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自然无需再过多的叙述,然而作为这次政变的序幕,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李渊宠爱的尹张二妃”淫乱宫廷“案则在千年一来被人津津乐道。民间好事者处于对宫闱中神秘事件的好奇心,编出了无数个版本,而且是花样百出,大家喜闻乐见。以至于在《说唐》以及一系列的隋唐故事背景的小说中也大量引用,到后来甚至延续到了评书、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去。然而这则案子到底是否存在呢?最早记述了这么一件大事的历史文献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历史长河中去找找答案。
首先从两唐书的文献中并无对此案的细节的详细记述,只能确认这是在“玄武门之变”爆发前一天,李渊召集李世民密谈时,李世民主动向李渊告发的。李渊听到这件事情后大为震怒,要求第二天李建成和李元吉回宫说明情况,要进行调查。然而正是在第二天李建成和李元吉回宫经过玄武门时,被李世民率领的尉迟恭等九名大将伏击,最终不敌被杀,造成了”玄武门之变“。从事件发生的逻辑关系看,如果李世民没有秘密搞法“淫乱宫廷”案,那就不会有李建成和李元吉回宫之事,自然玄武门之变就无从谈起。
李元吉
所以在谈论“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民间百姓,都或多或少的涉及道“淫乱宫廷”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李世民向李渊秘密告发的,但并没有提供详实的证据,说白了有点像在泼脏水。而两唐书中也无具体的细节描述,这与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乱伦案,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乱伦案完全不同,这两个案子反而在史书中或多或少的有细节提及。这个案子更像是一个引李建成和李元吉如圈套的诱饵,“玄武门之变”后也没有人进一步去追究这件事情。就连唐高祖李渊也对两个儿子给他戴绿帽子的事闭口不言了。
从这样的情况看,对于“淫乱宫廷”案只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这个案子的确存在,为了李渊的脸面只能隐藏于历史长河中。二是,这个案子本身就是李世民泼脏水和设计圈套的诱饵,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倾向于第二个结论,因为两唐书中既然把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这祖孙俩的事情都没放过,没道理还为李渊做什么隐藏,更何况两唐书对李渊的记述向来也不太光彩。而对于李世民来说,在太子位的争夺中泼脏水这种手段他不要太熟悉。不说别的,光是一个”私运盔甲“案都差点将李建成拉下太子位。
“私运盔甲”案史称“杨文干事件”,也是一件神秘莫测的太子谋反案,而且结局也相当奇葩,以后找机会细谈。而这样的事情在太子党与秦王党的交锋中经常才出现,所以互相泼脏水已经是日常操作。“私运盔甲”案最终还是没有动摇李建成的太子位,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李渊听了后宫尹德妃和张婕妤的话。这个事情在两唐书中有着详细记载,主要是证明了李建成与后宫两位妃子有勾结。这些勾结主要是在于权钱交易,钱财贿赂,探听消息,吹枕边风等等行为,还没有深入到“淫乱后宫”这么夸张的程度。
从清理来看,好不容易才从“私运盔甲”案子中脱身的李建成,没必要又搞出一个“淫乱后宫”的事情,这不是授人以柄么?如果李建成淫乱后宫这个事情真的存在,那这事的严重性可以说是十恶不赦,那李世民完全没必要冒风险搞什么“玄武门之变”。而且从“玄武门之变”的事后分析,李世民和李渊的对话中紧扣太子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谋反,而并没有提到“淫乱后宫”这种事情,可见他自己当初告密时就没有证据。因此有很大的几率来看,太子李建成的“淫乱后宫”案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李世民的一个圈套而已。
李世民
从现代史学界对唐朝历史的考证来看,一般认为两唐书中许多内容有不可信之处。主要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史学节操不好,他曾要求房玄龄许敬宗等大臣为他修改记录皇帝行为的《起居注》,其中《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在李世民的桌上的。而且唐高祖李渊的书佐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上记述的内容与两唐书有一定的差别,而温大雅深受李渊信任,且在皇位争夺战中力挺李世民,因此一般认为他的著作可信度高。宋朝的司马光也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认为“宫禁深地,莫能明也。”因此从史学界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李世民为了引李建成入圈套做的诱饵。事后为了自圆其说,也让自己的皇位来历合法化,干脆一黑到底,彻底将李建成和李元吉打到历史的反派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