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丨彭斌鹏：关于彭玉麟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

关于彭玉麟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

文/彭斌鹏

彭玉麟（1817——1890），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湖南衡阳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列为“中兴四大名臣”，并有“大清三杰”（另两杰为曾国藩、左宗棠）之一的美誉。清史稿记载，他“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栗。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在民间有“彭青天”之呼。

彭玉麟早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屡立军功，深受朝廷重用，累升官职，并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赏加太子少保衔。对其这一段的历史罪过，自应谴责，固不待言。但他晚年激于民族大义，为抵抗法国侵略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则应予肯定和赞扬。

1883年（清光绪九年），法国用武力逼迫越南签订了不平等的《顺化条约》，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占我国西南利权。彭玉麟奉旨以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身份赴广东督办军务。他和地方督臣一道，运筹帷幄，调兵遣将，首先稳固了广东海防，使扬言进攻广州的法国舰船未敢越雷池一步；然后，采取“围魏救赵”的措施，出兵广西前线，“大举规越”，使以越南为据点、正在进攻台湾的法军不得不撤兵，从而解除了台湾被法军侵占“据地为质”的危险。在抗法战争中，彭玉麟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杰出军事家的素质。他首先洞悉法国此次构兵不过是“先以恫喝以速其和，又貌为恭顺以工其术，其实鬼蜮伎俩穷矣”，故而坚决主张抗战，认为“除主战外，别无自强之策”。然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精诚维持”，实力备战。同时，接济了正在越南前线艰苦奋战的“黑旗军”（首领为刘永福），使之成为法军的“心腹大患”，搅得法军不得安宁；又推荐了老将冯子材出山带兵，他极力向朝廷称赞冯子材“老成宿将，威望在人”，令其募兵十营，并加拨八营，供其指挥。先后从广东调兵三十余营加入前线作战。这些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在战斗中发挥了主力的作用。其中，冯子材率部勇猛杀敌，“奋不顾身”，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一举奠定中法战争胜局，彪炳青史。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战败的反侵略战争。由于朝廷的软弱，最终虽以和局告终，但挫败了法国侵略者割地赔款的战争图谋，并导致法国茹费理政府的倒台。

由于彭玉麟一生执意不任总督、巡抚之类封疆大吏，只在国家有难时临危受命，事毕又辞官归里，来也匆匆，去也悄悄，故知名度不高。加上投降派逐步占据上风，把持朝政，对他的言行有意排斥和贬损，以致世人难识其真面目。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代，均不乏有识之士为之发微。其同僚张树声（时任两广总督）说：“彭玉麟文武威严，勋望冠世，足以震慑岭海”。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评价他：“加官不拜，奉诏即行。艰难时局，矍铄是翁。”“雪帅（指彭玉麟──著者注）一到五羊，民心顿定，士气顿雄，广东省城俨若有长城之可恃。”

当代学者吴民贵发表在《学术月刊》（1987年第9月号）的《中法战争中的彭玉麟》一文指出：“如果没有彭玉麟等重用冯子材等领兵与法决战，镇南关战役结果如何是很难说的”“无论在办理海防还是在经划抗法斗争的全局时，彭玉麟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取得抗法斗争的军事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彭玉麟理应在中法战争中甚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学者成晓军发表在《求索》（1983年第6期）的《论中法战争期间的抵抗派彭玉麟》一文也指出：“彭玉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一息尚存，断不敢因病推诿，遵即力疾遄征，以身报国，毕臣素志。”“他讲求实效，认真备战，使得法国侵略者在此期间始终不敢贸然侵犯广东；他置个人利禄功名于度外，坚决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使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闪出了火花。” “因此，我们不应当因为他前期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历史罪恶，而抹煞他后期反帝爱国的光辉业绩。”

彭玉麟是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他和曾国藩于同治七年（1868年）奏定设立1.2万人的长江水师，管辖西起湖北荆州，东至崇明岛入海口的五千里长江江面，对内维护治安，对外防止列强兵轮入侵。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他添造火轮，调船会操，“以通江海”，把长江水师的防御范围扩大至领海海面，并提出“江海相表里”的海上防务思想。这支队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雏形，确保了辖区数十年的安澜。日本占领琉球后，一度觊觎江宁（今南京）、宜昌，由于有长江水师的存在，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长江水师的营制确定、战斗力生成以及防御范围、对象的调整等都与彭玉麟有着直接的关系。

