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弘正：大唐另类藩镇将领，主动要求归顺，助唐宪宗平定其他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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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四年(809年)至元和五年(810年)征讨成德的努力失败以后，宪宗认识到全面解决藩镇问题，特别是河北藩镇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军事上、经济上包括政治上的条件有待于改善和创造。

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宪宗在改革朝政、改善政府的财政、积累军事、经济力量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这个基础上，宪宗有心再次着手解决河北方镇问题。

1、魏博继承人危机

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魏博方镇问题出现了解决的良机。

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在元和四年朝廷征讨成德的战争中，依违于朝廷与王承宗之间，不仅未受到任何损失，反而从朝廷获取了不少的钱粮物资。

田委安生性残忍，朝廷征讨成德失利以后，田季安更加无所忌惮，对部下任何的不从表现，都予以残酷镇压。

曾有一进士名叫丘绛，与田季安部下略有矛盾，田季安竟将丘绛活埋杀害。

在魏博，有一位与田季安同宗、当时担任内兵马使的官员田兴。田兴的祖父田延恽是魏博最早的节度使田承嗣的季父，在世时任安东都护府司马。

田兴的父亲田廷玠曾经在建中初年(780一782年)为田承嗣守卫沧州（今河北沧州），顶住了李宝臣朱滔的联合进攻，受到朝廷的嘉奖。

田兴幼年即习读儒家典籍，通晓兵法。受家族习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射，勇敢而知礼节，伯父田承嗣在世时极为宠爱。

田季安任节度使时，田兴担任内兵马使。对于田季安唯务侈靡、乱施杀罚、阳奉阴违于朝廷的种种罪行，田兴曾多次规劝讽喻，受到不少正直将士的信赖和拥戴。田季安认为田兴有意拉拢人心，将田兴派出任临清（今河北临西）镇将，并准备寻机将其杀害。

田兴为避凶祸，以患风痹告病休养，退居在家，并自己炙灼满身，体无完肤。田季安认为田兴病重，不会再有什么作为，所以没有继续加害。

元和七年(812年)八月十二日田季安去世，其妻元氏召集诸将，立田季安长子田怀谏为节度使。

田怀谏年幼，实际上政事都由贴身侍者蒋士则决定。蒋士则以私人爱憎随意废立将帅，引起了衙军的不满，于是将士们共同拥立田兴任魏博节度留后。

田兴最初加以拒绝，后在众将士一再要求之下，对众将士们说：

三军既然推举我主军务，必须有言在先，我准备奉守天子法令，以六州的版籍请求朝廷命官，不要冒犯副大使，你们能做到吗？当众将士允诺以后，田兴下令斩杀蒋士则等十余人。掌握了魏博镇的军政大权。

田兴的父亲本来就以忠贞于朝廷而著称，田兴又饱受儒家君臣大义说教的影响，因此在众将士推举掌权以后，主动归服朝廷本来并不奇怪。但是，在田季安刚刚去世之际，围绕着如何处置魏博的问题，唐朝宫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

2、要不要对魏博用兵？

田季安的死讯刚刚传至京师，宪宗立即召集宰臣们共同讨论魏博的形势。

李吉甫认为，朝廷自成德失利以后已有两年，两年来，朝廷已积累了足够的财政力量与军事力量，现在魏博田季安死，正是朝廷用兵的好机会。因此，对魏博不可不用兵。

李绛则认为魏博不必用兵，当会自归朝廷。李吉甫反复陈述用兵的有利条件，宪宗深表赞同，也有用兵的意向。李绛则坚决表示反对，并且做了详细分析。

听了李绛的分析，宪宗认为极有道理，但一时仍拿不定主意。他日，李吉甫在延英殿再次大谈对魏博用兵之利，并且说草粮钱帛都已准备妥当，只待宪宗一声令下，立即可以出兵。

宪宗再次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

兵不可轻动，前年征讨恒州，四面八方发兵二十万，又从京师发神策兵，天下骚动，前后花费朝廷七百余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

现在国家疮痍尚没有彻底恢复，人们惧战，如果又以敕令驱使作战，臣恐非但不会成功，恐怕还会产生其他变故，再者“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

