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初唐的第一隐士，王勃的叔祖，被誉为五律的奠基人

在初唐诗坛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才华横溢，热爱自由；虽生于乱世，却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他性情孤高，嗜酒如命，只要有人以酒诚邀，那么他必会欣然前往；他打破了长期以来诗歌创作内容的局限，被誉为“五言律诗的奠基者”。

这个人就是王绩。

他是隋代国子博士王隆的儿子，是思想家王通的弟弟。王家兄弟自小深受家学熏陶，他们一个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个则对诗歌尤其是律诗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人说王绩过于放纵自我，没有担负起一个文人应有的社会责任。

但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诗人便会发现，他不仅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更闪烁着耀眼的个性光芒。

贞观十八年（644年），时年56岁的王绩躺在病榻上。重病在身的他预感自己已时日无多，便像陶渊明写下《自祭文》那样，给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在佛道世界观的影响下，王绩一再叮嘱家人，待自己去世后，务必要薄葬。在病榻上呼吸沉重的王绩，心中翻涌起无限感慨，他恍然发觉，此时距离他初次来到长安游历，已经过去了45年。

作为经历了隋唐两个朝代的诗人，王绩这一生充满了故事性。

在诗歌创作上，他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诗人；在政治生涯中，他三仕三隐，选择与酒为伴。而这一切还要从他年幼时开始说起。

（一）王先生的三仕三隐

年幼时的王绩不仅勤奋好学，而且记忆力极强。据说，王绩在8岁时就已经研读《春秋左氏传》，并且在读书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奇思妙想，绝非一个只会读书而不会思考的“书呆子”。

隋开皇二十年，11岁的王绩来到长安游历，并得到机会拜见当时的权臣杨素。在座的那些公卿大臣见到少年王绩便纷纷赞叹——好一个聪慧过人的神仙童子！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杨素，也对王绩啧啧称叹。可想而知，这位翩翩少年该是多么地丰神俊朗、才华过人。

大业末年，王绩以出色成绩考中了孝廉科，由此踏上仕途，被任命为秘书正字。孝廉科是一种察举制考试科目，它设立于汉武帝时期，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途径。所谓“孝廉”指的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就是要孝顺父母、为人廉正。秘书正字这一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编辑。

但入仕时间不长，王绩便推说自己身体抱恙，不适合留在朝中做官。考虑到王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就任命他为扬州的六合县县丞。这个官职和秘书正字相比，没有什么分量可言，虽然秘书正字的官职也不算高，但好歹秘书省位于中枢。不过，王绩既不在意官职大小，也不在意身在何处，只要不耽误自己过逍遥日子便好。

只是，那些看不惯王绩的人耐不住性子弹劾了他。王绩想到，隋朝末年正值乱世，自己又实在不喜欢官场生活，干脆借口风邪患病，连夜乘船远走高飞。临行之前，他不住地感叹：自己就好比陷入了天罗地网一样，这世间处处是束缚，能到哪里去呢？看来只有回乡这一条路了。

临行前，王绩留下一首诗，翩然而去：“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这便是说，就在那沧海白云边，寻一处幽静避人的林泉建造一所住处，此生也不再对功名留意，只想在烟霞之中度过平淡悠然的一生。

此刻的他，放下了当年的风发意气，只想远离朝廷，过着简单自在的日子。

随着唐王朝建立，身为隋朝官员的王绩便在门下省待诏。某一天，王绩的弟弟、唐高祖李渊的带刀侍卫王静问他：“待招可还顺心吗？”王绩回答：“待招薪水微薄，境况不佳，不过每天倒是有好酒三升供应，所以我还有点留恋。”