难能可贵的是，彭玉麟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他在民族战争中，善于发现和利用人民的力量。他肯定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的历史功绩，看到“团练义声，至今犹在”，向朝廷建议：“官兵不足，民兵尚多可用。”认为只要“众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胜天，理亦足以胜数”。在实战中，他敢于大胆使用农民起义军刘永福的黑旗军，给以周济和引导，使其成为在越南境内抗击法军的劲旅。他的这种人民观，是中法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彭玉麟出身贫寒，居官不仕，归隐田园，乐与劳动人民为伍，“最爱苍生”，了解民间疾苦，把对祖国的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在对友人的信中说：“人民遭疮痛之深，归无庐舍，食无糗粮，衣薄而天寒，鸿嗷遍野，触景生悲……独恨吾非豪富，倾家以汛爱博施，拯民水火”“每见世家子弟，骄奢淫逸，恨不一一擒而置之法”。他相信“官清民安，祸乱不萌”，提出“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自古富强之策，未有不从百姓始”。因此，他在广东戎马倥偬之际，积极消除积弊，兴修水利，致力于发展生产，让农民有一个好收成，生活能够得到改善。他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对违法害民的行为则深恶痛切，他严禁官员收受供应、节寿礼以及门包等费用，正告官员“视民如鱼肉者，立即严参究办”，一经发现即严刑峻法，毫不徇情，“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在有限的仕途生涯中，惩处贪腐不法之徒数以百计，如当场处决杀友之总兵谭祖纶、杀妻之副将胡开泰，对违反军令的外甥也毫不留情地处死。仅同治十一年，他巡阅长江水师时就参劾总兵、副将以下将弁116名。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彭玉麟爱憎分明，有胆有识，是心系国家、造福百姓的好官、清官，他人生后期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也是和人民群众的感情息息相通的。尤其是中法战争的取胜，从客观上成就了他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甚至是民族英雄的历史形象。

彭玉麟还有令人称奇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以寒士始，以寒士终”。在那个皓首仕进的年代，他六次面对高官，以才力不胜而坚辞不就；但在国家有难时却又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置生死于度外，勇于任事。“官不就任，事不避难”。为热闹的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流。他终身不置产业，不遗子孙。自咸丰五年到同治元年，他七年居官之间，所得养廉银2.1万余两，分文不取，悉数上交国库以充军饷。他省吃俭用，把从牙缝里节约出来的一点俸禄也不断捐给社会，用于公益事业。例如，捐助家乡办学2000两，兴宾费2000两，育婴公费2000两，修县志5000两，修族谱和祠堂4000两，建衡阳船山书院1.2万两，建省城衡清试馆1万两……“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凯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有人统计，彭玉麟从俸禄中捐出的银两不下于十万两。与捐款的慷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生活上的“吝啬”，他平时吃的是什么？“唯嗜辣椒及豆豉酱”，有贵客来，才“中置肉一盘”；在外做客时，“见珍馔必蹙额，终席不下箸”。他穿的又如何呢？有人到退省庵拜访他，只见他“一羽毛马褂，有虫蛀孔数十，非止三十年物”。他出门布衣草履，“状如村夫子”。这种简朴无人能及。有人劝他置点田产，“以为防老计”。他不为所动，“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以庇妻子”。所以，在他逝世时，可谓室无长物，四壁萧然。连与他政见不合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叹服，称赞他：“不荣官府，不乐室家，百战功高；无忝史书，无惭庙食，千秋名在”。

彭玉麟还是一个重情重义、多才多艺之人物。他“一生知己是梅花”，与梅结成奇缘：写梅花诗150多首，号称“梅花百韵”；40年间“乱写梅花十万枝”。他画的梅花图干如铁、枝如钢、花如泪，被称为“兵家梅花”。他对于梅花的热爱，不但反映了他的理想追求，也隐含了一段人生自况。据民间传说和时人考证，彭玉麟少年时代有个女伴名叫梅姑，两人情投意合，青梅竹马，但因封建礼教的束缚，未成眷属。而梅姑因病早逝，令彭玉麟伤悼不已，遂以咏梅、画梅纪念之。民国名人辜鸿铭称彭玉麟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奇男子”。

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推出一套“中国人格读库”丛书，李丽所著《彭玉麟传》列入其中。可见，彭玉麟后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斗争辉煌业绩，以及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都是值得总结和弘扬的。他的历史际遇与左宗棠有类似之处。左宗棠开始时也是在曾国藩手中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后因平定叛乱、收复新疆而名垂青史，被誉为民族英雄。彭玉麟的后半生堪与媲美。论功绩，同为抵御外侮，保疆卫国，均获功成，捍卫了神圣领土和民族尊严。论影响，左宗棠抬棺出征，可谓豪迈之极；彭玉麟68岁奉命，以伤病之躯，抱必死之心，单骑赴粤，亦尽显风流。

吹尽狂沙始见金。是还彭玉麟真实面目的时候了。

参考书目：岳麓书社2003年版《彭玉麟集》（上、中、下三册），《彭玉麟家书》，《清史稿·彭玉麟传》，李宗邺《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曾国藩奏稿》，左宗棠、张树声、张之洞、辜鸿铭有关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法战争资料》，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镇南关大捷》，《学术月刊》1987年9月号，《求索》1983年第6期，《衡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益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李丽《彭玉麟传》，衡阳市委宣传部《纪念彭玉麟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