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南宋最后的宰相为何被人不齿，不作田横刎，死矣死南荒
宋代是个出文人的朝代，也是个出奸臣的朝代，北宋是围绕“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最终是以“元祐党籍碑”的出台而结束；而南宋虽无明确的党争，但以权臣为中心的站队，以及战和之争，其炽烈程度更甚于北宋，所以，有宋一朝在《宋史》足足四篇的传记中，共有21人被录入奸臣之列。
《宋史》是元人脱脱主持编撰，采信的是南宋后期文人对前朝各时期重点人物的观点，其中的观点有很大的偏激之处，所谓“史实混乱、矛盾百出，且多存歪曲之辞”是也，所以，后世对《宋史》中人物评价的不实之处，颇多非议。
我认为，在这一众所谓的奸臣中，只有个别是铁板钉钉之奸臣，如秦桧，丁青皮；有些则颇有商榷，如章惇，如曾布，如韩侂胄，而受传统史评影响，有些虽没有列入《奸臣传》，却被后世视之为“奸臣”，这其中就包括王安石，汤思退等人，还有陈宜中。
龙湾区青山村宋左丞相陈宜中纪念馆
对陈宜中这个名字，现在除了对宋史小有研究之人，以及一些陈氏宗族后人外，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要知道，他可以说是大宋朝的最后一任宰相，与文天祥一左一右，主持南宋最后的走向， 而包括文天祥在内的“宋末三杰”，皆由其推荐而被朝廷擢用。
陈宜中，字与权，宋两浙东路之永嘉人，即今温州人，以廷试第二名入仕，初任绍兴府推官校书郎，后迁监察御史，贾似道革职后，陈宜中任右丞相力撑危局。
在一系列交战失败后，临安陷落，宋帝投降，陈宜中与文天祥和陆秀夫、张世杰等，组织一众人建立流亡小朝廷，被追至广东，陈宜中占城借兵未果而崖山惨败，陈避居暹罗，即今泰国，直至终老，年约65岁。
陈宜中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身上有个类似“跑跑”的标签，这便是在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而后世很多史家是将其界定在贪生怕死，书生误国一类之人，可以说，这是当前的主流认知。
当然，在他的家乡温州，是没有人认为他是奸臣的，反而认为他是宋末的擎天之柱，不仅为他修建了纪念馆，规模还不小，香火鼎盛，祭拜之人，络绎不绝。
至少我认为，陈宜中不是一个胆小鬼，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他如南宋立国之初的陈东一般，同当时的权臣丁大全抗争，并与其他五名太学生一起，不畏强权，上书天听，弹劾权相，“士论翕然称之，号为六君子”，史称“德佑六君子”。
权势熏天的丁大全当然回以颜色，六人全部下狱，不但削去了功名，并被发配去了边疆，“宜中谪建昌军”，以他这样的勇气我们可以看出，陈宜中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是一位以国家为己任，勇于担当之人。
后来，丁大全在同贾似道的争斗中落败，陈宜中等人得以平反，并直接进入殿试，他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即榜眼，开始了仕途之旅。
因为他是得益于贾似道的势力而入仕，贾大人也看中了这年轻才俊，自然想拉拢陈宜中为已所用，于是，在贾似道的庇荫和提携下，陈宜中仕途平坦，一路高歌，官阶不断地升迁。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宜中也逐渐成熟了起来，棱角也渐次被磨圆，没有了从前的锋芒，他也为贾似道做过不少打压政敌之事，所以，后世对他颇有诟病，将其看作是依附权贵之人，这也是很自然之事。
正当陈宜中在朝廷效力，长袖善舞之时，蒙古铁蹄的声响逐渐临近，随着襄阳陷落及丁家洲惨败，贾似道被罢官流放，最终在路途上被郑虎臣所杀，执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任命陈宜中为右丞相，全面主持临安危局。
在宋代的奸臣中，秦桧当然是排第一位的，接下来必定是这贾似道了，作为理宗朝的权臣，他肯定要为宋代的灭亡负一定的责任，虽然元人勇猛，大宋灭亡乃迟早之事，但贾似道的所作所为，人们也乐意把这一祸事的全部责任安在他的头上。
人们都认定陈宜中与贾似道是一党，这是主流认知，为之洗白者都对此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刻意地将这篇轻轻地翻了过去。
这个其实并不用讳言，贾似道对陈宜中不但有平反之恩，亦有提携之功，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二人处同一阵营，这个并不稀奇，关键是要看是否是沆瀣一气，为非作歹，就这点来看，陈宜中的确有帮凶的嫌疑。
且不说他受贾似道指使，弹劾忠良之臣，就从他执政后，将诛杀贾似道的郑虎臣杀害，这就足以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小可，这是典型的挟私报复，
此时，大批的朝臣武将投敌，连原来的宰相留梦炎都当了叛臣，陈宜中在此危难之际，举荐了如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但是，宋末之时，早已没有了良将，且不说没有岳飞这样的战神，连毕再遇、孟珙这样的将领也是难寻。