江国公陈叔达得知后就说：“三升好酒，不足以留住王先生。”因而特别批准王绩每日可饮酒一斗。“斗酒学士”这个绰号，便是这样来的。

然而，即便每日一斗酒，也未能留住这博学多才又性格不羁的王先生。贞观初年，王绩再次辞官回家，过起隐居生活。像上次一样，他这次依然以身体抱恙为借口。在这段隐居岁月里，王绩结识了一位新伙伴。此人便是隐居在黄河岸边三十余年的仲长子光。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沉默不语，为人直率。性情孤傲的王绩向来喜欢真诚、坦率的人，而个性真率的仲长子光恰好与他极为投缘。为了方便与仲长子光喝酒，王绩干脆就在仲长子光的住处附近修建了房屋。

王绩雇佣了几个帮佣，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喝酒，田里种着黍，春秋两季酿酒，此外还饲养了一些家禽。这样的田园生活简单质朴却充满了温情，很合王绩的心意。只不过，王绩这第二段归隐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再次入朝为官，并且这一次是王绩自己主动“要”了一个职位。

当时，有一位名叫焦革的人在太乐署任职，特别善于酿酒。也正因此，王绩希望能够出任太乐丞。可是，吏部认为王绩品级不对，这不符合规矩，最终禁不住王绩的一再请求，才许了他太乐丞这一职位。

从此之后，焦革便时常给王绩送去自家酿造的美酒，偶尔他们两人也会举杯痛饮，共享佳酿。遗憾的是，焦革不久就去世了。幸好焦革的夫人依然定期给王绩送酒，不然王先生都无法安然度日。一年多后，随着焦革夫人辞世，王绩再也品尝不到这样的好酒。他只能长叹一声，“看来老天爷不肯让我再喝到世间美酒了啊。”既已无酒可饮，又不愿忍受官场束缚，王绩便再次辞官归隐。从此之后直到去世，他再没有踏入仕途。

（二）从少年得志到永不出仕

王绩这三仕三隐的人生经历，既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更与他的性格有关。

年少的时候，他春风得意，挥笔写下了一首《咏妓》：“妖姬饰靓妆，窈窕出兰房。日照当轩影，风吹满路香。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不应令曲误，持此试周郎。”

娇艳女子，姿态美好，她走出闺阁，见阳光照在窗上，闻到微风吹来的清香。早些时候拿着轻而薄的扇子唱歌，如今又换上一袭长衫舞蹈。按说不该在曲调上出现失误，但也只是想以此试探一下精通音律的周郎。

领受着各种赞美并且博学多才的王绩颇有一股孤傲之气，他对自己的人生前景充满无尽期许，也对建功立业充满了渴望。但是当他踏上仕途之后，却感觉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因为此时的隋朝已经风雨飘摇。王绩在《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一诗中这样写道：“遇坎聊知止，逢风或未归。孤根何处断，轻叶强能飞。”

遭遇人生低谷时才知道停止，遇到风起时也未必能有归处。不知这孤独无依的境况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人生如一片轻叶翻飞不停。一首诗，道尽了王绩心中的孤苦以及对前途的迷茫，他的性格也逐渐趋向于追求淡泊无为。

生性孤傲的王绩既看不到人生前景，又无法忍受官场的束缚，在意识到这样的仕途生活并不适合自己时，他先是后退一步担任六合县丞，再想方设法远离朝廷，以求得一个自由自在，这便有了他第一次归隐的经历。此时的王绩早已被残酷的现实磨平了最初的棱角，但他心中依然残存着一些入世的志向。

经历过隋唐更替之后，正值壮年的王绩对新王朝尚存希望。他在《赠李征君大寿》一诗的结尾处写道：“管宁存祭礼，王霸重朝章。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三国时期的隐士管宁保留祭礼、整治威仪，东汉将领王霸归附光武帝，建立功业，如今我王绩身处新朝，也要追随帝王，看我身披华美裘衣，也要在盛唐做一番事业。可见，王绩内心涌动着万千期待。

然而，这新王朝依然充满动荡，官场也未必比之前干净多少。在《古意六首》中，王绩甚至发出了“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的感慨：一个王朝的盛衰自有其天时，真正的圣贤从不为此操心。言外之意便是他萌生出再度归隐的念头，而他之所以打算归隐，则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他虽有建功立业之心，可惜现实不允许，因为他难以在现实中找到人生的方向。

