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檀道济已经上了船,刘义隆忽然又病情加重,就急忙召檀道济上岸,说是要设宴替他饯行。檀道济一上岸就被逮捕了,使者捧着皇帝的圣旨宣布他的罪行:
“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为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又潜散金货,招诱剽猾,逋逃必至,实繁弥广,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镇军将军仲德往年入朝,屡陈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铉,豫班河岳,弥缝容养,庶或能革。而长恶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寝疾,规肆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具悉奸状,密以启闻。夫君亲无将,刑兹罔赦。况罪衅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事止元恶,余无所问。”(《宋书·檀道济传》)
刘义隆的这道圣旨二百多言,都是些大得吓人、玄而又玄的罪名,如 “空怀疑贰”、“猜阻滋结”,如“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如“潜散金货,招诱剽猾”,如“长恶不悛”、“规肆祸心”等等,却没有一条真正拿得实的罪证。勉强有点实际内容的是“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句,大意是谢灵运这个人心志歹毒,言辞恶劣,不守臣道已经十分明显,檀道济却接受他的邪说,常常为他包藏掩盖。临川内史谢灵运是东晋名臣谢玄之孙、著名的山水诗人,已因“谋反”罪于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被杀。别说谢灵运的所谓“谋反”根本就是一桩冤案,即便证据确凿,檀道济的“纳受邪说,每相容隐”也很难坐实,更何况谢灵运已于三年之前“伏诛”,倘若檀道济确有同谋之恶,三年之前就该“明正典刑”了,为什么还要迁延到三年之后?据说檀道济被捕时由于愤怒而“目光如炬”,脱下头巾摔在地上,恨恨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
刘义隆(407年—453年3月16日)
果然,北魏的君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高兴地庆贺说:“檀道济已死,东吴再也没有值得我们忌惮的人了!”如此看来,檀道济确实堪称刘宋王朝的“万里长城”,陆游《书愤》诗中“塞上长城空自许”,用的就是这个典故。檀道济有两员心腹爱将薛彤与高进之,由于作战勇猛,被人们比作关羽与张飞,也同时被杀;而檀道济的八个儿子更是被杀得一个不剩。刘义隆总算留下了檀道济的一个孙子檀孺——没有斩尽杀绝、灭掉“谋反者”的三族或九族,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刘义隆在位期间,抑制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赋税,劝课农桑,奖掖儒学,使南方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社会也比较安定,史称“元嘉之治”,然而他在军事才能方面与乃父简直有天壤之别。刘裕艰苦创业,必须亲自统兵作战而又常能料敌先机,果断处置,因此打了不少胜仗。刘义隆作为守成之主,一般不需亲自上阵,可是他每次派遣将领作战,都要交付一份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大到大兵团会战,小到小部队突击,都一一作细密安排,甚至连作战的日期都要等待他这个远在数百上千里外的皇帝指示,弄得将领们犹豫彷徨,不敢自己作主,往往贻误战机。而刘义隆偏偏还好大喜功,欲继承父亲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却不能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不顾老将沈庆之等人的劝阻,执意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大举伐魏。结果宋军大败,北魏乘胜反击,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并声称要渡江进攻建康。虽然魏军不久撤走,而刘宋王朝也已元气大伤,元嘉北伐成为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威望大大降低的时候,刘义隆又做了件大傻事:刘义隆在登基的那一年生下嫡长子刘劭,元嘉六年(公元429),6岁的刘劭被立为皇太子。
可是到了二十多年后的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刘劭已经30岁了,刘义隆却打算废掉他另立别的儿子,不料这个消息又被泄漏出去,并且传到了刘劭耳中。刘劭大怒,与弟弟刘濬联成一气,准备干掉父亲。二月二十一日清晨,刘劭率领自己的卫队杀进宫中时,刘义隆正与大臣徐湛之密谈该立哪一位皇子为太子的事情,谈了一夜,蜡烛还没有熄灭,刘劭的心腹张超之已带着几十名武士闯了进来,对着刘义隆挥刀就砍;惊慌失措的刘义隆举起身边的小几一挡,五个手指全被砍断。张超之乘势又是一刀,刘义隆倒地身亡。徐湛之逃往北窗,想跳窗逃生,可是窗户还没打开,已被追赶而来的武士们乱刀劈死。
(《高处不胜寒——皇帝与他的后妃儿女们》系列之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