唯一能领军的武将，只有一个北来之人的张世杰了，而这些“归来人”是不会被重用的，当年的喊了一辈子收复故土的辛弃疾一直被闲置，便是最好的例证。
再说了，陈宜中乃一介书生，其才能显然不能当力挽狂澜之重任，而他依靠的这些人也都是些文人，忠义有余则才干不足，要指望他们能扶大厦之将倾，那也太勉为其难了。
宋代文人间的争斗为历代之最，一点也不输于明末党争，即使在这亡国的前夜，这些人还在内斗，当时御敌方案多多，逃亡、迁都，抗敌，各执一词，于是，一旦方案不被采纳，便会不容于朝，出走是当时很多朝臣的选择，而不会求同存异，以大局为重，共赴国难。
陈宜中担纲之初，也是努力而为，谋划御敌之策，一时也呈振兴之势，史书有赞，“定众志于缀旒之际，回治象于惊涛之冲”，可见还是对他努力的认可。
但随着焦山、溧阳及常州等一系列的战败，宋军主力尽失；而包括一些誓死不降，同元人血战到底的忠义之士，如扬州李庭芝等将领，对陈宜中也不信任，拒绝调遣，时局遂更加糜烂不堪，他也是无计可施。
临安陷落，谢老太后率众出降，陈宜中则带领众人出走福州，建立“海上行朝”，主持南宋流亡政府的全面工作，后又另立新君，继续抗敌，但回天无力。
接下来的他是离开了皇帝一行人，宋末行朝则在陆秀夫等人的带领下，逃至崖山，经过血战不敌，十数万人蹈海殉国，南宋覆灭。
颠风吹雨过吴川，极浦亭前望远天；
有路可通环屿外，无山堪并首阳巅；
淡云起处潮初长，夜月高时人未眠；
异日北归须记取，平芜尽处一峰圆。
陈宜中离开的理由是去占城借兵，这首诗是他在去占城途中所为，从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他是怀有复国之愿望，他不愿像伯夷、叔齐一样。宁愿饿死首阳山，而要奔异域待机再举的决心，但是，他的出走，历代对其还是很不齿的。
占城，即今越南中南部的一个蕞尔小国，去那里借兵，一看就是我们四川人所说的“扯把子”，想那占城能有几个人，能借到几个兵来抗击元人，所以，我凭直觉就认定他是临阵脱逃。
但是，能不能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并不是宵遁，亦不是去借兵，而是寻找宋王朝最后的退路，如后来南明永历帝退至缅甸一般，作战略大转移，当然，这是我的想象，是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的。
打是打不过那凶悍蒙古人的，而融入血液中的家国情怀是可能去卖国求荣的，那么，摆在如陈宜中这样文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如文天祥和陆秀夫那样，杀身成仁，以死殉国；再一条就是隐遁，但是，作为朝廷大员，是很难逃过追捕的，元人连谢枋德这样不在朝的人不放过，何况这曾经的宰相了。
我只能说，陈宜中远走他乡，是在度事不可为而选择的一种逃避，对此，他可以有很多理由来辩解，但我相信，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是改变不了人们对他行为性质认定的。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在宋末之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士大夫，以其感天动地的壮烈，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屈的壮歌，相比之下，陈宜中就显得很龌龊了。
以后人的观点站在道德高度，怎么评价陈宜中都不过分，在人们的感觉中，他就应该同大家一起，同生死，共存亡，那结局就只有一个，不是陆秀夫跳海殉国就是文天祥南市戮首，其它任何形式的活着，都是偷生，都是苟且。
对此，我就不展开说了，怕被指为汉奸言论，不过，我对陈宜中的选择，表示同情和理解，以退为进，又何尝不是一种策略，因为，只有存在，才有复国之希望，要是都死了，除了赢得世人对其鞠躬尽瘁的赞扬和一片掌声外，有何益处？
我很赞同那些惨烈的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一句台词，如一部描写川军抗日的电视剧中，全团拼光了，只剩下几个人，于是，他们向长官要求撤出阵地，“为我们川军留点种子吧”，此情此景，让人潸然泪下。
他们没有从血泊中爬起来，去扶起那百孔千疮的战旗，巍然挺立，被最后一颗炮弹炸飞，而是拖着残缺的身躯选择了撤退，对此，我们能忍心对他们横加指责吗？如果你不忍心的话，那么也应该对陈宜中一视同仁。
以陈宜中的声名和才能，如果降敌，那肯定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但是，他没有，“宜中在暹，仍念念不忘宋室，并遗嘱子女永不仕元”，他以自己的流风遗韵，书写着另一篇如箕子般的悲壮故事。
至少，他没有投降，至少，他没有卖国求荣，至少，他不食周粟，誓死不做亡国奴，我想，仅陈宜中的这些所作所为，我们对陈宜中就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毕竟，人无完人，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角度，对他进行道德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