贞观初年，王绩终于实现了自己“二次归隐”的心愿，他终于可以追求精神上的无拘无束和生活上的洒脱恣意。可是退出官场之后也就意味着维持生活会有些困难。孤高的王绩在现实面前做出妥协，决定向朝廷伸手要个官职，这时他性格中的入世一面，占据了压倒性上风。

只是当他第三次出仕又第三次归隐时，心头残存的入世精神和济世建业的情怀也已经荡然无存。王绩对世事彻底失去了兴趣，他在乡野生活中感受着四时风光，也承受着无法消解的精神苦闷。曾经，他也有过知己，比如仲长子光，比如焦革，可如今，他再也没有了可以交心之人。

（三）格律诗的鼻祖

也正是在这种无限孤独的生活环境下，王绩写出了传颂千古，被誉为“第一首”五律的《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若问现存唐诗中最早的五言律诗是哪首，答案正是王绩的这首《野望》。

在某一天的傍晚，王绩独自来到东皋，眺望原野，他走来走去地徘徊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很显然，此刻的他六神无主，似乎很是烦躁。也可能此刻的王绩有些孤独和憋闷，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只是，原野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知己呢？无奈之下，王绩只能把目光投向自然。此时秋意正浓，每一棵树都光秃秃的，每一座山上都披着斜阳余晖，四处一片凋零，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放牧的农人到了傍晚便把牛羊赶回，打猎的猎户则把猎获的野味带回各自家中。大家自顾自地赶路，似乎都很忙碌。王绩打量着这些农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和自己认识。在当时那个时代，他找不到知音，便只好怀念古时候那些隐居的贤者。

南朝诗风，艳丽华靡，而多言之无物。生活在隋末唐初的王绩，却以质朴的语句写出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他借助于山水景物，传达出隐逸诗情，在秋色余晖中，将短暂的感受凝结成为不朽的永恒。

王绩的那些苦闷心事，藉由这首诗得到了宣泄，他的传奇故事，也随着《野望》一诗而流传至今。

（四）他这一生并不虚度

说起王绩这一生，可能只有两件事办得最好，一是喝酒，二是作诗。但如果王绩本人能够发表意见的话，那么想来他会摆摆手说；这一生喝酒最要紧，其他诸如为官、种田、修史、作诗，那不过是捎带做的而已。

王绩这个人有多爱饮酒呢？他在隐居期间，轻易不肯出门，因为出门会耽误他喝酒。如果一定要出门办事，那么路过酒肆的时候，必然要喝个痛快，甚至“或留数日”。即便老朋友杜之松请他出山讲学，他都直接推辞掉，因为他不愿意为了应酬而抛弃在家饮酒的闲趣。

尽管王绩与酒为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就此虚度。他学会了焦革的酿酒方法，为了与普天下的爱酒人士分享酿酒经验，王绩写下了《酒经》；之后，他又撰写了《酒谱》，详细记述了各种美酒的历史。东周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史官分别是南史氏和董狐，唐代道士李淳风则称王绩为“酒家南董”，意思是王绩真乃酒家史官。

王绩这辈子最崇拜、最欣赏的人就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于是爱酒的他干脆给自己取了个“五斗先生”的称号；由于受到陶渊明那篇《五柳先生传》的启发，王绩干脆写了篇《五斗先生传》。

晚年的王绩将自己的日子活成了陶渊明的样子，他种田、养鸟、酿酒、写诗、弹琴，与苍山白云为友伴。

或许有人认为王绩过于放纵自我，没有担负起一个文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但是，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诗人便会发现，他不仅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更闪烁着耀眼的个性光芒；他身上不乏“学而优则仕”的济世情怀，但也展现处尊重人性为本的价值理念；他才华横溢，热爱自由，打破了长期以来诗歌创作内容的局限，被誉为“五言律诗的奠基者”，垂名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