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雍正发病,但照常处理政务。次日,两位皇子即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侧。到晚上七点(戌刻)后,雍正病势急转直下,已近危重,急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到寝宫前,鄂尔泰和张廷玉恭捧雍正御笔亲书密旨,宣布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第三天,子时,即凌晨一点,雍正去世。根据《实录》及《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去世,文献没有记载病因,属于暴亡。雍正去世同其即位,构成雍正身上的两大谜案。自其去世至今,史家及文学家费尽心力,试图求得历史真相,但仍疑点重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疑点:雍正去世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被吕四娘刺杀一说是否可信?雍正是否真的死于丹药中毒?
雍正去世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雍正去世,官方《实录》及《雍正朝起居注册》均只记寥寥数语。而现场有两位目击证人,留下了记载。一位是雍正在十三年间朝夕不离的大学士张廷玉。向来谨慎的他,在私人日记里有两处非同一般的记载。一处是讲他“惊骇欲绝”。八月二十日,雍正发病,但仍然照常处理朝政,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隔,这说明雍正的病情不影响办公。可是到了二十二日接近二更鼓的时候,即晚上九点多,张廷玉刚要就寝,忽然听到非常急促的宣诏声音,他不敢怠慢,立即起来穿上衣服。当他亟亟乎赶到圆明园时,发现三四个太监已经在圆明园的西南门等候,他在太监的引导下来到雍正的寝宫,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处于弥留状态。白天还正常召见,怎么突然这样子呢?张廷玉为此“惊骇欲绝”。这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一等公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海望先后来到寝宫,他们一同至御榻前向皇帝请安,但皇帝已经人事不省。张廷玉等人一起退到寝宫外面,在阶廊下焦急万分地等待太医抢救,无奈回天无力,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张廷玉与官方《实录》不同的是,张廷玉记述的雍正患病时间早了一天。但两处都记载雍正照常处理政务,说明雍正根本没当回事。张廷玉讲他每日进见,未尝有间,是指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雍正仍在处理政务,这与《实录》记载两皇子朝夕侍侧有不同。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果雍正只是因病重去世得突然,不会令张廷玉“惊骇欲绝”。因为他两天前已经知道雍正得病,莫非他看到什么“惊骇欲绝”的场面?在太监找到雍正传位弘历的密诏之后,按照当年康熙帝去世之例,敬备黄舆恭请大行皇帝回宫,关于这一点张廷玉又一次记述了“异常”:仓卒中得官厩驽马乘之,几至蹶踣……至申时大殓……廷玉一昼夜水浆不入口。——《澄怀主人自订年谱》这段记述更使人感到,宫廷对雍正之死毫无准备,乃至于连一匹好马都找不到。而朝夕侍侧的两位皇子,怎么也没有任何准备?《世宗宪皇帝实录》也是由张廷玉总撰,与他的私人著述大体吻合,细节不同。再看鄂尔泰的记述。曾数度接触鄂尔泰的袁枚,为鄂尔泰撰有《行略》一文,其中叙述的雍正去世情节就更奇了。八月二十三日夜,清世宗升遐,召受顾命的,只有鄂尔泰一人。公恸哭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袁枚的记述当得自鄂尔泰。但他把雍正去世时间写成二十三日夜,并说顾命者唯有鄂尔泰一人,都不准确。但从圆明园到大内的“惊慌万状”,又完全可以与张廷玉的记述相印证。鄂尔泰还不如张廷玉,他甚至连一匹驽马都没有,而骑了一头拉煤车的骡子。这头骡子可能很瘦,把鄂尔泰的大腿硌得髀血涔涔而下,可鄂尔泰竟全然不知,这肯定是发生了突然的事情。鄂尔泰“宿禁中七昼夜始出”,与张廷玉所记的“四鼓即起,五鼓入内。自后以为常”又相互印证。四鼓是凌晨1—3点,五鼓是3—5点。即便雍正死得突然,但每天夜半而起,又以为常,就多少有些不正常。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是突然死亡,因而就产生种种说法。这些说法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雍正不是正常死亡。其中流传最广,甚至为有的史家采信的,是吕四娘刺杀一说。
吕四娘
被吕四娘刺杀一说是否可信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查抄吕留良家后裔的情况。换句话说,吕四娘能不能逃脱?二是圆明园的警卫情况,即吕四娘有没有机会进入圆明园下手?先看查抄吕留良家后裔的情况。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这涉及雍正六年曾静策反岳钟琪案。在审理过程中,雍正“出奇料理”,置正犯不惩治,而将受其影响的吕留良以大逆罪判处,家属连坐。吕留良家至少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彻底查抄,执行者就是浙江巡抚(后升总督)李卫。其间,雍正多次下密谕,使得查抄越发严厉。吕留良家是浙江桐乡衣冠大户。他有九个儿子,除第八子早夭,到李卫查抄时,有七房子孙,儿子辈以“中”字派名,孙子辈以“懿”字派名,曾孙以“为”字派名。长子吕葆中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榜眼,即一甲第二名进士,随即授翰林院编修,但第二年即康熙四十六年,受一念和尚案牵连,忧郁而死。次子吕时中是监生,三子吕宏中、六子吕甫中、七子吕立中,都是生员,查抄时均已死去。只有四子吕黄中,九子吕毅中仍健在,两人都是秀才。吕留良长孙吕懿历,是吕葆中之子,他多年在外,是雍正癸卯科拔贡生,但因康熙四十七年大岚山伪朱三太子案,被调查多次,并被拿到钦差大臣处审问,在山东抓获伪太子后,与之夹审对质,不久经刑部复议释放。因而李卫也将吕懿历作为要犯押解。
