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上不只有鉴真东渡，还有奝然入宋

提起古代的中日关系史通常首先会想起遣唐使吧？毫无疑问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正是当年中华文明对日本的辐射才促使其由原始部族进化为国家形态。如果说徐福东渡还是过于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那么鉴真东渡则是被明确载于两国史册的不争事实。不过随着大唐王朝的衰败，日本单方面停止派出遣唐使，到了宋代自觉已完全掌握大唐文明之精髓，又诞生了自己本土的国风文化的日本主动向宋朝宣扬起日本文化来。

经过长期对大唐文明的吸收借鉴并与本土文化的日益融合，日本的国风文化大约在10世纪左右开始逐渐走向成熟——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此时的社会风尚由重”汉才“变为倡”和魂“。晚唐以后中原大地藩镇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令日本不免有些自大起来：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就这么崩溃了，而与此同时的日本尽管正处于藤原家族和皇族争权夺利的状态之中，但这好歹是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对民间社会生活影响不大，日本社会整体还是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这自然会令一直在大唐文明面前处于自卑状态的日本赶脚扬眉吐气。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终止了延续近三百年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

然而这一时期的日本逐渐开始盛行文殊信仰，致使一些高僧不断努力争取要求朝廷允许他们前往中国求法巡礼。此时的日本朝廷尽管自我膨胀，但还没失去脑子——他们依然希望时刻关注对面大陆上的一举一动以做出相应的对策；另一方面此时的日本贵族大臣普遍认为相比战乱的中原而言日本是律令制度完备的国家，以前日本要效法大唐文明，如今日本已可以前往中原弘扬日本文明。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日本朝廷终于在926年答应了高僧宽建、宽辅渡海来华的请求。

宽建一行来华正值后唐明宗天成二年，结果遭遇五代战乱的使团成员四散飘零。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大藏经》雕刻完工，全书共5048卷，卷子装潢共480函，计雕版13万块，以后又陆续增加东土撰述及《贞元录》各经，最后达到653帙，6620卷，世称《开宝藏》，成为此后官私刻藏的重要标准，日本、高丽、契丹、西夏等国刻藏也皆以此为底本，各国为获得宋朝赏赐的《大藏经》多方来宋请求。一位法号奝然的日本高僧也被《大藏经》深深吸引，于是慕名前来宋朝。

奝然（938—1016年）俗姓秦，据说祖上出自秦始皇嬴政，从中国大陆迁徙渡海来到日本定居。奝然生于京都，幼入东大寺从观理习三论宗，又从石山寺元杲习真言密教。不过奝然的赴宋之旅并非一帆风顺——他遭到了来自朝廷官员和其他僧众的双重反对：朝廷官员反对是因为日益膨胀的自大心态；其他僧众的反对则是出于嫉妒——看过在下之前的文章的朋友可能还记得日本僧侣尽管出家，其实一直和朝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意味着奝然赴宋一旦扬名立万将极大打击其他寺院教派的利益。然而也正因为日本僧侣和朝政的俩系，支持奝然的官员和僧众几乎和反对者一样多。经过两派的明争暗斗，奝然请得东大寺的入宋牒，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之船入宋求法。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十八日抵临海，于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求学天台宗。九月九日上天台山国清寺巡礼，继入东京谒宋太宗。太宗召见奝然，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又求诣五台山，复归东京，游历洛阳、龙门诸圣迹。雍熙二年（985年）六月二十七日回到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雍熙三年（986年）六月奝然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之舶回到了日本。奝然求学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时龙兴寺已改“开元”之名。此时距日本天台宗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坦受圆教菩萨戒也有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了。但奝然仍把它作为求学的起始和回归之地，可见临海龙兴寺在日本天台宗和奝然心目中之神圣。奝然在临海开元寺一住就是一年时间，回国时带去了大量的经书和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现存于日本京都五台山嵯峨清凉寺之释迦瑞像。瑞像的雕刻是在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完成的。据《鉴端造立记》和《入瑞像五脏具记舍物表》：瑞像的雕刻时间是雍熙二年（985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八日，并且工匠张延皎、张延袭兄弟的名字明确书写于像背装藏洞的木盖板背后。此外瑞像台座上还阴刻有“唐国台州开元寺（龙兴寺）僧保宁”十字。

奝然一行在东京汴梁曾蒙宋太宗圣旨巡礼汴梁城中大小寺院，当行至左街天寿寺时忽然有人来告：有日本国照远大师赐紫超会来访——超会是后唐明宗天成二年随宽建、宽辅来华的随行者之一，也是奝然仰慕已久的前辈。双方相见后奝然才发现此时已85岁的超会已在中原生活了50年，早已忘却了日语，好在是这时的日本通用汉字，尽管口语不通，却可以借助文字进行笔谈。这时的日本尽管开始出现自信爆棚的征兆，然而这种自信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深深的自卑——尽管日本借助汉字的偏旁部首发明了假名，可公卿贵族和得道高僧一直以能熟练书写汉字为荣——在日本使团送给宋朝皇帝的礼物中最令其引以为豪的居然是汉字书法作品，并且他们会为获得中国人的赞美而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