李绛以前年讨伐成德的失利为例，说明兵不可轻动的道理。

这一认识主要还是基于他数年以前对河朔方镇与其他方镇不同特点的分析，他认为现在仍不具备以武力强行解决河朔方镇的条件。

同时李绛再次肯定魏博方镇迟早会主动归服朝廷。经过李绛的再次劝说，宪宗奋身抚案而起，说“朕不用兵决矣”。终于下决心暂时不考虑对魏博用兵。

3、李绛为何断定魏博主动归服？

李绛为什么如此肯定魏博镇会主动归服呢？难道他不害怕最后魏博没有归服朝廷而落下欺君之罪吗？这似乎是一个谜。

对此，清人王夫之曾发表意见说，李绛筹划于朝堂之上，而遥制于千里之外，度测未来之事而后来验之果然，古今谋臣策士，证验如此迅速而准确，没有超过李绛的。

王夫之认为，李绛敢于断言魏博必然归服，“固有由来”。

田兴得将士之心并受田季安猜疑由来已久，两人势不两立。田兴装病卧居，实际是等待田季安死后再做打算。田兴原欲交结于邻镇，“四顾而无有可托之强援，念唯归命朝廷为足以自固”。通报于天子，又担心朝廷人杂，计谋泄露而招引祸端，因此，只以此心告知于李绛，“举国不知，而许之要言已定，非一日矣”。

李绛所说“诸将怨叛，必有所归”，实际是指归于田兴，不明言者，为田兴保密也。

王夫之所讲虽是基于推测，却极有道理，否则李绛如此肯定魏博必会归服就很难理解。

史书有载：“田兴颇观书，知君臣父子之道，尝力行之，朝廷知其向顺”，正是因此，李绛可能很早便与田兴暗中有联系，对于田兴归服朝廷的意向早有了解。当田季安去世以后，田兴取代田怀谏，显然也是受到了李绛为代表的朝廷的支持。

4、田兴的诚心归服

元和七年(812年)十月十日，魏博监军将田兴掌握魏博并要求归服朝廷的消息报告宪宗，宪宗极为兴奋，立即召见宰相，并对李绛说：“卿揣魏博若符契。”

魏博既求归服，朝廷如何处置这一事件呢？李吉甫的意见是按以往的惯例，先派中使前往魏博宣慰、观察情况，归来后再决定是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李绛则认为这样做不妥。

他认为现在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时推心托纳，待以大恩，而必须等待敕使到魏博持将士表来为田兴请朝廷任命，这是恩出于藩镇将士，不是出于朝廷，将士为重，天子为轻，这样他们的感戴之心就非今日可比了。机会一失，悔之无及。

李绛虽然一再陈述道理，但由于李吉甫及宦官枢密使梁守谦的坚持，宪宗决定仍按惯例行事，派中使张忠顺去魏博宣慰并察访情况。

十月十八日，李绛在中使张忠顺已上路后，再次进言：

“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由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书)，除（田）兴节度使，犹可及也。”

看到宪宗仍有犹豫，李绛又说：

“（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

宪宗终于被李绛说服，十月十九日，宪宗诏令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宪宗在《授田兴魏博节度使制》中，高度评价田兴的主动归服，指出田兴“忠孝是力，介若金石，深惟大体，义勇斯奋”，因此授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并赐名田弘正。

当十月十九日宪宗授予田兴节度使的制文发出之时，张忠顺还没有从魏博归朝，田兴看到朝廷对自己如此信任，极为感动。

在十一月六日发布《宣尉魏博制》以前，围绕着赏赐魏博多少钱帛之事，朝廷中曾发生激烈争论。李绛认为，魏博五六十年未沾皇化，一旦主动举六州（即魏、博、贝、卫、澶、相六州）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

李绛的建议，受到不少大臣特别是宦官们的极力反对，认为百五十万缗，“所与太多，后有此比，将何以给之？”

宪宗将这一意见转告李绛，李绛说：

“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

听了李绛的这一番话，宪宗深表赞同。

十一月六日，知制诰裴度奉宪宗的诏令赴魏博宣慰。当裴度颁布宪宗的诏令、宣赐魏博将士绢帛一百五十万缗，六州百姓免租税一年时，魏博军民顿时欢声雷动。

裴度在魏博为田兴大谈君臣上下之义及宪宗对魏博的厚望，田兴深为感动，两人晤谈终日不知疲倦。田兴又陪同裴度遍行六州州县，宣示朝廷的诏令，随后，田兴上表请朝廷派遣节度副使及各级官员九十余人，并要求魏博各州县从现在开始，执行朝廷法令，输纳赋税。

同时，自田承嗣以来所建造的违反有关制度、过于奢华的殿堂一律封闭不居，而对于平卢李师道、淮西吴少阳及成德王承宗派来的使者，无论其怎样游说，田弘正毫不动摇，一律予以回绝。