雍正是否真的死于中风或丹药中毒
历史学家向以严谨称,因此一般对野史传说不予采信。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提出,雍正死于中风,但没有提供依据。近年学者多倾向于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这有三个“证据”。:第一,雍正大病后,迷恋丹药。雍正七年冬,雍正开始患病,时好时坏,似疟非疟,腹胀难以卧床,无法安睡。到了雍正八年,他病情加重,夜间不能熟睡达两个多月,下颏还长了疙瘩。他对鄂尔泰说:“朕自去冬以来,睹内景外缘,甚生疑虑,虑者非为生死,所虑者恐获罪于天地神明、有负皇考大恩,为宗社之罪人也……原料经此一番,精神气血万不能复旧,便勉强支撑,恐心力有所不能也。”四月,雍正向亲近大臣下密旨,命其访求道士。鄂尔泰于五月二十日收到密谕。原文是朱谕:“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带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也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不可视为具文从事。慎密为之。其他省也开单。”鄂尔泰称自己自幼身体羸弱,二十多年也没有遇到“异人”。到了六月,雍正病情更重。他召见了允礼、允禄和两位皇子,还有内大臣等人,面授遗诏大意,后来还把写好传位密旨这件事告诉张廷玉。病急乱投医。病得非常重的雍正,不怎么相信宫廷的御医了,他开始向民间求助。从此,有不少道士进入皇宫。
雍正李卫闻得河南有一个道士,人称贾神仙。总督田文镜遂把他送到京城。这位道士,原是京城白云观道士,河南人,上年允祥曾向雍正推荐过,但雍正觉得他没有什么奇术,就赶出宫。此次贾道士二进宫,还真的起了作用。他可能使用按摩术,加之气功、催眠等术,雍正感觉特别见效。由于贾道士年底要回河南,明年春才能返回,因此雍正令鄂尔泰明年春入京,意思是要给鄂尔泰治病。他给鄂尔泰朱谕说:“八月初得遇一奇人,此老者非凡夫,实神人也。奇异处不能批谕。”但情况急转直下。到了九月,雍正宣布贾道士是大逆之人。因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语言尤其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雍正降旨切责,伊初闻之,亦觉惶惧,继而故智复萌,狂肆百出。雍正说他是“以妖妄之技,施于朕前。且欺世惑众,素行不端”。曾经巡抚杨宗义访问查拿,始稍稍敛迹,厥后仍复招摇。雍正指责他无君无父,难以姑容,且蛊毒魇魅,律有明条。着拿交三法司会同大学士定拟具奏。十月,将贾士芳斩立决,家属等应斩人犯监候,应为奴之妻女等,由地方官严行看守。贾道士之死,颇为蹊跷。雍正觉得他的方法见效,为什么还要处死他?可能是雍正担心贾道士出外乱讲他的病情,并借此撞骗。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还要在圆明园等地大肆炼丹并一再服用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据《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贾道士被处死后,在宫中作祟,雍正说,余邪缠绕,经旬未能净退,命龙虎山道士娄近坦作法驱除。娄近坦将木符安放在雍正经常待的养心殿、太和殿、乾清宫。因其“为朕设坛礼斗”,又以符水解退,余邪涣然冰释,朕躬悦豫,举体安和。赐娄近坦龙虎山四品提点,司钦安殿住持。第二,雍正自己炼丹,服用且赏赐大臣。现存档案证实,雍正不但亲自动手炼丹并服用,而且感觉有效果后,还赏赐大臣。雍正十年六月,他在田文镜的密折上朱批:“朕安,从来夏令未似今年之好,卿好么?”他同时赏给田文镜丹药,并说:“此丹药放胆服之。有益无损之药。朕甚见得的确者。”田文镜于八月初三上密折奏谢:“宝丹出自御制,原系罕有难得之至宝。臣蒙恩赐,殊属逾分。臣实放胆服食,并无丝毫疑虑,近来精力渐加,何莫非丹药之效也。”雍正还赏赐给鄂尔泰,并与他详细讨论服食方法,鄂尔泰服用一个月后,奏报“大有功效”。雍正六年,雍正令通政使留保访求宋朝著名道士紫阳真人后裔,有意为之重建道院,还特别赞赏真人“发明金丹之要”。雍正八年以后,由于得了一场大病,加上允祥去世、京城大地震,雍正不像以前那样每天忙于政务了,他的身体和年龄也吃不消。这时起,他更注重养生,注重历代帝王所追求的长生不老之道。雍正八年二月,四川巡抚宪德密奏成都府仁寿县有个老人名叫龚伦,年近百岁还健步如飞,更奇的是,龚伦八十六岁时,其妾还能生子。雍正得奏,命宪德不动声色,优礼荣待,安车送到京城。类似这样的事情绝非个案。雍正确实在宫中养了不少道士,他和道士的交往之事也确有不少。炼丹的地方,除圆明园外,还有南薰殿。第三,乾隆还没有登基就驱逐道士。雍正于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去世,大行皇帝的遗体随即奉到乾清宫。二十五日,还没有举行即位大典的乾隆就发布两道谕旨,一道是谕宫廷太监的:“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一道是命都统莽鹄立驱逐道士:“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令莽鹄立传旨宣谕。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拏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这两道谕旨有所关联,但都指向当时宫中的各种传闻。而驱逐道士种种,可以从反面理解,这或许和当时就有种种雍正之死的传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