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大奸相，史弥远专权时间最久，凭啥只有他没被列入奸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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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于嘉定十七年(1224)即位，到绍定六年(1233)的十年，是他四十年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也是特征鲜明的一个历史阶段。关于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黄震写道：“理宗初即位，仍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

这十年间，史弥远独相，“擅权用事，专任俭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奸恶，弗恤也。”

宋理宗对史弥远抱着敬畏之心，既恐惧史弥远颠覆他的皇位，又感激他的拥立之功，因而，他采取无为的态度，一切重大的决策都听命于史弥远。而史弥远作为一个僭越权力的人，实质上是一个“篡权者”。

自开禧三年(1207)谋杀韩侂胄夺取相权以来，他一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相。

引人注意的是，南宋一朝秦、韩、史、贾四位权相，其中三人——秦、韩、贾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而同为奸相的史弥远却没有列入《奸臣传》。

1、史弥远有多特殊？

这就说明，史弥远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

“史弥远掘权久于秦桧，无君之罪更甚，及身少诟置，死后又不立奸邪，则以弥远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

史弥远擅权表现出三个特点：

久、专、黠，比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

史弥远：

“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

可见，史弥远任宰相时间之长实现了历史之最。

南宋王朝历史一百五十二年，为宰相者六十三人，长期专权的宰相只有这四人。

并非为宰相者都可为权相，在大体相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中，宰相个人的出身（如是否为外戚）、个性、政治手腕是重要因素。

从史弥远的政治作风看，其人的一个重要性格特点是“沉静有谋，能断大事”。史弥远在弄权上确有一套，善搞阴谋，不动声色，胆大心细，做事果断。史弥远没有入奸臣传，后人感到不平，究其原因，则又显示出史弥远的高明之处。

赵翼指出：

“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

秦桧杀岳飞、窜赵鼎，迫害忠良，为恶太多，必然遭到人们的唾骂。

2、为何史弥远没有被列入《奸臣传》？

而史弥远的翻云覆雨也并不亚于秦桧，但是他手段比较隐蔽。

尤其是史弥远在宁宗时期，开禧北伐失败后，所做的两件事——“嘉定和议”和“嘉定更化”，也是当时形势下理当采取的应对之策，其积极意义也应当肯定。

如果说“嘉定和议”存在丧权辱国的一面，对金朝无原则的让步，对韩侂胄的政策有矫枉过正之处，那么“嘉定更化”受到了反对韩侂胄专权者和知识阶层的欢迎，尤其为“庆元党禁”中受迫害的理学之士翻案昭雪，则更是得到理学群体的肯定和颂扬。

史弥远：

“偃兵息民，南北复修于信誓。”“蕴识精明，存心宽裕。聿开更化之规，力佐弭兵之议。”“清明而端重，宏毅而粹温。有推贤进善之风，有折冲销萌之略。”

略去其中对史弥远的滋美之词，主要就是肯定史弥远的对金和议和“嘉定更化”。特别是史弥远倡导的“嘉定更化”，使在韩侂胄发动的“庆元党禁”中遭到迫害的理学之士扬眉吐气，此举得到理学群体的肯定和赞美，这是史弥远不入奸臣传的重要原因。

史弥远大肆贬黜韩侂胄的亲信和反理学人士，积极为曾经遭到韩侂胄打击的赵汝愚、朱熹及其追随者平反，官复原职，生者召回朝廷，死者“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

在史弥远的主持下，在嘉定时期，理学得以复苏，获得了一个自由发展的宽松时期，一度受到打压的理学人士又逐渐得势起来。

史弥远虽然无心将理学立于正统地位，理学之士的一些要求也并未能完全满足（如嘉定四年，李道传奏请北宋诸子从祀孔子庙廷，史弥远予以否定)，但是他起用理学人士，褒赠殁世名儒美谥，仍大大提高了理学的地位，为后来理宗统治时期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元朝修《宋史》者尊崇理学，其评判历史的价值标准带着很重的理学色彩。

他们在《进宋史表》中写道：

“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后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

已有学者指出：

“《宋史》具有以往封建史书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思想是程朱理学…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例如，对于《宋史》修撰“多所协赞’的铁木尔塔识，就对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张起岩对“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特别是在《宋史》的修撰中‘尤任劳动'的欧阳玄，更是一个对“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的道学家…欧阳玄为《宋史》定下的体例和他所撰写的论、赞、序以及《进宋史表》，都集中地贯彻了道学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从理学发展的角度看，史弥远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所以，在《宋史》中史弥远的历史地位就得到了肯定。这正是史弥远政治谋略的高明之处。

3、宋理宗对史弥远的褒扬

当然，也说明了史弥远对待理学和理学家的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得到肯定也是合理的、必然的。