自裴度与田弘正长谈并传达了宪宗的旨意后，田弘正在思想上对君臣之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田兴感谢宪宗的信任，表示自己愿为改变藩镇割据的状况而效力，他一再表示，自己“竭鹰犬之资，展获禽之用，导扬和气，洗涤伪风”。

从田弘正的表文可以看出，魏博的归服，主要是因为田弘正本人对君臣大义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及宪宗对田弘正的信任和期望，如果仅仅说田弘正是为了在魏博立足而归顺朝廷，未免过于狭隘。

后来田弘正忠于朝廷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

5、魏博藩镇解决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来，河北方镇不奉朝命，不纳赋税，世袭节度职位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魏博自从田承嗣倔强拒命，也已五十余年。

其间朝廷多次征讨，都以失败而告终。宪宗企图征服成德进而平服整个河朔的努力也宣告失败。因此，元和七年(812年)田弘正的主动归服朝廷，在当时及以后，都对元和年间的方镇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田弘正的主动归服，使宪宗即位以来即大力倡导的封建君臣忠节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五六十年以来，河朔方镇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否定朝廷为正朔所在，而且他们在权力更替之时，也都希望得到朝廷的任命和认可，“礼邻藩奉朝廷，则家业不坠”是他们奉行的信条之一。

但是，河朔方镇对朝廷的奉顺，大多仅仅限于表面而已，实际上各个方镇，都是不受朝廷控制的独立王国。

什么君臣上下，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而且由于藩镇掌权者的长期宣传，君臣节义思想在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风习长期影响的社会中，也受到人们的轻视。

田弘正的归服，无疑是在正确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做出了一个榜样，在藩镇中间特别是河北藩镇中间，产生较大反响。而朝廷对魏博归服的丰厚赏赐及对百姓的优待，无疑也会对河北诸藩镇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当魏博归服受到重赏时，成德、平卢的使者们就曾相顾失色，纷纷叹曰：与朝廷相对抗，有什么益处呢！

其次，河北方镇，特别是成德、魏博、平卢等节度使，几十年来一直结成坚固的联盟。

建中年间的四王联兵以及宪宗讨成德时魏博与成德串通一气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田弘正的归服，使魏博六州之地归于朝廷，使成德失去了南面的屏障，也使平卢李师道失去了西面的屏障，因而魏博的归服，在坚固的河朔板块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正是因此，田弘正的归服，引起了成德、平卢及准西等藩镇极大的恐慌。他们都“有齿寒之惧，屡遣客间说，多方诱阻”。

平卢李师道曾企图率军进攻魏博田弘正，因为汴州的宣武节度使韩弘威胁进攻平卢，李师道才未敢行动。魏博的归服，使藩镇势力遭到严重打击，为宪宗最后解决河北方镇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魏博的归服，使朝廷在征讨藩镇的战略态势上，取得了有利地位。使后来讨伐淮西及讨伐李师道的战争都有了更好的条件并取得成功。

淮西虽在南方，但如果魏博不在朝廷掌握之中，征讨淮西的官军，势必要受到背后河朔军队袭击的威胁。

元和十年(815年)，魏博不仅派出军队直接参加讨伐吴元济，而且由于魏博的存在，使平卢李师道因为惧怕魏博袭其后方，而不敢轻易举兵南下支援吴元济。“王师得致讨焉”，从而使朝廷取得讨平淮西战役的胜利。

元和十三年(818年)，宪宗讨伐平卢李师道，也是主要利用了魏博的军队形成了对平卢的巨大军事压力，促使平卢将领刘悟举义成功，解决了平卢方镇。宪宗曾称魏博田弘正“为我长城”，并非虚言。

最后，由于魏博的归服，使朝廷将原来用来对付魏博的军事经济力量，可以转而用来对付其他的方镇。

在魏博归服以前，朝廷在魏博的西南方向集中了大量的军队和财力，魏博归服以后，宪宗根据李吉甫的建议，于元和九年(814年)八月，将河阳镇对付魏博的重兵由北部调往与淮西相邻的汝州一带，重点防御东都以南以东地区。

在不久以后爆发的征讨淮西战争中，原来用于对付魏博的河阳镇军队，在乌重胤的率领指挥下，在与淮西的多次交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淮西战场的主力之总之，魏博镇的主动归服，是在宪宗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这样一种形势下出现的，是宪宗对藩镇斗争中特别是在解决河朔方镇问题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魏博归服以后，宪宗全面收服方镇的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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