,高恒通过内线,掌握敌情,于夜间奇袭了位于3个日伪军营房中心地带戒备森严的滦县车站铁路警察所,击毙两名日军,对伪军缴械后教育释放。缴获长短枪24支、轻机枪一挺 ,掷弹简一个,弹药数箱。由是,“滦山队”震撼敌胆,颇受滦河两岸及北宁路沿线广大民众的拥护与爱戴,高恒的名字也在民众中广为传颂,青壮年争相参加高恒的游击队。这支队伍不仅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的武器与物资,也输送了大量的兵员。1945年,冀热辽军区为表彰高恒游击队的功绩,特授予高恒三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高恒从不居功自傲,始终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与同志共甘苦毫无官架子;空闲时和战士们摔跤、撞腿搬腕子、捉迷藏,谈笑融洽;战时,他身先士卒,敢打敢冲,同志与战友牺牲了,他痛惜得肝肠欲断,茶饭不思;战士家有了困难,他总是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冀东的战友及同志们都把他当亲人知己来拥戴;抗日家属和开明士绅信赖他,乡亲和群众为他搜集情报,帮助他搞枪支弹药,因此他的队伍有着磐石般的坚实可靠基础。滦东人民和各级干部都亲切而恢谐地称高恒为“兵贩子”和“枪贩子”,这可谓党与人民对他抗日功绩形象的赞颂!
1945年日本投降后,高恒受上级的指派随曾克林一行挺进东北,开始任冀热、辽军区二十四旅七十一团团长,驻辽宁省开原县。在开原期间,高恒奉命侦破国民党特务破坏停战协定的活动,又一次接受了“敌工”任务,率一支10多人的小分队,经20余天跟踪侦察追剿,先后捕擒国民党特务70余人,为民除了害,稳定了社会秩序,也为开辟革命新区打下可靠基础。
1946年春,高恒在完成剿灭辽北地区几股匪徒的任务后,于3月调任昌北县大队队长,与副大队长刘哲带来两个连的兵力,充实了县大队的力量。此时昌北县地处四平市西北部的门户,国民党军队把占据八面城为主要目标,八面城已渐处敌人包围之中。为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进攻,阻止牵制敌军北进和消灭地方反动武装,高恒带的两个连和县委书记所带的县大队人马,在昌北县境内,探清敌方武装的活动规律,以跟踪引诱,两面夹击战术,一举合歼敌两股“降队”,为开展游击战争和阻敌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扩军建政、巩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46年夏初,在我军泉头阻击战后,接着发动了东北战场上有名的“金山堡战役”。在此战役中,高恒率县大队在前线组织支前运送伤员和搜剿流窜残匪以及打扫战场。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四平,高恒带领昌北县大队及县区干部战士,贯彻“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撤离了铁路沿线及重要城镇,活动于边沿地区,打击敌小股部队的出剿和清剿队的偷袭骚扰,保证了我根据地的巩固和地方建政以及增资借粮活动的顺利开展。
为拔掉威胁我“小后方”的钉子,1946年8月,高恒与政委李滔率县大队和部分区村干部,奇袭了七家子村公所,全俘村政人员,尽缴其武器,惩处了首要分子,教育了一般人员不准再为国民党干事,迫使该敌村公所长期瘫瘓。
同年9月末,国民党军全线向北推进,昌北县已处四面包围之中:东线各铁路站点为敌所占;西线康平有敌两个团向昌北袭来;境内各村清则队也随敌主力之后进占各村。为阻敌军进犯,高恒按县委决定,率其两个连配合吴尔熙区中队40余战士计划炸掉双庙子南的铁路桥,预先到谢家屯集结潜伏,准备夜间执行。中午12点左右,岗哨报警:有敌正规军500余众从四面包抄而来。高恒与吴尔熙立即率队突围,抢占村北的小高地,此时敌人已奔袭过来,轻重机枪及炮火轰鸣。面对几倍于己的敌军不宜恋战,高恒决定速撤,以部分火力猛击掩护撤退,轮番边打边撤,到山坡前一片坟地,又以猛烈的炮火阻击一阵,然后分两路选敌阵地空院突围成功,迅速地甩开了敌人。当晚,高恒率两个连与李滔带的县大队部分战士汇合在岗岗庙。
1946年10月以后,昌北县全境几乎为敌占据,县区干部战士、县大队及区中队已难以活动,形势非常严峻。县委根据省委书记陶铸指示:“为保存实力,如不能坚持,即可北撤”,决定撤离昌北。高恒率县大队为先导,李滔政委率县、区机关战士200多人在后,当进到榆树林村附近时和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遭遇,经激战突围,李滔又率队回岗岗庙集结。高恒、刘哲等5人在突围时与李滔等大队失散,几寻未得踪影,高遂决定按原计划向北转移,抄近路向长岭进发。到了双辽和梨树县交界的三不管屯,准备休息一下等待李滔所带队伍,不料遭到追击我队伍的反动“降队”包围,高恒等5人奋力抗击,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无援,4位战友先后牺牲,高恒据守一间民房为敌俘获。高恒坚贞不屈,对敌严斥怒骂敌人将他双臂背缚,以绳拖马后,策马飞驰致死。当县大队闻讯赶到时,敌“降队”已逃之无影。
高恒牺牲时年仅25岁。他为昌图人民的解放,把满腔热血洒在荒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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