史弥远对待理学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理宗的思想意识，理宗尊崇理学是史弥远尊崇理学政策的延续，其间的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宋史》修撰者主要依据南宋国史原本来修列传，史弥远去世后在理宗主导下所修的史氏传记无疑是全盘肯定、大加颂扬的。

无论是从政治权力授受上，思想继承性上，还是感情上，理宗都会给予史弥远以最大限度的褒扬。这就与韩侂胄被害后遭到全盘否定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理宗即位的前十年(1224一1233)，他不主社稷大计，任由史弥远掌控朝政。这既是理宗感谢史弥远拥立之功，主动将大权委于史弥远，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史弥远在此十年中权大摄主，理宗不敢有所作为。

史氏独相九年，只是到绍定六年(1233)病重将死之际才由郑清之与他并任右相、左相，郑清之又是史弥远扶持起来的亲信大臣，因此政权始终掌握在史弥远手中。

同时，史弥远始终兼任枢密使，掌握着兵权，同时让他的心腹薛极签书枢密院事，宣缯同知枢密院事，葛洪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签书枢密院事，袁韶同知枢密院事，薛极还在史弥远弥留之际被委任枢密使。

可见，靠宫廷政变、武力夺权发迹的史弥远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所以兵权牢牢握在手中，或者让自己信任的代理人替他掌管。史弥远掌握兵权，将帅多是他培植的势力，边帅与宰相勾结为一体。

在掌握行政权、兵权的同时，史弥远又控制住了监察大权，台谏大多不需荐举而直接拟除，皇帝只是画诺而已，使台谏官成为权臣的耳目喉舌，豢养猎犬似的台谏官，使之疯狂攻击政敌。史弥远“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

4、史弥远对台谏的控制

他物色、重用的台谏官员，如监察御史梁成大、监察御史李知孝、殿中侍御史莫泽被当时人称为“三凶”。梁成大、李知孝更是典型的狂犬式人物。

梁成大，字谦之，福州人，开禧元年进士。他素来苟贱无耻，县官任满希求升迁，巴结史弥远家仆万昕，万昕告诉他史弥远要排挤真德秀，粱成大就说：“某若人台（指御史台），必能办此事。”

万昕将此话转告史弥远，随后梁成大就通判扬州，不久升任宗正寺簿。宝庆元年，拜监察御史，接受史弥远旨意疯狂攻击为济王鸣不平的真德秀、魏了翁、胡梦昱等。

“成大天资暴狠，心术不正，凡可贼忠害良者，率多攘臂为之。”

当时人普遍厌恶梁成大，太学生们说，大字上应添一点，叫“梁成犬”。又有人认为，他连犬都不如：

“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

梁成大在宝庆、绍定年间在台谏系统，担任过监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谏，替史弥远搏击良臣。

李知孝是与梁成大齐名的史弥远爪牙，字孝章，越州上虞人，嘉定四年进士，曾任右丞相史弥远相府主管文字，拜监察御史，为史弥远排击真德秀、洪咨夔、胡梦昱、张忠恕等人，诋毁名儒傅伯成、杨简等。在宝庆、绍定年间，他任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右司谏、右谏议大夫，为史弥远的忠实走狗。

李知孝“苟于仕进，领袖庶顽，怀援迷国，排斥诸贤殆尽。”端平理宗亲政，将李知孝贬死瑞州，大快人心。

宝庆初年史弥远重用的台谏官主要是如下几人：监察御史梁成大、李知孝、殿中侍御史莫泽、谏议大夫朱端常、给事中王墍、盛章。这些鹰犬把为济王鸣冤从而不利于史弥远的官员或排挤出朝，或挤陷贬死远方。既然行政权、兵权、监察权以及财权等主要权力都集中于史弥远之手，理宗虽然是皇帝，但实际上却并无皇权。

这个冷酷的现实使他陷于无所作为的地步，采取渊默无为的态度是审时度势的结果。

如果理宗要有所作为，就必然与史弥远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只会对理宗不利甚至致使其失去皇位。因此，我们不宜过多地责难理宗在统治前十年的渊默无为。这不是他的过失，因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史弥远在宁宗一朝已经专权了十七年之久。

任何人都跳不出历史和社会的限制，只能在既有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宋理宗也不例外。如果要追究历史责任，那么，理宗的先帝宁宗难辞其咎，史弥远的专权乃是“以主宁宗昏而得逞”。

总而言之，应有两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促使理宗渊默十年，一是畏怕史弥远而不敢为，二是感激史弥远而让权，而两者相比，前者是主要原因，后者是由于前者的存在而采取的保全自身之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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